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在日本歷史的發(fā)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神社作為神道教的神圣場所，既是宗教思想的體現，也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但鮮為人知的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神社曾作為侵華日軍的先兵在中國境內泛濫一時。這段史實長期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直到近年才逐漸浮出水面，各地相繼報導發(fā)現了日本神社式的建筑。

青島神社舊影，始建于1916年，用于供奉天照大神和祭奠攻占青島期間死亡的日軍官兵，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政府在當地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將其拆除。

“超越宗教的非宗教的宗教”

如果說神社本身是作為宗教的神道教的產物，那么中國境內的神社則是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神道的象征。在談及中國境內的神社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理清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支柱——國家神道的來龍去脈。

1868年1月，以明治天皇為核心的新政府軍在鳥羽-伏見之戰(zhàn)中擊潰幕府軍隊，為倒幕運動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3月，新政府軍兵臨江戶城下，倒幕運動接近尾聲。但國內的局勢并不太平，舊幕府勢力形成“奧羽越列藩同盟”在東部地區(qū)頑抗，各地的農民抗爭與市民暴動此起彼伏。面對復雜的國內政局，在“尊皇”的口號中建立起來的明治新政權迫切需要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重樹天皇的威嚴。為此，新政府加緊了神道國教化（即國家神道）的進程，使之成為構建天皇神話的理論基礎。

明治政府對民間神社所做的整理，成為構建國家神道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是年3月13日，新政府發(fā)布“祭政一致”布告：“茲者王政復古，根據神武創(chuàng)業(yè)之基，諸事一新，恢復祭政一致制度。首先在恢復、建立神祇官之后，亦將陸續(xù)舉辦各式祭典。……諸神社神主、禰宜、祝、神部等，嗣后均歸由神祇官管轄。”長達數十年的神社整理由此拉開了序幕。所謂神社整理就是現存神社的廢止、合并或轉移到其他神社境內，而廢止、合并或轉移的基準則來自政府的統(tǒng)一規(guī)定。1871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以祭祀皇室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為大元締，制訂正式社格（神社等級），規(guī)定由神祇官統(tǒng)一管轄全國神社。該年5月，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規(guī)定了官社、諸社的區(qū)別和社格。緊接的7月又制定了《鄉(xiāng)社定則》，正式規(guī)定府縣社、鄉(xiāng)社、村社的社格，沒有授予以上社格的神社視則為無格社。于是，神社被分成了官社、府縣社、鄉(xiāng)社、村社和無格社五個等級，按照中央集權方式重新編組。由此，原本零散于民間各地的神社有了統(tǒng)一的規(guī)劃，一并納入到國家神道的體系之中。

1913—1914年內務省先后發(fā)布了《官國幣社以下神社神職奉務規(guī)則》《官國幣社以下神社祭祀令》與《官國幣社以下神社祭式》，把明治維新以來的神社整理作了最終總結：以伊勢神宮為頂點，將全國各地的神社按金字塔型編成國家的祭祀體系，神社被定位成國家祭祀的場所，天皇就是最高神天照大神靈統(tǒng)的祭主。至此，天皇的神圣地位再次被凸顯出來，神社整理運動也基本宣告完成。

日本伊勢神宮

以神社整理的方式改革神道教，進而提高與鞏固天皇的崇高地位，這在歷史上并非首創(chuàng)。早在7世紀中期的大化改新之時，當時的皇室就曾通過神社整理建立起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皇室神道。但近代初期的國家神道又具有其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在“祭政一致”的旗幟下，神社祭祀不僅作為天皇神圣的依據，更與民族國家的形成緊密捆綁在了一起。1890年頒布的《設置神祇官申請書》充分說明了神社祭祀、國家神道和民族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夫天地神祇，均在祖宗與祖宗之臣民，皆在效力于國家之創(chuàng)始和守城者。由是，當知我祭祀之禮絕非基于宗教之信念，乃基于國家之感想。即本邦之祭祀為國家祖?zhèn)髦赜袃x式，須以之為國種民族統(tǒng)一之表象，永久保存。夫大小神社，為皇祖皇宗，為臣民之祖宗，即國家之重大祭祀。神祇道乃國家祖宗之遺訓。輕侮神祇道即輕侮皇室、輕侮國家、輕侮國家之祖宗，亦輕侮輕侮者之祖先。”

如果說對于其他宗教人們尚有不信或不敬的自由，那么對于國家神道則沒有這種的自由。它是一種與祖先崇拜相結合，以天照大神為祖先神，國民必須相信、必須崇敬的信仰。在神道教中，神社首先是祭祀的場所，但在經過整理的神社中舉行的祭祀已經具備了國家祭祀的性質，國民在國家祭祀中被引向對擁有共同祖先“天祖”的民族國家的崇敬。正如日本學者所指出的，國家神道是明治日本效仿西歐各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模式，重編傳統(tǒng)、重新構建起來的“超越宗教的非宗教的宗教”。

神社在中國的擴張

國家神道的建立促進了日本國民的整合，對于日本從近代化的浪潮中脫穎而出有著一定的貢獻。但即便是健全的民族主義，當國家間對立趨于表面化時，也便容易趨附于國家的權力。20世紀隨著日本不斷擴大對外侵略，國家神道蛻變?yōu)閼?zhàn)爭的工具。二戰(zhàn)期間日本全國已有大小神社10萬多個，遍布每一個角落，成為實行國民控制和宣揚軍國主義的場所。不僅如此，神社還作為侵略的先兵，向朝鮮、中國和東南亞等地區(qū)急速擴張。

臺灣神社是日本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座神社。1895年10月，率軍進攻臺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死于臺南，日本政府決定在臺灣建立神社，將其作為神來祭祀。臺灣神社始建于1900年9月，到1901年建成，后改稱為神宮，這是日本在中國建立神社的開始。此后，總督府憑借行政力量在全臺各地建造神社，包括基隆、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花蓮港、臺東、澎湖等地。其中，除了開山神社祭祀鄭成功外，其他各社都祭有這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

臺灣現存最完整的桃園神社，供奉北白川宮能久

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日本實際控制了朝鮮，隨即目光轉向中國的東北。鑒于安東是從朝鮮半島進入中國東北的必經要道，當地的日本團體于1905年10月在中國東北最早建起了安東神社。緊接著，日本又在“滿鐵”沿線的重要城鎮(zhèn)相繼建立神社，如關水神社、千山神社、撫順神社、遼陽神社、公主嶺神社、大連神社、鐵嶺稻荷神社等等。至偽滿成立前，中國東北的神社已經達到44座，其目的被定位為“懷柔土人”“沐浴皇化”“精神上慰安同胞”。同一時段里，在作為通商港口或日租界的上海、青島、大連、廈門等地也相繼出現日本神社，但與東北神社不同的是，這些神社當時未必都有宗教侵略的動機，大部分是為在華日本人提供宗教服務的，規(guī)模也不算大。

明信片上的漢口神社。始建于1934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一度被當地軍民搗毀，1938年漢口陷落后重建，抗戰(zhàn)勝利后最終拆除

日本神社在中國的大肆擴張，主要是1931到1945年期間。九一八事變后，神道界人士紛紛要求乘軍事勝利在中國大力推進神道布教，就連日本軍隊里也配備了神職人員，每個師團配備3名，每個兵站監(jiān)配備2名，每個獨立旅團配備1名，負責所屬部隊的祭祀、宣撫和教化。有鑒于此，1936年6月日本外務省頒布了《“滿洲國”及中華民國神社規(guī)則》，對在中國建立神社做出統(tǒng)一的申報要求，對已有神社則要求核實匯報。七七事變前，日本的神社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qū)和日租界內；事變發(fā)生后，“興亞院”和神道界立刻緊鑼密鼓地策劃著在中國各地，尤其是在那些在軍事、經濟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城市中修建神社，北自東北的興安嶺地區(qū)，南至香港、廣州，東起青島，西至包頭、太原。

（編者注：圖內“厚和”是偽政權對呼和浩特的稱呼）

1940年是日本皇紀的2600年，在中國各地建造神社的數目也在那一年達到了極盛。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于該年第二次訪日，在日本的旨意下捧回了天照大神放在建國神廟中供養(yǎng)，讓偽滿官員頂禮膜拜。此后，東北的神社數量呈現急劇增加之勢。據統(tǒng)計，至日本戰(zhàn)敗時中國東北地區(qū)建立的有據可查的神社已達到了302座，在短短15年的時間內數量就比前30年翻了近六倍之多，而其中的絕大部分是建于40年代。中國其他地區(qū)的神社建造情況也基本類似，從下表的數據中可以看到，1940年建造神社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前25年的總和。

神社中通常都會奉有祭神，并且選擇若干其他神祇作為他們的配祀。在上述神社中，最常見的祭神自然是作為“天祖”的天照大神和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的明治天皇，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幾乎一半以上的神社都祭有大國主神。據外務省檔案的記載，這是因為大國主神作為開拓殖產之神，在殖民地受到特別的崇敬。

侵華日軍的幫兇

整個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先后在華建立神社多達500至600座，這個龐大的神社體系一定意義上即是日本國內神社網絡和國家神道在中國境內的擴大與延伸。此時的國家神道已經成為宣揚戰(zhàn)爭的工具，在這個以神社為節(jié)點的巨大的國家神道網絡中，神社的最根本作用也就是為戰(zhàn)爭做精神上的動員。

具體來說，中國境內日本可以動員的力量主要有三種，即在華日僑、侵華日軍、淪陷區(qū)的偽政府和偽軍。對于不同的力量，神社所起的動員作用各不相同又相互關聯(lián)。

1. 對于在華日僑：煽動民族情緒的場所。

國家神道伴隨著神社的建立擴張到了中國，因而在華神社最直接、最明顯的功能就是維持中國境內日本僑民的神道信仰，煽動其民族情緒，從而為戰(zhàn)爭的全面展開爭取僑民的廣泛支持。以日軍的“鐵力訓練所”為例，“青年義勇隊”的訓練生們在離開日本前必須先到靖國神社去參拜，等到到達了鐵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還是到神社去參拜，為的是感謝天照大神護佑他們一路平安，兩國的神社在這里形成了一種空間上的關聯(lián)。

神社的選址往往十分講究。如南京神社最終選址在南京城西的五臺山頂，因為此處是南京的制高點之一，可以俯瞰全城。這也意味著全城的日僑都可以看到神社，都能感受到天皇的“御陵威”和“祖國的光芒”。不僅如此，神社里的供奉人員都為日本人，服裝有嚴格的規(guī)定：皇族參拜及大祭穿正裝，中祭穿禮裝，小祭和平時穿常裝。平時若有中國人進入神社，則必須鞠躬，否則就要挨打。神社的使用也有細致的規(guī)章，神社以外的人如需使用神社院落，須向所轄的帝國領事館詳細匯報使用目的、使用面積、使用期限和租用金等等。以上種種，目的都在于為神社營造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氛圍，神社的神圣即意味著國家的神圣，日僑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感也就能隨之被激發(fā)出來。

隨著戰(zhàn)爭的不斷擴大，神社中宣揚民族情緒、鼓舞士氣的方式也更加多樣化。有時，神社還會被用于展出日軍獲得的中國軍隊的武器。如1937年上海淪陷后，上海神社社司鶴田榮治在給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廣田乙和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報告中提到：將此次“日支事變”（注：即“七七事變”）以來光輝戰(zhàn)利品陳列于上海神社境內，以加深僑民對本次事變的認識，進而永久奉答“英靈”。

上海神社舊影，始建于1938年，用于供奉淞滬會戰(zhàn)中死者的亡靈，抗戰(zhàn)勝利后拆除

2．對于侵華日軍：暫存死者骨灰的場所。

隨著戰(zhàn)爭的進行，神社數目不斷膨脹，所祭之神不再限于神話人物和歷代天皇，戰(zhàn)死的日本軍人都可作為“英靈”給予祭祀。北白川宮能久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個在對外占領中死亡而被封為神的人物，這種方式在進攻中國大陸時得到推廣，借以鼓舞日本士兵的士氣，神社也就成為了祭祀所謂“英靈”的場所。

在大陸戰(zhàn)場上死亡或病故的日軍尸體通常就地焚化，裝入骨灰盒，暫存于神社中。為解決成千上萬日軍官兵的骨灰盒的問題，日軍在中國各地建立神社的數量急劇上升，各種祭奠儀式也隨之越發(fā)頻繁。江南地區(qū)建立最早的神社是上海神社，境內的護國神社也與后來的南京護國神社相似，一度被日軍用作祭祀一二八事變和淞滬戰(zhàn)役中死者亡靈的場所。1942年南京神社建成，成為中國最大的日本神社，附近的清涼山正是焚燒日軍尸體的場所，每當有日軍死亡將士的尸體在清涼山火化裝盒，就會由日本憲兵隊和儀仗兵列隊護送，送入五臺山的南京神社暫存，接受祭祀以獲得“死后的安寧”。最隆重的一次祭祀儀式發(fā)生在1942年12月底，駐漢口日軍派一艘炮艦送來第十一軍司令官象田攻中將及其他十九名將佐的骨灰盒。當事人回憶說，當時“神社外有上千日軍家屬、僑民、商人，一齊放聲嚎哭，呼天搶地；神社的主祭師等人員迎上來再三鞠躬，執(zhí)拂塵開道，引著浩浩蕩蕩的送靈隊伍進入低垂著太陽旗的大門……”

這樣的祭奠儀式在中國大陸的其他地方也同樣進行著。日軍把祭祀活動的日期擴展到紀元節(jié)、天長節(jié)、宣詔紀念日以及其它重要節(jié)日，這樣一來，每年的祭祀活動日就多達40余天。每當祭日，侵華日軍每年都強行召集當地縣城的日本居民、偽職官員、青年學生都到神社參加祭祀活動。參加者面對大殿“默哀”，背誦“《國民訓》”等。如此“神圣”而又繁雜的儀式，無非就是要證明“死后安寧”這一美麗謊言，引導生者甘愿為所謂國家事業(yè)而從容赴死。

3. 對于偽政府和偽軍：各種祭典儀式的場所。

日軍占領一地后常常會扶植偽政府與偽軍，當地的神社則通過舉行各種祭典儀式，進而改變宗教信仰，不斷強化偽政府和偽軍作為日軍侵華幫兇的自我定位。

以淪陷時間最長的東北地區(qū)為例。偽“滿洲國”成立不久，偽政府要員就已多次受邀前去參加日本式的神道祭祀活動，偽國務總理鄭孝胥在1932年6月4日的日記中提到“日本長春神社祈福祭，請往觀禮，祭畢攝影”。溥儀本人也常常被迫參加各種日軍將士的慰靈祭，尤其是每逢“建國神廟”中的大祭都必須親臨祭典。侵華日軍還將每月8日定為“昭書奉戴日”，偽職人員須帶領學生們著統(tǒng)一服裝到神社接受“神道廣義”和“軍國廣義”教育，聽日本官員宣講“天照大神”的英明和介紹死亡軍人的“功績”。常態(tài)性儀式具有不斷提醒，強化記憶的功能。儀式中不僅有施禮者和受禮者，還有眾多的旁觀者，在觀看過程中轉化為儀式的實際參與者，這些具有持久性和重復性的傳輸，即不斷進行反復宣教，使人們形成深刻的習慣性記憶。

伴隨各種儀式的常態(tài)化，偽“滿洲國”的宗教信仰也受到了沖擊。偽滿建立初期，其政權性質還帶有較強的儒教色彩，但隨著神道儀式的全面展開，儒教的地位不斷衰落。自1940年溥儀從日本捧回天照大神放在“建國神廟”中供奉后，奉祀天照大神的宗教就實際上成為了偽滿的“國教”，當地人每次經過神廟都要行90度的“最敬禮”，青年男女結婚則必須采用神前婚的形式。同時，偽滿還大力宣揚“‘滿洲國’是在天照大神的保護下建立的”，若對天照大神犯有不敬，將被判1到7年有期徒刑。制定的“《國民訓》”第一條即是“國民須念‘建國’溯源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當時的內蒙古東部也被偽“滿洲國”占據，1940年初日軍在張家口建造了“蒙疆神社”，稱其為“蒙疆地區(qū)的總守護神”與“東亞民族的精神據點”。

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淪陷區(qū)中亦不少見，雖然其規(guī)模難以與偽“滿洲國”相比，但當地的偽政府、偽軍，乃至居民在反復的日式遙拜、祭典和誦讀儀式中，被不斷灌輸惟神之道，消磨民族意識，代之以為日軍效命的記憶思維，其戰(zhàn)爭動員的意義依然可見。正如美國學者保羅·康納頓所說：“儀式語言作為一種記憶手段，具有強大的力量。”

大國主神銅像（日本出云大社）

結語

在華神社的建立是與日本的戰(zhàn)爭動員方針緊密相連的。一方面，神社成為了在華日僑宣泄民族情緒、支持戰(zhàn)爭的主要場所，將僑民也吸收到“總體戰(zhàn)”的框架之中；同時又通過種種反復進行的儀式，消磨淪陷區(qū)偽軍、偽政府，乃至當地居民的民族意識，使其甘愿成為日本侵華的幫手。另一方面，神社成為戰(zhàn)爭中暫時存放戰(zhàn)死日軍骨灰的場所，與日本本土的靖國神社緊密相聯(lián)，以“死后安寧”美麗謊言誘使日本士兵為戰(zhàn)爭事業(yè)傾盡全力。神社的擴張，本質上就是國家神道的擴張，與軍事上的侵略緊密配合，成為侵華戰(zhàn)車的雙輪。

1945年美國占領日本后，麥克阿瑟隨即發(fā)布了《神道指令》，宣布政教分離，標志著國家神道的瓦解。大部分中國境內的日本神社也在抗戰(zhàn)勝利后被拆除或廢棄，這段歷史隨之被人們淡忘。但是，軍國主義的幽靈并沒有從亞洲的上空徹底消失。作為死亡日軍“靈之所在”的靖國神社，至今供奉著14位甲級戰(zhàn)犯的“英靈”，接受多屆日本首相的參拜。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華神社的史實才開始被重新提及，各處的遺跡與相關記載也才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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