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住宅自有率一直處于很高的水平，近五年都維持在85%左右。根據2016年第四季度的官方住宅價格報表，全臺灣的房貸負擔率為38.34%，這意味著房貸約占收入總額的三分之一。和東亞其他發達的經濟體相比，這并不是非常高的比重。但是，臺灣島內的地區差異很大，臺北市的房貸負擔率高達62.48%。論工作機會、薪資水平等個人發展需求，很多人不得不生活在“大臺北地區”（即以臺北市為中心的臺北、新北與基隆地區），選擇“以租代買”的居住模式。

在熱門的租房網站591上，除了完整的家庭戶出租外，更多的是面向打工者和學生的“雅房”或“套房”。“雅房”指的是需與人共用衛浴的單間；“套房”指的是自帶衛浴（通常狹小簡陋）的單間。

新臺幣5000元的“陽臺雅房”竟然順利出租。圖片來源：591網站

還有一類房型，韓劇里很常見的那種“頂樓加蓋”，租金便宜，但居住品質較差。

今天夏天的一則新聞引發全臺熱議，有位房東將狹小的陽臺裝上空調，地上鋪一床棉被，改造成有隔板的“雅房”。因地處臺灣大學附近，交通和生活機能極優，即使定價月租金新臺幣5000元（約人民幣1100元），也順利租了出去。

最狂5000元陽臺雅房已出租。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不過總體而言，對一般的工薪階層來說，臺灣的房租并不貴。不動產資訊平臺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平均租房面積約95平方米的條件下，2016年全臺平均月租金為新臺幣9928元（約合人民幣2200元），如果在北京，這個價格大概只能租到三環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次臥。

低廉的租金價格讓房東必須親自操持租房事務，以此免去中介費用和不透明的成本。這造就了租房經營者的分散狀態，他們的經營規模小，租金投資回報率低。就算是在寸土寸金的臺北，房東的租金投報率僅為1.57%。為了彌補投資回報率的不足，房東一般都以無償的勞動來自行管理租房，租金不報稅也成為常態，由此導致出租登錄信息不全，致使糾紛發生時，房東和租戶都得不到有效的權益保證。

無殼蝸牛與公共住宅

2014年，臺北市仁愛路的高級住宅大樓前，聚集了超過100個民間團體，抗議居住不正義，要求官方正視居住人權，其中就包括“擴大租屋市場/制定租賃專法”的要求，主要由民間組織如“崔媽媽基金會”和“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 OURs）提出。

這兩個組織源自“無住屋者團結聯盟”，在1989年，該聯盟曾以“無殼蝸牛”為象征，號召上萬人夜宿街頭，發起“夜宿忠孝東路”的“無殼蝸牛運動”，以抵抗官方在住房福利政策上的軟弱。

1989年夜宿忠孝東路的無殼蝸牛運動  圖片來源：CMoney

“崔媽媽基金會”已發展成為專門的租房協助組織，不但提供租房信息和政策說明，主導與配合社區營造工作，更著重于提供弱勢者居住扶助項目，如陪伴看房、搬家補貼等等。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則結合規劃與建筑領域專業人士，針對都市更新計劃以來的空間改造行為和政策議題進行批判與倡議。

在民間組織的壓力下，臺灣陸續出臺專門的租房扶助辦法。例如，各縣市都為條件困難者提供租金補貼，通常一個月新臺幣3000－5000元不等。當然，這方面的福利僅臺灣本地居民可享受。

臺北市從2011年開始開放申請出租型公共住宅，2011年至2014年，臺北市按照規劃興建出租型公共住宅共計5000戶，長期目標預計達到45000戶，入住后首年租金為市價的八五折，表現良好者第二年以后可采用七折租金。其中，明確規定至少10%以上的住宅，應出租給具有特殊情形或身份者使用，其余的90%租給20歲至45歲的青年族群。

從概念上看，“公共住宅”其實就是目前在各地陸續推廣的“社會住宅”，但不少研究者和政策倡導者都指出，“社會住宅”一詞，容易引發社會偏見，將其同治安問題、身心障礙等被污名化的標簽聯系在一起，使“社會住宅”被視為城市貧民窟的同義語。

臺北市在推行出租型公共住宅的過程中也遇到同樣的壓力，如2015年，龍山寺地鐵站附近的570戶公共住宅開放申請，同社區的原住戶聚集反對，認為這個舉措讓社區生活品質變差，導致房價下跌。

青年共居實驗：共享經濟的新觸角

除了在租房扶助上提供空間規劃的公共保障，空間中人與人的連結也成為租房公共福利考慮的重心。位于臺北的“玖樓”團隊憑借對“共居”概念的現實推進，在短時間內積攢了大量人氣，還獲得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劃”的輔導支持，也與新北市城鄉局合作推廣共居計劃。

和時下熱門的共享經濟模式對物品、空間公共性價值的再利用相關，“玖樓”團隊執著于在擁擠的臺北市開拓“共同居住空間”。團隊成員皆為不到30歲的年輕人，尋找老舊的公寓，向房東取得管理權，進行公寓內部空間的重新劃分。在每個租客單獨的居住空間之外，公寓內部必須留足公共活動的空間，并鼓勵租客組成相互協作、共同生活的社群。

“重新建立對家的想象”  圖片來源：“玖樓”主頁

靠著在年輕人中推廣基于身份認同和文化行動主義以“重新建立對家的想象”，“玖樓”團隊積累了很多粉絲，每次釋出新床位，都會吸引大量申請者。“玖樓”還規定了租戶必須來自不同國籍、性別、族群、專業背景，和另一個團隊Borderless House的方案類似，這個團隊要求租戶必須一半是臺灣人，一半是外籍人士，體現學生公寓國際交流的思路。

與Airbnb不同，“玖樓”的“共居”思路鼓勵長時間的參與，而非走馬觀花式的即時體驗。“玖樓”團隊將自身定位為一個實體運營的服務平臺，為房東管理閑置的空間，招納房客，并利用公寓空間舉辦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

一些報道已經指出“玖樓”團隊目前身處法規模糊地帶，為它的發展帶來不小的挑戰。這種服務性的管理樣態涉及多方，既觸及房屋中介的運營范疇，也參照了觀光旅館或民宿經營的部分模式，但又不全然屬于以上任何一種盈利方式。

在臺灣，與“玖樓”一樣著眼于“共居”概念的團隊還有“共生實驗室”、“角隅共生空間”、“102共生空間”等，多位于大學附近，租金合理，供不應求，感興趣的申請者爭相報名。

老人租房：前路漫漫的“青銀共居”

隨著臺灣社會老齡化程度日漸加深，老人租房需求被納入討論和執行的范疇。1990年代，官方曾興建專供租賃的健康老人公寓，民間財團也陸續推出老人住宅，如北投的“奇巖居”、淡水的“潤泰生活新象”，以及租金較低廉的長庚養生村。

但這些民間財團出資建設的老人公寓皆因入住率和管理問題而難以良性運營，或調整服務方向；而官方部門管理的老人公寓因租金高于市價，也并未得到廣泛的推廣。上述提及的官方出租型公共住宅，90%皆供給45歲以下的青年族群；在一般的租房市場上，一些房東因擔心惹麻煩，也不愿意租給老年人。有租房需求的老年人，面臨老無所依的絕境。

臺灣大學建筑與城鄉研究所黃千桓的碩士論文《無殼老蝸牛的生活實況：從一棟出租公寓看老年租屋者的居住狀況與問題》以臺北萬華區一棟非公營、非財團所有的民間出租屋為樣本，訪談調查了里面租戶的生活狀況，用近乎白描的方法勾勒出貧困老人的居住艱辛。

這里生活了33位60歲以上的老人，既有相伴共居一室的，也有單身獨住的，其中有4戶居住在地下室。作者在走訪中了解到，之所以這棟公寓會租給老人，一方面是房東的意愿，“老人比較‘古意’（即閩南語忠厚、老實之意），年輕人要跑一下子就溜了”；另一方面，具有福利身份的孤寡老人，每個月有穩定的來自官方的補助，意味著房東能夠穩定收租。至于年老租客容易過世在屋里的刻板印象，十多年來，在這里從未發生過。曾有房客不適叫救護車，幾天后病逝在醫院。

對這些屬于經濟弱勢的老人而言，按時繳納租金已很勉強，更難得到良好的長期醫療照顧。在2017年5月推出的新政“長照十年計劃2.0”中，“長照系統”的“社區化”是主要的發展方向，力求通過普及式的社區照顧、平價的長照服務，以實現“在地老化”。

在新政的驅動下，部分長照服務被納入全民保險，包括居家照顧、交通接送等。至于住宿服務的部分，則開始有商業公司和商業保險介入。目前，老人租房與長照服務相結合的方案不斷增多，服務對象和潛在的市場受眾集中在有一定支付能力、子女無暇照顧的老人身上。

“青銀共居”是新興的概念，意為青年人和銀發老人組成共居社區，老人傳授青年人經驗，青年人照顧老人，同時也能減輕自身租房壓力。

臺灣“青銀共居”理念借鏡德國已有的Geku-Haus社區方案。圖片來源：brain.com.tw

位于臺中的“好好園館”是臺灣較早開始進軍“青銀共居”領域的企業。“好好園館”采取會員優先制，會員費200萬元新臺幣（約44萬元人民幣），名額為50位。住宅預計2017年開始動工，2019年完工。入住之后，若不繳納押金，需月付3.3萬元新臺幣（約7300元人民幣），包含租金與生活服務費。若是非會員，則需月付4.5萬元新臺幣（約1萬元人民幣）。

“好好園館”與臺灣靜宜大學合作，結合社會企業的員工照顧人力，其中設有青年服務宿舍，讓附近的學生可減免房租入住，并提供一定的照顧服務。

另一個民間的提案“青銀共住合作社”，則是個仍在構想中的方案：需要得到照顧的老人和需要租房的青年共同加入合作社，繳交社費與股金成為社員，青年為老人提供一定的照顧服務和陪伴，而獲得一間房屋的居住權。

“青銀共住”的出發點是積極的，但在落實上必然會存在同想象之間的差距，它需要官方與民間力量的共同參與、整合以形成一個值得信賴的平臺，這個平臺的管理標準、人力配置和發展的可持續性仍處于開放的討論之中。如何才能照顧到如黃千桓論文中觀察的“無殼老蝸牛”，那些領取微薄低保金、租住條件惡劣的孤寡老人，則是當前這些新興的老人租房試驗方案所面對的最重要的社會責任與挑戰。

看不見的移工居住困境

在臺灣紛繁的租房議題討論中，對外籍移工住房問題的關注，幾乎一片空白。對外籍移工而言，有沒有地方住是最關鍵的問題，怎么住、住得好不好、空間的自主支配權……在現階段都是奢談。

外籍移工在臺灣的居住狀態依工作性質決定。從事家政看護工作的移工一般都住在雇主家中，而從事農業、工業、手工業生產的移工一般住在集體宿舍里。外籍移工的住房問題并沒有獲得多少重視，臺灣官方的住宅調查報告也不會將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納入統計范疇。

一些外籍移工在臺灣受到苛刻的管制，高額的中介費用、沒有選擇雇主的權利、超時工作成為常態，很多人為了償還中介的費用和養家糊口，紛紛變身“逃跑外勞”，脫離原來的雇主，選擇薪水較高、較自主的工作。

外籍移工的宿舍圖景，擁擠的床鋪是常態。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逃跑外勞住哪里”也成了官方和雇主各自頭疼的事。各地皆出臺法規，非法容留逃跑外勞的房東會被處以罰款甚至判刑，也需要承擔“逃跑外勞”因“非法”行為產生的費用。對移工的偏見和歧視使很多房東不愿意租房給他們，2012年，桃園縣一個社區內一棟透天厝（即臺灣常見的，由戶主自行搭建的多層樓房）入住二十幾名菲律賓籍的勞工，竟遭到社區居民千人聯署反對，認為他們假日在社區公園的聚會“破壞社區居民安寧”。

在“外勞租屋資訊”網站上，全臺灣各地愿意出租給移工居住的房子，加起來不到一百間，且全是集體宿舍。由此也可見，移工基本無法擁有自己單獨的居住空間。

房價高懸，經濟停滯，令年輕世代感到極端壓抑，催生出了旨在重新喚醒人際溫暖的共居實驗。但共居或共生的想象，并不只能停留在同溫層，當無殼老蝸牛和外籍移工的租房處境擺在眼前，如何和他們共居于同一個社會，如何讓他們獲得平等的居住權利，是拷問共居理想的真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