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澳大利亞舉行聯邦議會選舉，改選眾議院全部151個議席和參議院76個議席中的40個。澳實行強制投票制，超過1722萬年滿18歲的有資格選民都在當日或提前完成了投票。當晚的初步計票結果顯示，目前的自由黨和國家黨執政聯盟失去大量議席，最大反對黨工黨及其盟友贏得多數議席。

當地時間5月23日上午，帶領工黨贏得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的安東尼·阿爾巴內塞宣誓就任澳大利亞第31任總理。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2日，澳大利亞悉尼，工黨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內塞在工黨活動上向支持者講話。  視覺中國 圖

與以往不同，導致九年之后政治版圖逆轉的，看似是“氣候問題”等非傳統議題，競選過程也不像過去那般充斥著吸引眼球的熱門話題。但各黨派相對低調的競選方式，竟能造成近年來最顯著的政治格局變化，可見澳大利亞社會與民情變化的力量。

對于卷土重來的工黨而言，這也意味著重新執政的現實挑戰，遠比其美好的競選愿景要嚴峻得多。

莫里森敗選，“奇跡耗盡”

在21日晚間的敗選演講中，時任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感謝了“澳大利亞人民的奇跡”，并宣布將辭去自由黨黨首職務。這位自2007年約翰·霍華德以來第一位做滿任期的澳總理，曾在2019年大選中表示自己“相信奇跡”，如今則被英國廣播公司（BBC）稱為“奇跡耗盡”。

事實上，工黨才是近年來澳大利亞的第一大黨。澳大利亞每三年舉行一次聯邦議會選舉，自2016年以來的三次大選中，工黨均是贏得眾議院議席最多的單一政黨。但自由黨與國家黨的聯盟，則確保了這個“保守陣營”在2013年至2019年的三次大選中勝選執政。

此外，正如BBC所說。在兩大黨領袖的競爭中，莫里森是經驗更加豐富的“形象塑造者”和競選專家。他也曾成功打造了“典型的澳洲老爸”人設，即他值得信賴、可以帶領國家渡過疫情難關、能領導自由黨和國家黨執政聯盟更好地管理經濟。正如一位選民當時對BBC的解釋：“他們（兩大黨）都在說謊。就看你喜歡誰。”

但短短三年后，莫里森便“跌落神壇”，從競選一開始，其民調支持率便處于劣勢，不少民眾也公開表達了對莫里森及其執政聯盟的不滿。到了投票日，他沒能復制三年前的逆轉表現，則是不少媒體和專家意料之中的結果：這三年發生的事情，著實令莫里森的領導力和形象大打折扣。

首先，老大難的自然災害問題不僅放大了莫里森政府的施政不力，更讓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成為此次大選的重要議題，而自由黨和國家黨執政聯盟顯然在這一議題中處于不利地位。

自莫里森政府上臺以來，澳大利亞幾乎每年都被各種自然災害困擾：2019年至2020年持續長達十個月的森林大火，造成超過1030億澳元（約合人民幣4880億元）的經濟損失；2021年除了林火，東澳大利亞的洪災和強烈熱帶氣旋“塞羅哈”更是造成人員死亡；2022年除了跨年熱帶氣旋季，卷土重來的東澳大利亞洪災更是導致22人死亡，莫里森也不得不宣布國家緊急狀態。

如此密集重復的自然災害一再造成生命損失、房屋損毀、空氣污染、自然生態破壞和眾多民眾流離失所，而其背后的原因則加劇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不談閃電等點燃大火的自然因素，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高溫、干旱等極端天氣，令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表現不甚積極的莫里森政府成為最大責任方；澳政府管理體制下聯邦政府無力整合全國救災資源，也沒有完整的預案、高效行動的機制，導致災害一再重演，也令民眾對政府失去了耐心。

其次，全球疫情、國際政治環境等因素放大了高通貨膨脹率等經濟問題，直接影響民生，成為莫里森政府的又一個硬傷。就宏觀經濟層面而言，不可否認澳大利亞受到疫情的沖擊相對較小：疫情開始肆虐的2020年，澳大利亞的GDP同比縮水僅0.2%，而這是在莫里森政府在早期采取頗為嚴厲的關閉邊界、封鎖、社交距離、檢測追蹤、口罩強制令等防疫措施下達到的效果。

發達國家中相對嚴格的防控措施與95%的疫苗完全接種率，加上疫情暴發前后GDP相對平穩的表現，澳大利亞似乎可以迎來“防疫經濟雙成功”。但到了今年年初，奧密克戎病毒的傳播不僅令該國2022年以來每日保持新增感染病例過萬的記錄，疫情之下全球供應鏈緊張也使該國制造業與高科技產業均受到明顯影響。

俄烏沖突爆發更進一步推動通脹率水漲船高。澳大利亞統計局4月27日發布數據顯示，該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從去年第四季度的3.5%上漲至今年第一季度的5.1%，達到2001年以來的最高值。今年內通脹率最高甚至可能達到6%，遠超民眾收入增幅。

面對“顯著上升且遠超預期”的通脹率，以及民眾對生活成本高昂的不滿，澳大利亞中央銀行采取了加息的辦法，把基準利率從0.1%提高25個基點到0.35%，結束了自2020年11月開始實施的歷史低位利率。然而，與2007年時任總理霍華德的命運相似，這次加息使得數百萬澳大利亞民眾10多年來首次面臨住房貸款利率上升的壓力。

多種因素作用下，經濟狀況不佳、民生問題突出成為了工黨攻擊莫里森的利器，結果也的確奏效。

此外，莫里森本人在山火期間去夏威夷度假、面對澳政壇性侵丑聞時言辭不當，在現實問題基礎上進一步打擊了其個人形象，并由整個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吞下“苦果”。

九年后回歸，工黨能否兌現“綠色”期待？

阿爾巴內塞和工黨在九年后的回歸，既是實力使然，也有對手襯托的因素。正如前文所述，工黨本就是澳大利亞第一大黨。2019年大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其主打的“低碳”議題不敵莫里森大力炒作的“反華”議題，方才成就后者“奇跡般的勝利”。

在今年大選中，工黨黨首阿爾巴內塞的“強硬左派”標簽本不利于他競逐總理大位，選前民調顯示其個人存在感也非常低，幾乎留不下什么印象。在經驗、果斷性和經濟管理問題上，他的好評與支持度更是落后于擔任過財政部長的莫里森。競選過程中，工黨核心人物的政策論述并不明晰、有些混亂，對于涉及中國等敏感議題上，更是盡量回避，使得選舉變得有些低調而乏味。

甚至從全國得票率來看，工黨也是不增反減。只是由于莫里森的個人民粹主義“玩火自焚”，導致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的表現更加糟糕，并被主打環保議題的綠黨和一些獨立候選人搶走了傳統選區議席，才使得工黨在“排序復選制”的投票制度下拿下了足以支持其組建政府的議席。

經過對手襯托順利上臺后，如何應對現實挑戰、兌現競選承諾、回應選民期待，對于阿爾巴內塞和工黨都是不小的壓力。

與上次大選相似，此次工黨依然主打的是氣候變化與“低碳環保”議題。由于自然災害等氣候變化問題直接沖擊澳大利亞社會，加上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越發得到關切的全球性挑戰，工黨的“低碳”牌終于奏效。但面對秉持“低碳”意識形態的綠黨、獨立政治人物，和“汽油民族主義者”左右夾擊，工黨政府必然步履維艱。

工黨給出的承諾是，運用市場調節機制，到2030年將碳排放降低43%。另一方面，在競選期間工黨也做出了保護采礦企業、支持新煤礦等化石能源的開采，從而保障藍領工人的就業崗位與化石能源出口，維持澳大利亞的國際競爭力。

然而，同時面對疫情下通過傳統采礦與煤炭行業助力經濟復蘇的剛需，和全球年平均氣溫比前工業化時代上升1.5℃可能性提高的危險訊號，未來的工黨政府必將面臨“保經濟、保就業”還是“低碳環保”的兩難選擇。

對于經濟復蘇剛需、通貨膨脹和民生難題，阿爾巴內塞這位被視為“強硬左派”的工黨黨首，如何得出萬全之策，也是不小的難題。他本人是在悉尼內西區工人階層公共住房中長大的孩子，聲稱早年經歷塑造了他關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價值觀，踏入政壇后也多次前往社區傾聽民意，并始終秉承“支持工人和低收入階層”的立場。

競選期間，他針對令民眾苦不堪言的高通脹率，承諾要努力減輕生活成本上升的困擾，以及為超過900萬澳大利亞民眾提供稅收減免，將收入在4.5萬到20萬澳元之間的居民邊際稅率降低2.5%，將中低收入者的稅收抵消額提高420澳元，還要在五年內建造3萬套新的社會與經濟適用房。

上述政策無不需要國家財政的有力支持。但據澳大利亞政府數據顯示，該國政府債務將在今年6月達到7290億澳元，到2024至2025財年更會達到9810億澳元的峰值（政府債務GDP占比將達到40.9%），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底高出了約四倍。為了避免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工黨政府必然需要“開源”、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途徑。

但為了經濟發展，對高收入選民群體有所交代，阿爾巴塞內又做出妥協，承諾延續莫里森政府的減稅政策。對于采礦、煤炭產業，他也難以痛下狠手、斬斷政府財政收入與藍領工人就業的重要來源。甚至在非法移民問題上，他也一改過去的態度，宣示了與自由黨相似的保守立場。

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承諾，不僅在內政方面難以落實，在外交層面也構成了其類似的挑戰。

從2019年大選開始，莫里森領導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便把工黨與中國掛鉤，試圖用“反華牌”污名化對手。因此，在大選期間，阿爾巴塞內一方面盡可能規避中國議題，一方面也在意識形態方面保持與莫里森政府相似的口吻，并承諾積極支持美國所主導、明顯針對中國的四邊安全對話機制（QUAD）和澳英美聯盟(AUKUS)。

事實上，阿爾巴塞內就職總理后，其第一項主要工作便是赴日本參加QUAD會議。內有澳大利亞社會近年來反華意識形態被大力煽動、炒作，外有美國等傳統盟友的積極活動，他在5月23日中的講話中也坦承對華關系依舊“非常艱難”。

與此同時，中國又是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工黨政府中的新任華裔外長黃英賢如何盡可能降低對華強硬姿態，盡力修復中澳關系，又不能激發國內外的反華聲浪、增加政府壓力，是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動向，也是阿爾巴內塞再也無法回避的難題。

“建設一個更公平的國家，為所有澳大利亞人帶來更光明的未來”，這是阿爾巴內塞個人網站扉頁上的一句話，表達了他對于領導國家的愿景。但如何付諸行動，建設一個真正綠色、健康、競爭力強大、可持續發展的澳大利亞，對于等待九年終于回歸的工黨來說，未來三年的考卷可不好回答。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