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0周年，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建校80周年。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強調，“抗戰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要做好戰爭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盡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顯然，西南聯大的史料也是中國抗戰史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澎湃新聞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聯合組成“記錄中國”報道團隊，奔赴云南蒙自、昆明，湖南長沙，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和尋訪抗戰遺跡和人物。

澎湃新聞今天刊發的文章是西南聯大校友口中的長沙臨時大學往事，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黃培云及其妻、時任西南聯大教授趙元任的二女兒趙新那在文章中追憶著他們的聯大歲月。

“七七事變”爆發80周年紀念日前夕，84歲的姚諍又回到了自己一手設計的西苑花圃。這座位于中南大學校園一隅的庭園，已歷寒暑三十載，如今盆栽成群，郁郁蔥蔥。

路人無從知曉，這里的一磚一瓦，與校內現存的兩幢磚紅色工字形大樓——民主樓、和平樓同根同源。后者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1936年底始建。

“1987年中南工業大學（后更名為中南大學）擴建教學大樓，把清華大學建的幾幢平房和學生宿舍拆了。我用拆下來的舊磚舊瓦建成了西苑花圃。”姚諍時任校基建處副處長，他指著西苑花圃的圍墻和窗戶，“這些都是清華建校的遺物，當時是從武漢用船把磚瓦運過來，那時候的磚比較厚比較大，屋頂是缸瓦。”

那年挖地基時，還偶然發掘出3枚炮彈，乃日軍1938年轟炸長沙所投。姚諍堅持留下了一枚，等待28年才終于在民主樓后的草坪上展出。

這些碎片的印記，恰好勾連起中國教育史上一段苦難輝煌之旅——

1935年，北京局勢危急，清華大學擬有遷湘計劃。1936年，清華最先計劃在湖南舉辦高等教育暨特種研究所，于長沙岳麓山下左家垅（今中南大學校園內）首期開工修建文法館、理工館兩幢教學樓和一幢男生宿舍。因南方多雨，工期延誤，上述三棟建筑直到1937年底才竣工。原計劃中的農業館、女生宿舍、教職員宿舍、食堂等建筑項目，因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后遷云南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而終止。

自此，西南聯大開始了一路顛沛的南遷西行。

始聯合，駐衡湘

1937年8月，即將在清華大學化學系完成第四年學業的黃培云接到通知，新學期在長沙上課。暑假結束后，黃培云即趕往長沙報到。

與他共同南遷奔赴長沙的，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聞一多、曾昭掄、任繼愈等人均在此列。他們或從天津搭乘英國輪船到香港，再乘飛機或火車到長沙；或從北平乘火車到漢口，再至長沙；有些路段搭乘不上交通工具的甚至需要步行。

至1937年10月，三校抵達長沙的教師共148人，學生1452人（其中新生、借讀生332人）。11月1日正式開課，這一天后來成為了西南聯大的校慶日。

三校聯合自長沙始，而這一聯合又是多方研討商談的結果。

云南師范大學教授吳寶璋編寫的《享譽世界的西南聯大》介紹，盧溝橋事變后，國民黨邀請各黨派團體代表以及學者名流150余人在廬山舉行關于國是問題的談話會。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及曾昭掄等人都受邀與會。據現有史料推測，是在談話會上或稍后提出了北大、清華和南開聯合組成臨時大學的問題。而云南師范大學西南聯大研究所研究員戴美政據可靠史料考證，王世杰、傅斯年、胡適三人最先提出合組臨時大學。

1937年8月，教育部擬定了《設立臨時大學計劃綱要草案》，指出：國民政府“為使抗戰中戰區內優良師資不至無處效力，各校學生不至失學，并為非常時期訓練各種人才以應國家需要”，“特選定適當地點，籌設臨時大學若干所”。

8月初，經過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人在南京的多方協商后，大家同意將三校從平津撤退到長沙成立臨時大學。8月28日，教育部指定三校校長為籌委會常務委員，負責辦理校址勘定、院系設置等工作。

戴美政在《曾昭掄評傳》中提到，選址長沙，一則當時長沙尚遠離前線；二則清華大學已在長沙修建部分校舍。1933年長城抗戰后，清華大學即考慮南遷之事，至1936年11月正式動工，決定在長沙設立分校，將農學院遷往該處。

1952年，黃培云回到長沙，作為籌備委員會主要成員在清華大學所建校舍的基礎上建成了中南礦冶學院，并在此長期從事科研工作，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迄今八十年間，歷經國民革命軍稅警訓練團、長沙清華中學、湖南人民革命大學、中南礦冶學院、中南工業大學與中南大學的辦學歷史，兩幢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的教學樓得以保存，并在中南礦冶學院建院十周年時恢復命名為“民主樓”與“和平樓”，現為中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和資源加工與生物工程學院所用。

西南聯大校歌中有一句難懂的歌詞，“絕徼移栽楨干質”，可謂道出了三校聯合內遷的本質：把國家的棟梁有用之才帶到遠離戰火的地方，讓他們免受戰爭摧殘。

安得廣廈千萬間

中南大學檔案館校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黃珊琦向“記錄中國”報道團隊介紹，由于當時建筑工藝不發達，湘江兩岸往返的運輸完全依賴船只，加之雨季影響，工期無法縮短，因而長沙臨時大學開學時，清華大學在建的校舍尚未竣工，也不夠用。

經過教育部出面，學校與湖南省教育廳事先租得長沙城內韭菜園的圣經學院作為校舍。黃培云回憶說：“圣經學院為美國教會所經營，校園環境比較清凈，教室內桌椅設備也比較完備，但是全校僅三層正樓一座，宿舍三座，無法容納眾多的師生。除正樓可充分利用作為教室和實驗室外，宿舍僅能作為單身教職員宿舍。”

除此以外，中央警官學校讓出的陸軍第四十九標營房三座成為了男生宿舍，涵德女校樓房一座作為女生宿舍，容納一千人許。即便如此，黃培云和二哥黃培熙依然無處安置，只得“在附近新蓋的民房租了一個地方，沒有床，在地板上鋪上草，直接睡在上面，吃飯也在那”。

數十里外南岳的圣經學校則作為分校校舍，容納了文學院教職員30余人、學生約200人。工科學生分別在湖南大學、重慶大學、南昌航空機械學校上課。理科實驗設備一部分暫借湖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的使用，一部分籌款購置。據黃珊琦了解，理科同學到湘雅醫學院上實驗課常常要步行半小時左右才能達到。

蔣夢麟回憶長沙臨時大學往事時曾說：“雖然設備簡陋，學校大致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雖然有限，閱覽室卻座無虛席。”

黃珊琦稱，抗戰期間，以清華大學為代表的京津高校與湖南各界有過多方面的合作，比如教學圖書方面，與國立北平圖書館、湖南國貨陳列館圖書室合作，并出資再行購置。湘雅醫學院還為清華大學前來到長沙開展前期工作的研究人員及家屬提供可靠、優惠的醫療保健服務。

戰火再次逼近

黃培云記得，盡管開學當天即有日機光顧，接連的轟炸更是傷及市民，“當時雖然困難，但還正式上課”。

長沙臨時大學設置了文學院、理學院、法商學院、工學院四個學院共17個學系，三校聯合辦學的同時，在辦事機構和研究單位方面保持相對獨立。化學系二年級學生董奮在日記中記述，當時的課程有微積分、經濟學、定量分析、德文、無線電等，陳省身、陳岱孫等人授課，科目考試也如以往一樣進行。

然而日軍的轟炸日益肆虐，南京陷落后，教學秩序更是難以維持。1938年1月24日，同學們還在上吳有訓的物理課，空襲警報突然響起，師生不得已停了課。黃培云把熱水瓶、筆記、書等較為珍貴的物品放在床底，一有轟炸警報就跑到山上去。

1937年12月，因首都南京被日軍攻占。知識分子和官員階層充滿悲觀論調，甚至認為兩周內日軍就會攻打長沙。而長沙臨時大學的學生們在圣經學院的大草坪上舉行集會，大家悲壯揮淚，表示堅決擁護政府，抗戰到底。事后，曾昭掄在《學生運動的前途》一文中對此次集會寫道：“散會以后我心中的思想，就是只要中國的青年都是如此，國家還可以不亡。”

戰火再次逼近，使長沙臨時大學面臨日益嚴峻的危機。戴美政向“記錄中國”報道團隊介紹，當時長沙臨時大學學生為愛國熱情激勵，紛紛投筆從戎，在長沙舉行“反日市民大會”，紛紛報名服務軍旅。據《1938年1月長沙臨大學生名錄》統計，當時參加軍事工程、戰地服務等抗戰工作的學生有713人，占總數近一半，“救亡還是上學”的爭論最終又變成了“留長沙還是去云南”的考慮。

湖南省主席張治中不贊成遷校，他希望“使這一般的知識分子領導起全湘的人民來”抗戰救國；而武漢衛戍總司令、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意識到長沙將是日方重點進攻目標，因而贊成學校搬遷——這也代表了當時國民政府保護知識分子、保護民族文化教育根本的意圖。

長沙臨時大學邀請張治中、陳誠到校演講，意在引導學生作出抉擇。后任西南聯大訓導長的查良釗在《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一文中記述：很多同學愿隨學校赴云南者，陳誠將軍是給了很大影響的。

1937年底，蔣夢麟飛往武漢，先后與新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和蔣介石陳述臨大遷往云南的理由，得到同意后決定遷往昆明。后來梅貽琦在紀念聯大九周年校慶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到，遷往昆明，一是考慮遠離前線，二是因為有滇越鐵路通往海外，設備儀器可由香港經海路運往安南（現越南）再運至昆明。

1938年1月20日，長沙臨時大學第43次常委會作出學校遷往昆明的決定，對遷移師生發放津貼，并安排了昆明辦事處，河口、海防、香港、廣州等地接待處的事宜。

“偌大的中國，竟然都無處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遙想79年前，姚諍仍然感嘆。1987年學校擴建時偶然從地下發掘出的3枚日軍炮彈，正是1938年日軍轟炸長沙時所埋。在姚諍的堅持下，當年公安機關準許校方留下一枚，作為日本侵華的鐵證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實物教材。

由于沒有合適地點存放展示，姚諍獨自承擔起了保管它的責任。28年后，這枚曾險些被其他校工當作廢品處理掉的炮彈，終于作為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雕塑的主體部分在中南大學民主樓后草坪落成展出。

湘黔滇旅行團

炮火之中，西南聯大僅在長沙停留了四個月時間，就再次被迫轉移。校歌中那一句“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可謂道出了那一段南遷歷史的無奈坎坷。

根據師生們的身體和經濟狀況，長沙臨時大學分海、陸兩路從三條路線前往昆明，其中一路由體格健好、愿意步行入滇的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前往，實行軍事化管理。學生們一律穿軍裝、打綁腿，背干糧袋、水壺及雨傘，行李由汽車運送，全體隊員注射防疫針。

因二哥黃培熙主動要求參加步行，黃培云便一同報名。第一次體檢由于緊張，黃培云的脈搏跳得很快，考慮到路上醫療條件差，醫生建議他不要參加。黃培云申請復查才通過，成為了步行團一員。據黃培云回憶，步行團共編成3個大隊18個小分隊，他與二哥編在一大隊二中隊五分隊，還被選為小分隊隊長。

自愿步行赴滇的有11位教師，組成了湘黔滇旅行團輔導團。以南開大學教務長黃鈺生教授為主席，其余教師為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教員許維遹、助教李嘉言，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李繼侗、助教吳征鎰、毛應斗、郭海峰，清華大學地學系教授袁復禮、助教王鐘山。

未參加旅行團的師生由另兩路入滇：或經粵漢鐵路經廣州、香港，過安南（現越南）進入云南，由樊際昌、梅美德和鐘書箴帶領，包括教師及家屬、體弱不適步行的男生和全體女生，共計600多人；或乘汽車沿湘桂公路經桂林、柳州、南寧，過安南（現越南）入云南，包括陳岱孫、朱自清、馮友蘭、鄭昕、錢穆等十余名教授。最終愿意赴滇的學生共878人，其中步行團284人，后有學生加入共288人。

1938年2月19日下午，在長沙臨時大學圣經學院操場舉行開拔儀式后，由學生、教師、醫生、臨時招募的雇工335人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正式出發。

張治中派來中將參議黃師岳擔任旅行團團長，他原是東北軍的師長，西安事變后調到軍委會任參議虛職。臨行動員，黃師岳直言，這次“行軍”的重大意義，可與歷史上的張騫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鄭和下西洋相比。

三千里征程

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經益陽、常德、桃園、芷江、晃縣（今新晃），貴州玉屏、貴陽、鎮寧、平彝（今云南富源縣），最后到達昆明。一路如聞一多所說“既得經驗，又可以省錢”。

據黃培云回憶，出發前老師建議穿布鞋為好，不要穿皮鞋和膠鞋，然而上路后發現草鞋最適宜。穿一雙，腰間可以再別一雙，穿一天爛了換下來，沿途幾個銅板就可以買到。“頭幾天腳都起泡，幾天以后才能夠走得很快”。早上五點起床把鋪蓋打好運到卡車上，卡車先到以便提前為學生準備食宿，到達后又返回接送走不動的傷病員。從長沙到昆明有一小時時差，黃師岳不懂時差堅持以自己的老懷表為準，于是大家便四點起床。

行至湘西，聽聞土匪眾多，黃師岳與土匪頭目打了招呼才安然度過，虛驚一場。據馮忠豫回憶，湘西落草為寇者多，黃師岳沿途拜訪當地豪杰，游說他們到前方去，不少湘西草莽都加入了抗日軍隊。由于生活貧困，湘西百姓大多年輕時就備好棺材，清華十級的林從敏愛開玩笑，還常抬一抬棺材來“恐嚇”黃培云等同學。

聞一多一路背著畫板和板凳，逢風景優美處就坐下寫生，引來當地農民的稱贊。

彼時還是最年輕助教的吳征鎰，和李繼侗教授一道沿湘黔滇的大山采集植物標本，向學生們講解植物最突出的地方。他后來定居云南，投入45年時間主編出版了126冊《中國植物志》，記載了中國主要的植物。

曾昭掄步行時不穿制服穿長衫，即使在“山路四十八盤”的貴州也完全沿公路行走，不抄近路；每到中途休息或營地留宿，都取出防毒面具，向當地民眾講解防毒防空常識。團員高小文回憶，曾昭掄紐扣很少紐準，鞋襪難以蔽足，小憩時從干糧帶中取出日記本和蘸水鋼筆，緩緩寫上一陣。黃師岳尊重學者，跟著曾昭掄走大道，每每天黑才至。李繼侗和徐姓隨行醫生以華爾茲回報苗民的蘆笙表演，曾昭掄被灌得大醉。

冬末春初，湘西貴州天無三日晴，團員們依然邊行路邊考察。地質系學生跟隨教授沿路采集礦物標本，生物系學生跟李繼侗教授采集植物標本，文學系學生沿途采風、記錄少數民族民風民歌，袁復禮教授在湘西、黔東講解河流、地貌的構造演進。1946年，哲學心理系的劉兆吉把收集的民歌整理成《西南風采錄》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朱自清、聞一多、黃鈺生分別作序。

拜訪苗寨、接觸民眾、調查社會，除了沿途風景，中國的貧瘠落后也給師生留下極深的印象。貴州是新生活運動的標準省份，要求戒毒戒煙。然后到了當地，黃培云等人才發現“田里種的全是鴉片……小道上人們一擔一擔挑著的也全是煙土。抽大煙的人很多，一到晚上，到處都能聞到大煙的味道”。

志同道合的愛情

1938年4月28日，旅行團全員抵達昆明。教授夫人們為旅行團制作了花籃，由教授的女兒們獻上。獻花少女中就有西南聯大教授趙元任的二女兒，當時才15歲的趙新那。三年后她與黃培云在美國留學時相識，才得知他們在湘黔滇旅行團抵達昆明當日就曾相見。1945年，兩人結為夫妻，相守一生。

“那時沒有花店，大花籃是我們兩家的母親（指趙元任和近鄰章元善兩家的夫人）在家里自己做的。先是找東西編籃子，然后再插上花。我們預先知道步行團會從我們拓東路的家門口前經過。”

在中南大學甘棠樓9棟“院士樓”里，“記錄中國”報道團成員見到了94歲的趙新那。她笑著回想起與黃培云在美國相見的情景，“他說不太記得了，可能他在隊伍后面，我們站在最前面，他看不見。”

“有人問我和培云是如何相愛的，我說什么情呀愛呀，我們是志同道合。他古稀之年的時候，在一次大會上發言，說他從來沒有后悔當年（1946年）回國。我一聽，就懂了，我們這么多年來，一直志同道合。”趙新那說，兩人都誓以科學報國。

事實上，趙元任一家在當年7月就離開昆明，一直留在美國教書。結婚、回國、放棄美國國籍，趙新那的三個決定都違背了父母的意愿，但她不以為意，“最聽話的女兒這三件事沒聽他們的。”

湘黔滇旅行團經過3個省會27個縣，以及數百個村鎮，歷經68天，行程總計3248里，除乘船坐車，步行路程2548里。最終目的地是昆明。4月28日當天，大部隊從東郊一路穿過市區，最后在圓通公園（今昆明動物園）止步。唐繼堯墓前有一塊空地，團長黃師岳拿出花名冊點名，點完后，把它交給前來迎接的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我把你的學生都給帶來了，一個都不錯，一個都不少，我現在交給你！”

6天后，西南聯合大學正式開學。自離開京津，駐足長沙又繼續西行，歷時半年有余，西南聯大終于于戰火紛飛中在昆明尋得一片能安置書桌的土地。胡適曾說：“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西南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

1938年4月29日《云南日報》刊發的社論《歡迎臨大湘黔滇旅行團》感吁：“惟望諸君在苦干中，時時在想著過去從平津逃出來的萬里流亡，和這一次從湘到滇的三千里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