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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均力敵才能雙向奔赴?

2022-05-21 12: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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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愛你的日子,前幾天,嗑了好久的“拼息夕”也成功奔赴,實現統一大業后歸隱田園,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全國各地齊齊發來賀電,爭著嚷著要隨份子。這樣的雙向奔赴無人不羨慕,在屏幕背后瘋狂嗑cp的單身男女們,不禁也想問“雙向奔赴”的愛情,我們還有機會嗎?

一、從門當戶對到勢均力敵

由于更多的婚姻還是在男性和女性的結合,本文的討論也暫時基于這一前提。談到“雙向奔赴”,往往說的是你喜歡的人恰好也喜歡你,你偏好甜粽子,他(她)覺得肉的更好吃,但看著對方吃得津津有味也覺得很開心。雙方都在真誠地付出,也都能夠得到剛剛好的回應。

這樣的奔赴,人人向往之,但在絕大多數時候,“雙向奔赴”是跟在“勢均力敵”之后出現的。“勢均力敵”儼然成為了“雙向奔赴”必須的前提,劇里的白風黑息也不能免俗。

所謂“勢均力敵”,通俗點來說叫“般配”,“條件相當”。當然,還有一個我們最熟悉的詞,便是“門當戶對”。“門當戶對”側重指家庭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等背景旗鼓相當,這在傳統社會中更是被尤為看重。

任都督去找白掌門,希望他能夠勸說白風夕離開豐蘭息,正是因為他認為風夕只是江湖人士,配不上蘭息雍州二殿下,甚至是以后的雍王身份。就連雍王在決定答應這門婚事之時都還在想著,若豐蘭息只以雍州世子身份迎娶已經繼承了王位的青州女王風惜云是丟了面子。

不過,在經歷了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遷后,現代社會的婚姻匹配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傳統的對家庭背景等“先賦型”特征的匹配依然存在,但人們在擇偶的時候對于對方的教育、職業、個人收入等個體“自致型”特征也開始格外看重,甚至對性格、愛好、價值觀等觀念和情感層面的匹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前不久公布的《中國大學生婚育觀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擇偶傾向于年齡小、長相佳、教育水平高、有房、獨生子女及高收入的群體。除了這些硬性條件之外,性格好、有責任心、溫柔體貼等軟性特征在各種征婚、相親帖中也成為必要選項。

可是像白風黑息,一個雍州殿下,一個青州公主;一個隱泉主人,一個天霜首徒;一個“蘭暗天下”,一個“鳳嘯九天”;一個雍容清貴,一個風華絕代;一個文韜武略,一個智勇多謀,這樣每一方面都屬于top選項且匹配得如此精妙的“勢均力敵”只能讓普通人望其項背。

對于普通人而言,往往需要有所取舍。就像喜歡不等于愛,愛情也不等于婚姻一樣,擇偶過程中的期待標準最終也并不一定會和實際結婚對象的情況一致。當自身資源有限的時候,青年人的擇偶條件會呈現出一定的優先級,忠貞、責任心、健康狀況等是更被看重的因素,而相比于男性,女性也更看重長期伴侶的社會經濟地位。

用意愿支付來衡量大學生對配偶屬性的看重程度也體現出,大學生擇偶更看重年齡、房產、教育水平、外貌等,而對職業、是否為獨生子女等可以一定程度上妥協。其中,男性則對年齡和外貌表現出更明顯的偏好,其愿意為年輕、美貌所支付的意愿價格約是女性的兩倍。

從擇偶步入婚姻的結合時,往往在同質的同時也會遵循一定的社會交換。比如我們常說的“才子佳人”,“男才女貌”便隱含著男性的才華或地位與女性的外貌的交換。不過在當代中國的研究中,卻發現這種“外貌-地位”的交換可能是虛假的。

表面看起來好像是美貌的妻子與地位高的丈夫的結合,但實質上卻是美貌的妻子嫁給了美貌的丈夫,地位高的丈夫娶了地位高的妻子,而且地位較高的妻子與丈夫往往也擁有較好的外貌。

反而是教育、職業、收入和家庭背景這四種同質性較強的地位特征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交換關系,尤其是父母受教育程度這樣的先賦型地位與另一半的教育、職業和收入顯著正相關,表示著先賦地位與自致地位間的交換。

所以,一般意義上的勢均力敵是各個方面的綜合匹配,這也愈發成為現代婚姻的主流匹配形式。越來越多擁有同質特征的雙方才能夠攜手走入人生新階段。以教育為例,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和生活史與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調查結果顯示,從隊列角度來看,教育同類婚的比例在上升,且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等教育同類婚的增加所主導的。

 

圖片來源:石磊,李路路.中國的教育婚姻匹配變遷與家庭收入差距[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36(02):77-90

二、勢均力敵是雙向奔赴的前提?

勢均力敵的擇偶期待,又或者說同質婚的產生,部分原因是個人的求偶偏好。但更重要的,同質婚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是包括家庭的壓力以及婚姻市場結構性限制的外部結構性因素導致的。

對個人而言,相似相吸機制和相異相斥機制可以一定程度解釋這種同質性偏好。人們容易被與自己有著相同特征的人所吸引,對與自己特征相異的人產生排斥,這是一種很普遍的心理現象。特征相似的人也更容易形成相似的觀點和習慣,在相處過程中減少矛盾和分歧。于是,最終人們傾向于選擇各方面均與自己相似的人結婚。

但是個體也會有“高攀”心理,畢竟誰不想要一個“高富帥”或者“白富美”的另一半呢。另外,單純從個體心理喜好的角度也忽視了個人理性以及宏觀的社會經濟環境、制度、文化等因素對擇偶決策的影響。

比如,居住隔離可能限制了不同階層間的交往機會,進而導致同質婚的可能性更高。地理空間鄰近的男女結婚的可能性比隨機配對更大,最典型的就是同學之間的婚姻。隨著現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擴張,學校也兼具了適齡男女結識平臺的功能,儼然成為潛在的婚姻市場,教育同質婚的增加也不難理解了。

還有時間的因素,人們通常還是選擇在接受完教育之后再結婚,這中間的時間間隔也決定了婚姻市場結構,接受教育時間越長的人結婚時間越晚,再考慮到年齡因素,往往便只能在具有相似教育經歷的人群中尋找配偶。

再有就是結構性的群體特征的影響。在有限的人口環境中,未婚人群和已婚人群在特征上存在著系統性的差異,未婚人群在尋找配偶時也大概率需要在同質性更高的未婚群體中尋找。隨著未婚群體規模的縮小,未婚人群的群體內部特征的同質性也會更加明顯,因此,同質婚發生的可能性也越大。

社會階層固化也提供了另外一個解讀視角。精英階層試圖通過聯姻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階層地位,因此在婚姻選擇上向其他階層開放的程度則較低。像高受教育水平的群體其可選擇的擇偶范圍更廣,但其教育同質婚的比例卻是最高的。

而從實際的結果上來看,“勢均力敵”也的確有利于在婚姻幸福感和穩定性的提升。家庭背景并不會明顯影響婚姻的穩定性以及婚姻中對家庭關系、人際關系、住房狀況等的滿意度,但會顯著增加對家庭經濟狀況和工作的滿意度。個體特征如教育、年齡、戶籍與所在區域等相差較大的夫妻則更可能面臨離婚的風險。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同質婚,夫妻婚姻滿意度越高,妻子比丈夫受教育程度高則會降低婚姻滿意度。當然更深層次的是夫妻“生活觀”、“家庭觀”與“事業觀”等價值觀念的匹配,觀念的差異是生活中矛盾與沖突的根源,進而影響婚姻的幸福感和穩定性。

三、勢均力敵就能雙向奔赴?

找一個家庭背景相當、相貌相當、學歷相當、收入相當的對象就能實現雙向奔赴了?要真能那么容易,大概也不會出現“拼夕息”大婚,各路網友瘋狂嗑cp的盛況了。那么為什么勢均力敵雙向奔赴看起來那么難得?

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客觀上貧富差異和家庭階層的差異也逐漸擴大。在這樣的環境中,資源對個人和家庭發展的優勢也日益凸顯,僅僅找一個與自身各方面相當的伴侶已經不足以滿足部分青年男女的需求,希望通過婚姻來獲取更多收益的“高攀心理”逐漸衍生出來。

另一方面,高速發展的經濟體也催生出高欲望的需求。消費主義思潮的興起也影響到青年男女的擇偶預期,影視作品、網絡媒體中對俊男靚女的宣傳,以及“霸道總裁愛上我”、“一舉逆襲迎娶白富美”的橋段屢見不鮮,像白風黑息這樣看起來實力相當的配對已經算是“良心”了,但也不免英雄救美的俗套。這樣烏托邦式的浪漫愛情童話故事引得青年男女尖叫不已無法自拔,現實生活中的擇偶標準也逐漸水漲船高。

男性不僅要求女方顏值高、身材好、溫柔體貼,還得學歷高、工作穩定;女性往往不僅對南方有學歷、收入、房、車的要求,還對身高、外形、性格、原生家庭等有很高的期待。很顯然,同時具備這些元素的“頭部優質人群”并不會選擇資質平平的高期望男女,而兩個普通男女的結合卻又招致彼此嫌棄。

之前看過一個段子,說的是“身邊的男生們個個叫嚷著想找女朋友,女生們也天天說想找對象,但感覺卻像是各找各的,兩撥人互不相干”。這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婚姻擠壓,不單單是人口結構問題,而是兩性資源“失配”的制度性“交易摩擦”。從生物學意義上的“基因匹配”到“物質財力、文化、階層甚至信仰、情感層面”的“登對”,種種摩擦大幅度提高了婚姻的機會成本和門檻。

在現代社會中,個體經濟上獨立性更強,傳統的構建家庭以抵御風險的需求逐漸虛弱,而精神上的需求也可以通過互聯網等得到滿足。談戀愛和結婚并不是為了找一個人來給自己“添堵”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婚姻不再是必需品而成為可選項。

《中國大學生婚育調查報告》中也發現抑制結婚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結婚成本、生育成本、內卷的工作環境等。其中男生感受到的結婚成本壓力更大,也“受制”于感知到的女性擇偶標準高的限制,而女生則更在意難以找到觀念契合、生活方式和諧的對象。對女性而言,結婚尤其是生育還要面臨著就業和照料的雙重壓力,不協調的性別觀念轉變進程無疑進一步提高了兩性攜手步入婚姻的門檻。

雖然勢均力敵也不一定能雙向奔赴,但常懷對愛情的理性期待,關注自身的價值提升,對他人給予更多的尊重、理解和包容,即使不那么勢均力敵,也并非不能雙向奔赴。在這一個有愛的日子里,希望大家都能夠找到雙向奔赴的另一半,選擇單身的朋友們也充實和幸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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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磊,袁浩,顧大男.婚姻匹配研究:理論與實證[J].人口與經濟,2019(03):1-15.

鄭曉冬,方向明.婚姻匹配模式與婚姻穩定性——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經驗證據[J].人口與經濟,2019(03):16-31.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博士生 董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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