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權力：貨幣創造如何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安?佩蒂弗 著，遠讀重洋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版

凱恩斯的貨幣理論

從理論角度來看，凱恩斯是一位貨幣經濟學家，他了解到，傳統經濟學或古典經濟學與基于信貸的經濟根本毫不相關。他關心的是為他所謂的“貨幣生產經濟”來設計一個理論。

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他終于明白，區別這種理論和古典理論的臨界點在于長期利率：支撐所有私人活動尤其是投資的利率。

在古典理論中，無論表述得如何精確，利率都被視為決定性事件的被動結果。如今，在這些決定性事件當中，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儲蓄過剩、人口增長變緩和生產力下降。在凱恩斯的理論中，正是利率，決定了事件的發生，而被無節制抬高的利率，才是“經濟活動中的惡棍”。

最終，凱恩斯把利率理解為一種根據相互沖突的經濟利益的平衡而設定的社會建構。雖然凱恩斯沒有使用階級語言，但他的理論意味著階級斗爭是非常現實的。工業部門和勞工有著共同利益，而這些利益受到金融業的反對——凱恩斯稱金融業為“既得利益階層”或食利階層。低利率有利于工業部門和勞工，高利率有利于金融業。

對于凱恩斯來說，“食利者”的進步，是社會犧牲充分就業、體面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經濟穩定而換來的。鑒于“食利者”幾乎不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那么對金融體系的公共權力的主張就變得至關重要。

今天，凱恩斯所倡導的這種公共當局的權威被主流經濟學家所排斥，他們使用“金融壓制”這種不精確的貶義概念來抨擊對金融部門的民主管理。而對金融的“壓制”，就像是把解放奴隸視為對奴隸主權力的壓制一樣！

在更世俗的理論和實踐層面上，流動性偏好理論指導決策者設計了適當的貨幣和債務管理安排，使任何一個權力機構能夠根據貸款的規模來設定利率。

事實上，公共當局有能力實現全范圍的低利率。在二戰之前和二戰期間，凱恩斯達成了降低利率的實實在在的成就，這就是一個證明。

正統經濟學、凱恩斯主義和經濟大蕭條

自一戰后的1919年巴黎和會以來，金融機構規定了和平的經濟條件。那時金融機構的“經濟條款”與金本位時代幾乎沒有區別，同樣成為現在常見的正統說法。其中包括以下要求：中央銀行要保持獨立，政府支出應受到限制，流動資本不受限制，普遍實行高的實際利率。

1923年，隨著魏瑪共和國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形勢迅速崩潰，其嚴重程度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1929年經濟崩潰后，大蕭條首先在德國開始，然后轉向全球。直到1931年9月21日金本位制被廢除之后，全球貨幣改革才從英國開始興起，經濟慢慢復蘇。在之后的5年，凱恩斯的思想和政策導致了美國和歐洲階級關系的重大調整。

凱恩斯的貨幣管理方案取代了金本位制，此方案在他1923年的作品《貨幣改革論》中被首次提出。匯率不是由央行貼現率來調整的，而是由央行利用政府提供的大量資金干預外匯市場來進行管理的。這些干預措施將得到一定程度的資本支持，因此可以在全世界范圍內大幅降低利率。

在1931年英國脫離金本位制之后，英國貨幣管理計劃通過外匯平衡賬戶來運作。正如私人經濟迫切需要的那樣，當務之急是在全球范圍內降低短期和長期利率。

1934年，羅斯福發表著名演講，將黃金視為“那些所謂國際銀行家的迷信”，同時他還邀請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金本位制集團，跟隨英國的步伐。這對凱恩斯寫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至關重要。

凱恩斯將他的理論理解為一種框架，這種框架確保市場不會失靈，只有在不正確理解和錯誤操作下，才會發生市場失靈的情況。把凱恩斯描繪成市場和自由的敵人，這是完全錯誤的。

凱恩斯稱經濟蕭條是由于自由放任政策的失敗所造成的，而這種失敗迫使社會向各種專制主義倒退，最明顯的是希特勒的崛起，他幾乎是與羅斯福在同一時期掌權的。

在美國、法國和英國，金融領域的公共權力，事實上是由各自的中央銀行強加的，這些中央銀行即美聯儲、法蘭西銀行和英格蘭銀行。10年后，英國工黨政府的第一項舉措，就是將英格蘭銀行國有化。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私人金融權力占上風。

現在這個時代

美國在1944年英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拒絕了英國政府對凱恩斯國際清算聯盟的提案。國際清算聯盟被設計為一家全球性獨立銀行，它將持有所有的國際儲備，并管理和“清除”各國之間的所有借記和貸記款項，并通過這種方式確定匯率變化。

正是因為美國在被戰爭破壞的世界中扮演了霸主的角色，所以在二戰后，美元在世界上被賦予了核心權力。不過，即使全球經濟軌跡注定要偏離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改革，但向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妥協、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對貿易失衡的管理、相對較低的利率以及戰后政府角色的強化，都帶來了巨大的進步和繁榮。

金本位時代（1947-1971）名副其實。正如戴維·史密斯（David Smith）指出的那樣，當時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很低的，“后來才在英國爆發開來”。經濟活動、戲劇、體育和音樂蓬勃發展，不平等程度下降，甚至公共財政也穩定下來了。

但是，當時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忽視了充分就業的實現，這種忽視程度一點兒也不比今天低，即將其視為不可能之事。相反，他們推動了一個基于“增長”和金融自由化的議程。

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全面失業率達到2%的情況來看，英國決策者將實際年度“增長”的目標精確地確定為4%。這些不切實際的目標，加上對金融體系放松管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金融自由化的結果，這些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與凱恩斯提倡的政策相去甚遠，但人們仍然把通貨膨脹的責任歸咎于他。

20世紀60年代，金融從所謂的“壓制”中解放出來，低利率在世界范圍內被高實際利率所取代。

凱恩斯仍然因為這些政策受到了錯誤指責。雖然表面上經濟學家宣稱這些政策反映了凱恩斯的失敗，但實際上他們是想用這些論點來支持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加劇。

從凱恩斯理論的角度來看，1980年將貨幣利率恢復到高水平，這是最關鍵和最危險的轉變。從那時起，發達經濟體長達35年來一直承受著失業率居高不下、周期性金融危機和嚴重的經濟不穩定。在私人債務最大限度地擴張且無法再維持之后，終于爆發了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一樣，這些債務是易獲得的高息借款的產物。

貸款不受公共當局管理且貸款無法償還時，會導致債務不可持續。相比于低息借款，高息借款更可能導致債務無法償還。

經濟學界認為經濟活動帶來的失敗——“長期停滯”，是新常態，而利率被認為僅僅是這種經濟狀況的被動反映。一直以來，各國政府都被要求削減開支，在嚴格的限制條件和工具大大減少的情況下來管理低投資率、失業和政治不穩定等情況。而對于凱恩斯，人們僅僅將他同那些反對過度實施財政整頓的人聯系在一起。

政治家只不過是聽從了經濟學家一貫以來的建議來制造政治資本，在經濟衰退期間通過財政整頓來收縮經濟活動。然而，不出所料，裁員在歐洲、日本或美國并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私人和公共債務在累加，而且通貨緊縮的力量會摧垮發達經濟體。

凱恩斯思想的威力之大，史無前例。它對既得金融利益者的相關威脅是顯而易見的。要正確理解《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就要認識到一個偉大的世界是有可能實現的，不僅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可以實現，對于我們的后代來說也是如此。

凱恩斯是英國一位偉大的天才，其地位可與達爾文媲美，即便如此，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也沒有在劍橋大學的課堂得到認可。正如奧斯汀·羅賓遜（Austin Robinson）在1972年的《經濟雜志》（Economic Journal）中所寫的那樣：“如果重新評估一遍，而凱恩斯在這過程中沒有被評為一位真正偉大的人物，那么，我重申一下，很遺憾肯定是這個評估標準出了問題。”

（作者安?佩蒂弗為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曾任聯合國發展報告委員會成員，本文節選自《貨幣權力：貨幣創造如何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