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與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規定在同一法條內，具體是指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經紀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中，有關從業人員以及監管部門的人員或行業協會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借機獲取到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的信息，并且違反有關《證券法》等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期貨交易活動，或者行為人明示、暗示他人，使其從事相關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行為。

目前我國對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情節特別嚴重”認定標準的還未設立專門的規定，刑法中也明確規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參照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的規定處罰。

經典案例

2018年3月至2020年5月期間，被告人趙某擔任A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公司的投資經理，全權負責投資基金、投資股票市場。因為職務便利，趙某輕易就掌握了子公司證券投資基金交易的標的股票、交易時間和交易數量等未公開信息。

趙某在任職期間，利用其掌控的上述未公開信息，操作自己實際控制的三只股票賬戶，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趙某通過他人推薦，購買了不記名電話卡為證券交易下單，先于、同期或稍晚于其管理的“子公司基金賬戶，買賣相同股票70余只，累計成交金額高達10億余元，最后統計，趙某非法獲利金額高達1800萬余元。

2020年8月，趙某知道事情敗露，主動到當地市公安局投案，且到案之后如實供述其所犯罪行，違法所得全額返還，判處的罰金全額繳納。

一審判決：被告人趙某的行為已經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但基于刑法中并未對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規定“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因此只能認定趙某的行為屬于“情節嚴重”，參照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的規定，對其判決如下，判處趙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80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判決依據：趙某能夠主動自首，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趙某認罪態度良好，違法所得能全額返還，罰金亦能全額繳納，確有悔罪表現；另經當地司法局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科調查評估，對趙某宣告緩刑對其所居住的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符合適用緩刑的條件。

檢察院抗訴：檢察院認為被告人趙某的行為應認定為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依照“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刑檔次處罰，提起抗訴。二審法院認為趙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屬于“犯罪情節嚴重”，應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原審判決量刑適當，抗訴機關的抗訴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納。遂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二審裁定生效后，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并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判決如下：維持原審被告人趙某的定罪部分；二、撤銷對原審被告人趙某的量刑及追繳違法所得部分；三、原審被告人趙某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900萬元；四、違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決，可以理解原因為以下幾點：

（1）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參照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的規定處罰。如此判決參照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的規定處罰，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符合法條的文意

（2）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情形，應當是對第一款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應有“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兩種情形和兩個量刑檔次，如此判決，符合援引法定刑立法技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