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至11日，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對土耳其進行國事訪問。托卡耶夫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決定將兩國關系提升到擴大戰略伙伴關系水平。會談中，雙方詳細討論了哈薩克斯坦與土耳其進一步發展戰略伙伴關系的前景，兩國元首還討論了全球和地區熱點問題以及雙方合作。根據會談結果，托卡耶夫和埃爾多安簽署了關于土耳其和哈薩克斯坦擴大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此外，在國家元首參與下，雙方代表團成員簽署了14份合作文件。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歡迎來訪的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人民視覺 圖

土耳其和哈薩克斯坦戰略伙伴關系的建立自然讓人想起了2021年底建立的“突厥語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而在今年初哈薩克斯坦發生騷亂后政治和安全漸趨穩定的特殊背景下，土耳其和哈薩克斯坦兩個突厥語大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無疑有著更加特殊的意義。

2021年11月12日，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第八屆峰會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六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更名為“突厥語國家組織”，會議通過了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發起的“突厥世界2040愿景”，將其作為引領和促進突厥語國家合作的戰略文件，同時計劃編制“突厥語國家組織2022-2026年戰略路線圖”以落實合作。此外,會議還通過了設立“突厥投資基金”等決議。

突厥語國家組織的建立，標志著冷戰結束后突厥語國家合作歷經多次調整取得了新發展。突厥語國家組織的成立將對推動突厥語國家的經濟、文化合作發揮一定推動作用，但它很難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大有作為，更無法實現突厥語國家的一體化，作為主要推動者土耳其也很難成為突厥語國家的領袖。

一、突厥語國家合作機制化與土耳其的角色

蘇聯解體后，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突厥語國家獨立是突厥語國家合作興起的背景。一方面，中亞和高加索突厥語國家在獨立后面臨民族認同和意識形態困惑；另一方面，西亞大國土耳其、沙特、伊朗、紛紛利用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展開在中亞的競爭。中亞國家在文化、經濟領域與西亞國家開展合作的同時，在政治和安全上對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始終存有戒備。因此，突厥語國家合作始于在文化和經濟領域建立相對松散的合作機制，其形式經歷了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和“突厥語國家組織”。

1992年，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在安卡拉舉行首屆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簽署《安卡拉宣言》，建立了突厥語國家交流合作的首腦會議機制。1993年，土耳其與5個突厥語國家共同簽署協議成立國際突厥文化組織（TURKSOY），旨在促進突厥語國家在文化、歷史、語言、藝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2009年，在第九次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上，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簽署了關于建立“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的《納希切萬協議》，旨在擁有“歷史聯系、共同語言、文化和傳統”的基礎上深化成員之間的全面合作。2018年，匈牙利獲得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觀察員身份。2019年，烏茲別克斯坦成為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正式成員。

2021年，“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更名為“突厥語國家組織”。這是冷戰結束后30多年來突厥語國家合作從歷史、文化、語言和經貿領域向政治、外交領域拓展的結果，標志著突厥語國家多邊合作機制的加強和完善。相對于“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其合作的政治性和戰略性明顯提升。

在突厥語國家合作起源、發展進程中，土耳其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冷戰結束后土耳其致力于推動“突厥世界”一體化的原因主要包括歷史和現實因素。一方面，土耳其國內具有難以割舍的泛突厥主義情結。恰如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所言：“作為后帝國國家，土耳其仍處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過程之中，抱有歷史觀點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亞各突厥民族國家中具有特殊使命，應當著眼于東方。”另一方面，在大國追求及地緣政治抱負驅使下，土耳其渴望利用泛突厥主義推動突厥語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合作，進而在歐亞大陸腹地發揮領導作用，提升土耳其在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力。但由于泛突厥主義本身的烏托邦色彩和突厥語國家內聚力有限，突厥語國家組織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均面臨諸多挑戰，使其很難在政治和安全等“高政治”領域大有作為，更無法實現泛突厥主義的烏托邦構想，土耳其也無法憑借泛突厥主義實現其政治雄心。

二、泛突厥主義的嬗變及其在當前土耳其外交中的表現

從“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到“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的發展演變，再到當前“突厥語國家組織”的成立，“突厥認同”始終是土耳其與各突厥語國家之間聯系的核心紐帶。事實上，“突厥”一詞具有歷史、語言、民族（種族）、地理等多層含義，需要正確辨析。從歷史上看，隨著突厥汗國的衰亡，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突厥便逐漸消失。當今“突厥”并非某個特定民族的名稱，而是泛指使用突厥語的各民族。所謂“突厥語族”是一個語言學的概念，西亞和中亞地區屬于突厥語族的國家有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是19世紀中后期發軔于俄羅斯帝國內的突厥語穆斯林運動，原本是對俄國泛斯拉夫主義文化同化的一種反抗，是以“統一語言、行為和思想為目標”的文化運動。泛突厥主義傳入奧斯曼帝國后，從文化運動轉向政治運動。當時正值奧斯曼帝國日漸衰落，奧斯曼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無法挽狂瀾于既倒，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因而將基于種族特性的泛突厥主義作為救命稻草。

土耳其民族主義在其早期具有典型的混合性，并深受泛突厥主義、泛奧斯曼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在奧斯曼帝國晚期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執政時期，泛突厥主義上升為奧斯曼帝國的國家意識形態之一，并且經過本土化、政治化演變為奧斯曼帝國謀求歐亞大陸突厥語民族全面一體化并建立大突厥（圖蘭）國家的烏托邦思想，具有極強的擴張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土耳其進入民族獨立斗爭時期。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其締造者凱末爾提出的凱末爾主義（包含共和主義、國家主義、民眾主義、世俗主義、民族主義、改革主義）成為土耳其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凱末爾稱這些原則將確保多宗教、多民族、落后的奧斯曼帝國轉型成為世俗、現代、統一的土耳其共和國。

在此背景下，凱末爾領導的世俗民族主義建構了新的“土耳其史觀”，并且成為土耳其的主導意識形態，其核心內容是以世俗主義、民族主義、共和主義，否定泛突厥主義、泛奧斯曼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種族認同、帝國認同和泛宗教認同。受此影響，泛突厥主義思潮總體上遭到排斥，但由于凱末爾主義以及凱末爾本人的局限性，泛突厥主義仍然在土耳其政治和社會思潮中占據一席之地，并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具體而言，當代土耳其泛突厥主義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是兩次世界大戰時期。雖然泛突厥主義在凱末爾時代遭到打壓和排斥，但是凱末爾對泛突厥主義的批判并不徹底，并沒有斬斷泛突厥主義的文化和種族之根，進而為泛突厥主義再生埋下了伏筆。20世紀30年代，受德國納粹主義思潮影響，泛突厥主義思潮再次活躍在文化領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泛突厥主義者甚至向土耳其政府施壓，要求土耳其加入軸心國集團與蘇聯開戰。蘇聯因此對土耳其嚴重不滿，在美國羅斯福政府庇護下，土耳其的中立地位才得以保全。

二是冷戰時期。進入冷戰時期后，由于泛突厥主義對內有助于推進土耳其化、塑造同質化的土耳其民族身份，對外可以作為反蘇反共的意識形態武器，所以冷戰前期泛突厥主義得到土耳其政府默許并有所發展。如“泛突厥主義協會”曾與“共和國農民民族黨”(1969年更名為民族行動黨)聯合，展現出其政治影響力。在20世紀70代，泛突厥主義在社會文化領域十分活躍，并提出了“突厥-伊斯蘭統一”“突厥世界的文化統一”等目標。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厄扎爾任總理（1983-1989）期間推行自由化經濟改革，并在意識形態上強調伊斯蘭和奧斯曼等傳統價值，泛突厥主義影響相對下降。

三是冷戰后時期。1991年蘇聯解體，前蘇聯的歐亞地區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和地緣政治真空。在厄扎爾任總統后（1989-1993），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十分活躍，他強調加強土耳其與中亞突厥語系國家的聯系，并主張建立突厥語國家共同體。“突厥語世界”成為當時土耳其政界和媒體的流行話語，泛突厥主義思潮再度升溫。1992年，首屆突厥語國家元首會議在安卡拉召開，會議提出加強突厥語世界融合，促進相互間政治、文化和經濟合作。新獨立的突厥語國家一方面需要土耳其的政治、經濟支持，另一方面也對土耳其援助背后的泛突厥主義深感不安。突厥語國家更傾向于將“突厥世界”作為文化共同體概念，而不是超越國家主權的政治共同體。這促使土耳其調整戰略，減少使用泛突厥主義政治話語，轉向以文化泛突厥主義途徑提升“軟實力”。土耳其通過成立突厥語國家合作與協調局（TIKA）、國際突厥文化組織（TURKSOY）等組織機構，以及設立“土耳其獎學金”（Türkiye Scholarships）等學生交流項目，實現了與突厥語國家在文化、教育、科技、民間交往等諸多領域的交流合作，不斷在文化、教育、宗教和價值觀領域對中亞和高加索地區施加影響。

四是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來。2002年，具有保守伊斯蘭背景的正義與發展黨在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選舉中勝出。次年3月，埃爾多安出任土耳其總理。執政之初，由于土耳其將主要精力用于推動加入歐盟，加之其輸出土耳其模式的傾向逐漸令突厥語國家不滿，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活動一度中斷了5年。但是，隨著土耳其加入歐盟不斷受挫，土耳其開始重提“突厥聯合”以顯示自身地位，提升地區影響力。

2006年，第八屆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在土耳其恢復舉行。埃爾多安將泛突厥主義融于“歐亞主義”話語之中，強調土耳其推動突厥語國家合作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政治操縱，而是為了促進區域共同繁榮。2009年，土耳其與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共同成立突厥語國家委員會，突厥語國家間的合作進入新的階段。

2011年中東變局發生后，埃爾多安認為現存國際秩序不合理，需要重建地區秩序，土耳其應借此契機有所作為并順勢崛起。此后，土耳其政治話語與實踐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日趨上升，其中泛突厥主義的影響不容小覷。具體表現為：在政治方面，土耳其不斷加強與突厥語國家的高層互訪，提出了“六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突厥語國家一體化構想；積極介入與突厥語國家相關熱點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納卡沖突中大力支持同屬突厥語國家的阿塞拜疆。在經濟方面，土耳其注重突厥語國家能源資源合作，建設了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漢管道、跨安納托利亞天然氣管道等。在文化方面，土耳其主要通過吸引中亞和高加索國家留學生、在中亞地區建立土耳其學校，由“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成員共同編寫《突厥通史》、共同研究“突厥地理”“突厥文學”等方式引領突厥語國家的文化交流，擴大土耳其對突厥語國家的文化影響。

總之，一個多世紀以來，基于歷史記憶和想象的泛突厥主義幾度浮沉，構成了土耳其難以割舍的民族主義情結，塑造著土耳其的國家身份。盡管凱末爾確立的土耳其民族主義使泛突厥主義日趨邊緣化，但泛突厥主義仍不時在土耳其內政和外交中泛起，并作用于高加索、西亞和中亞地區的國際關系。

三、土耳其推進建立突厥語國家組織的目的及前景

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宣布更名為突厥語國家組織，旨在進一步提升其合作水平和國際影響力。表面上突厥語國家強調“兄弟情誼”和“政治團結”，但實質上是各有所需。

（一）土耳其推動成立突厥語國家組織的目的

從土耳其方面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服務其內政需要。當前土耳其國內政治競爭日趨激烈，各類政黨如雨后春筍般組建，國民身份認同罅隙不斷擴大。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報告認為，土耳其社會圍繞支持和反對正義與發展黨的政治極化不斷加劇，兩種力量之間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支持者包括保守、中右翼、伊斯蘭主義者、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對者包括世俗自由主義者、左翼分子，民族主義者、費圖拉·居倫（Fethullah Gülen）的追隨者和大多數庫爾德人。正義與發展黨在2019年的地方選舉中遭遇嚴重挫敗，失去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等數座大城市的主導地位，面臨前所未有的執政壓力。為了確保2023年大選繼續連任，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需要動用一切手段維護國內政權穩定。正義與發展黨目前與右翼政黨民族行動黨（MHP）結盟，選民基礎主要是國內保守派，奧斯曼帝國光輝歷史和突厥民族主義敘事能夠對其發揮有效的聚合作用，所以調動民族主義情緒、推動突厥世界一體化有利于鞏固正義與發展黨的國內政治基礎。

其二，改變土耳其“外交孤立”的困境。中東劇變發生以來，土耳其放棄了“零問題外交”，開始推行激進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在地區熱點問題上謀求話語權和影響力，在發展模式上輸出正義與發展黨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在宗教領域追求對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在此過程中，土耳其與沙特、埃及、敘利亞、以色列、希臘、塞浦路斯等周邊國家齟齬不斷，陷入外交孤立境地。同時，土耳其在加入歐盟問題上持續碰壁以及土美關系受挫進一步促使其將目光轉向東方。土耳其與突厥語國家較少存在歷史恩怨，且有語言、文化、宗教、歷史方面的親緣優勢，雙方具備良好的合作基礎。土耳其致力于通過建構“突厥語國家聯盟”來化解外交孤立困境，并以此提升自身國際地位與話語權。

其三，建設連接東方與西方的經貿和基礎設施樞紐。土耳其渴望突厥語國家間合作建設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達成國際聯合貨運協議，建立所謂的跨里海東西走廊。該走廊計劃經過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里海，并通過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到達中國，從而將地理區位優勢轉化為地緣政治優勢和經貿優勢，增強地區影響力。

與此同時，其他突厥語國家同樣有自身利益考量。例如，阿塞拜疆的主要訴求是獲得土耳其的安全庇護，爭取突厥語國家在“納卡問題”上的支持；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則更多考慮的是借力博弈，促進中亞地區的戰略平衡。

（二）難以大有作為：突厥語國家組織發展前景

從現實角度看，以泛突厥主義為思想基礎的突厥語國家組織很難有所作為，更不會成為具有凝聚力和影響力的政治實體。

首先，土耳其自身實力有限，難以引領“突厥世界”一體化進程。從2022年1月初突厥語大國哈薩克斯坦發生未遂政變的情況看，對哈薩克斯坦政局發揮重要作用的是獨聯體國家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特別是俄羅斯的作用尤其突出，土耳其僅從外交輿論層面表示了關切，而突厥語國家組織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其次，若土耳其過度介入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事務，不僅會引發突厥語國家的擔憂與反感，更會加深與俄羅斯、伊朗等國家的矛盾。

盡管突厥認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突厥語國家間的合作，但土耳其泛突厥主義的戰略構想和“突厥世界一體化”的“遠大前程”短期內難以成為現實，且突厥語國家組織成員間存在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一是政治整合難度大。土耳其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之間具有潛在的領導權之爭，各國政治精英不愿接受他國主導的一體化進程。同時，突厥語國家分屬北約、集體安全組織、獨聯體、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或同時屬于多個國際組織，受大國因素影響大。

二是經濟相互依賴性小。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第八屆峰會最重要的決定之一是成立“突厥投資基金”，以加強成員國間的經濟聯系。然而，根據聯合國貿易數據庫數據分析，2020年，哈薩克斯坦與突厥語國家的貿易總額占其國家外貿總額8.24%，而土耳其與突厥語國家的貿易總額僅占其國家總額的1.76%。短期內，突厥語國家間仍難以形成大規模的經貿合作。此外，領土爭端、水爭端、恐怖主義、分裂主義等因素也影響著突厥語國家間的合作。

總之，由于泛突厥主義本身的烏托邦色彩和突厥語國家的內聚力有限，“突厥語國家委員會”更名為“突厥語國家組織”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效果，其未來發展仍面臨諸多內外挑戰。

（曾卓，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