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本名顧絳，乳名藩漢，別名繼坤、圭年，字忠清、寧人，亦自署蔣山傭，明亡后，因為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改名炎武（一作炎午）。

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學者尊稱為亭林先生（亦稱涂中先生）。

蘇州府昆山（今江蘇昆山）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被譽為清學之祖，“清代六大宗師”之一。

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等。

一

顧炎武一生著述豐富，今可考見者已有五十余種。

二十七歲科場失意時，他猛然醒悟，“恥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自序》），開始從事經世致用的研究，從史書、方志、名公文集中輯錄有關農田、水利、交通等材料，試圖找出國貧民弱的根源，于是就有了《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

這兩部著作是顧炎武遵循顧氏“著書不如鈔書”的家訓而完成的，成為兩大抄書的典范。

其中《天下郡國利病書》作為一部全國地域利病體系的明代地理總志，成為一部不朽之著。

而《日知錄》則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而成的著作。

本書作為一部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知識界足以反映時代風貌的學術巨著，其作用和影響力是不可忽視的。

顧炎武對該書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認為能“資治”，而且很自豪地說：“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而撰寫該書的目的，他在《與楊學臣書》中說是“撥亂滌污”，“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

顧炎武曾將撰寫該書比作“采銅于山”，他說：“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于后，豈不兩失之乎？承詢《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余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亭林文集·與人書十》）

由此可見，顧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扎實，堪稱一代楷模。

這種學術態度、方法和明代的空疏學風截然相反，從而開啟了一代新學風。

《日知錄》書名取自《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內容宏富，貫通古今。

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0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

最長者（如卷十《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如卷十三《召殺》）僅有9字，可見其長短不拘的寫作風格。

顧炎武在《與人書二十五》中將《日知錄》設計為三項內容，即分為上篇經術（對儒家經典所作的詮釋考訂）、中篇治道（討論經世濟民之術）、下篇博聞（論列文史知識及社會風俗）。

潘耒（字次耕）則把《日知錄》的內容按照經世的意義，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學術意義，細致地將全書分作十五類，謂：“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證。”

總體而言，離不開“治道”二字，這是由于顧炎武處于當時的環境使然。

顧炎武出身于江東望族，后來家道逐漸中落。

由于家境的困窘和社會的危機，經世致用思想在顧炎武青年時代就孕育了。

因此顧炎武終其一生，皆以“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為懷，大聲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后經梁啟超總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以經世致用為學術宗旨，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極為有益的影響。

胡適在《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中說：“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在這些根本工具的發達史上，顧炎武是一個開山的大師”。

梁啟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高度評價顧炎武：“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學術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學問的方法，給后人許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學問的種類，替后人開出路來。”因為梁氏認為“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于文人，實炎武啟之”（《清代學術概論》）。

胡、梁二人肯定了顧炎武是清代學術的開啟性人物，乃清學之祖。

后世學者或是繼承了顧炎武的治學方法，或是發揚了他的治學精神，不僅演成了乾嘉漢學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學術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日知錄》初刻本為八卷，于清康熙九年（1670）由顧氏自刻于淮安，稱符山堂初刻本。

后來顧氏繼續有所增補，于康熙十三年（1676）成三十卷。

遂初堂藏版三十二卷是他的弟子潘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福建建陽刻印的，那時顧炎武去世已十三年。

道光十四年（1834），黃汝成（字庸玉）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為底本，參以閻若璩、沈彤、錢大昕、楊寧四家校本，并收錄道光前九十余家學者對《日知錄》的研究成果，并參以己意，成《日知錄集釋》，亦為三十二卷。

其后，顧氏八卷和潘氏三十二卷本世所罕見，而黃氏《集釋》本則風行海內。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的抄本，此不贅言。

二

《日知錄》作為顧炎武的三部奇書（另外兩部為《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之一，該書撰寫的由來，他曾在《自序》中說：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余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后之君子。

可見這部著作是顧炎武用大半生精力寫成有八十萬言的讀書札記。

而顧炎武撰寫《日知錄》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毫不避諱地說：“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認為是一生學問和思想的結晶。

其弟子潘耒也說：“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

這部“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的巨著，“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敘）。

它問世三百多年，始終被學人尊為學術精品，以至成為清代許多文史學家探研的一門顯學。

《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論述精辟，見解獨到，傾注了顧炎武一生的心血，也是最能體現他思想的著作。

其主要思想有：

（一）經世致用

顧炎武從“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出發，產生了對封建君權的大膽懷疑。

《日知錄》的“君”條中旁征博引地論證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專稱，認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條），強調“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卷九“守令”條），進而提出反對“獨治”，主張“眾治”。

他雖然還未直接否定封建君權，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籬，但他這種懷疑君權（中央集權）、提倡“眾治”（地方分權）的主張，卻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獨裁的早期進步意義。

更為突出的是，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響亮口號，發揚了傳統思想重視對自身價值和責任的認識，表現了心懷天下的廣闊胸懷和改造社會的積極態度。

顧炎武認為：“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卷十三“正始”條）

在他看來，亡國和亡天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亡國”是指改朝換代，換個皇帝、國號，所以保國只能是“肉食者謀之”。而“天下”的興亡，就算是地位低微的人也有責任。

然而，時代有局限，人亦有局限，顧炎武自然也不能避免。

他將官員的終身制與世襲制引入到國家管理體制當中，體現了其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二）復古思想

顧炎武復古思想，實際上寄托了他“以古改今”的思想。難免是樸素的烏托邦主義。

孟子稱堯舜，而顧炎武則講三代經義，兩者實際上有共同之處。

因為顧炎武一生都在抗清復明，屢次拒絕清朝的征召。

復古，很大程度上表現出顧炎武對現實狀況的不滿。

他認為上古“井田制”是最為理想的，借鑒北魏的“均田制”，則能減輕民眾負擔，使風俗醇厚。

他認為：“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余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為之。……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卷十“治地”條）

恢復井田制已然不可能，但是顧炎武仍舊提出，這表明了顧炎武對當時瘋狂兼并土地的強烈抨擊。

因為“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卷十二“言利之臣”條）。百姓貧困，勢必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所以借此勸諫“善為國者，藏之于民”（卷十二“財用”條）。

（三）廉恥觀念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將“恥”作為根本。

顧炎武直接引用歐陽修《五代史·馮道傳》的評論：“‘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一下子就把個人的節操與國家的興亡緊密地聯系起來，瞬間讓讀者和作者產生共鳴。

歐陽修對馮道深惡痛絕，而顧炎武則是將之衍生、普遍化，對紛紛降清的士大夫們深惡痛絕，說“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他引用孔孟的“行己有恥”“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他進一步認為“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以上皆卷十三“廉恥”條），所以他呼吁世人“貴廉潔，賤貪污”（卷十三“貴廉”條）。

（四）知行統一

晚明發生巨變，顧炎武等一批知識分子意識到，知與行的關系，會關系和影響到民族存亡、國家治亂。

顧炎武曾痛切地說：“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今之清談，談孔、孟……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加上顧炎武“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促使他“博學于文”，說：“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卷七“博學于文”條）

認為從禮制、音樂到人類全部文化都屬于學習的范圍，那便是“修己治人之實學”而非“空虛之學了”。這明顯是反對晚明的空疏學風，從而開啟一代新學風。

（五）民主思想

顧炎武在卷七“周室班爵祿”中認為：

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他認為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與百姓一樣，都是靠勞動而得，不是靠剝削、凌虐他人而獲得。所以君主“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同時他又列舉出歷史上大量的“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否定“君權天授”，來淡化至高無上的封建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系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總之，顧炎武是一位講究實際的思想家。

他反對空談道德性命，而要求解決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這些都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潘耒認為《日知錄》是一部講求經世致用學問的著作，而顧炎武是要以之“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四庫館臣囿于歷史立場則將該書斥為“迂而難行”“愎而過銳”，僅認同其學術地位。

四庫館臣處在文化專制十分嚴酷的乾隆時代，有此看法也不足為奇。

然而，晚清時內憂外患，文網松弛，經世致用思潮再度興起，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里對四庫館臣的指斥，則反唇相譏，評四庫館臣之說為“葉公之好龍”“鄭人之買櫝”。

顧炎武一生踐行自己的主張，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給后人樹立榜樣。其學術態度和方法、愛國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三

《日知錄》成書以來，已有350多年，基本上形成了三個系統（符山堂初刻本、遂初堂藏本、黃氏集釋本），上文已提及，其中黃汝成集釋本是通行海內外的。

問世后，曾被學人尊為學術精品，以至成為清代許多文史學家探研的一門顯學。

因此，為了讓現代學者有一個權威、準確的讀本，我們以陳垣《日知錄校注》為藍本，參考前人的成果，對文本進行點校、注釋、翻譯，整理成全本全注全譯《日知錄》，并出版。

本次整理出版，根據篇幅，將全書分為五冊：第一冊為潘序、顧序和卷一至卷六，第二冊為卷七至卷十二，第三冊為卷十三至卷十九，第四冊為卷二十至卷二十六，第五冊為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二。

本套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參考權威版本。

本書以安徽大學出版社《日知錄校注》（陳垣校注）為藍本，綜合參考中華書局《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日知錄集釋》等。

其中《日知錄校注》是陳垣傾注了二十余年之力完成的，是他未刊著作中用時最長、用力最多的一部。

因此，本次整理參考的《日知錄校注》，優于其他現代整理本。

但是，其中有些標點值得斟酌之處，則根據上下文認真推敲，選擇最能反映顧炎武本意的表述，重新標點，防止因錯誤標點而導致以文害辭、以辭害志。

由于顧炎武長短不一的寫作風格，囿于篇幅，適當地將長篇幅段落根據文意，分成若干段落，以便讀者能夠獲得完美的閱讀體驗。

（二）逐字逐句校核原文。

《日知錄》問世后，各種版本流行于世，其弟子潘耒為了能順利刊行，也對其中“妨礙”文字進行了改動，而且四庫館臣將其收錄在《四庫全書》時，也進行了篡改，甚至徑直刪改某處不利于統治的文字。

目前市面上有些版本收錄了潘耒序言、顧炎武自序及其與人書五通等。

本次整理根據實際出發只收錄前兩者，以便讀者能大致了解《日知錄》的纂修歷程等情況。

另外，上述兩序不作白話翻譯，僅注釋。

（三）注釋及白話翻譯。

《日知錄》目前沒有進行過全本注釋和白話翻譯，但有少數注釋和白話翻譯的節選版本，這對于整體把握顧炎武思想是不利的。

同時，從方便熱愛閱讀《日知錄》的現代讀者的角度出發，對全書進行注釋和白話翻譯，是很有必要的。

《日知錄》是顧炎武的代表作之一，潘耒對此書評價很高：“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始未有也。”

顧炎武的實學思想和基本觀點都在這部書中得到了系統的發揮。

日知錄 全五冊

原標題：《顧炎武和他的《日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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