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族群的差異是諸多沖突之源。德國馬普社會人類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所長李峻石（Günther Schlee）是武裝沖突的分析家，他對此的看法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戰爭沖突的真正原因是對資源的爭奪。隨著對水、油氣田或草場資源爭奪的展開，特色鮮明的族群或教團聯盟才隨之出現。

本文譯自《馬普學會研究通訊》英文版（Max Planck Research，以下簡稱 MPR）。

MPR：您希望在著作《何故為敵》 (How Enemies Are Made) 中反駁一系列老生常談的觀點，特別是那些認為族群和宗教差異是1990年代以來戰爭沖突主因的理論。那么您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

李峻石：“族群并非自然產生的實體”這一觀點并非由我首創。族群由社會建構的觀點在社會科學界的流行已經有些年頭了；而宗教邊界劃定的標準可緊可松，這也已經是學界的共識。所以我們說，不是宗教信仰本身導致了沖突，而是其被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修辭利用了（instrumentalized）。就好像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把引發宗教戰爭的首要因素歸于對神學問題的（學術性）爭論吧，那么同樣的，我們也不應該把族群沖突的原因簡單歸于族群性的差異。

MPR：但媒體卻總是在報道關于導致國家分裂、內戰爆發的族群或宗教因素。

李峻石：如果我們從經驗的角度來考量這些沖突案例，就會發現所謂的“族群性”（ethnicity）會在沖突進程中不斷發展變化，比如群體被強制性劃界、遭到驅逐或需要結盟的時候，敵意也隨之出現。在沖突中的人們往往比平時更加嚴格地界定“我群”、區分異己。很可惜，社會科學中這種關于“各族群并非生而不同”的洞見卻似乎未能在深化大眾認知和發展學界理論等方面起到推動作用。最近一種頗為流行的有關沖突分析的理論取向區分了基于身份認同的沖突和基于資源爭奪的沖突。但我認為這種區分意義不大。

MPR：為什么呢？

李峻石：因為，從最寬泛的意義上來講，沖突都是資源爭奪戰。當然，這并不能回答：沖突者是誰？前線在哪里？一些沖突可能因爭奪石油或水資源而起，但這并不能決定誰會與誰結盟或敵對。弱勢的一方總要找人幫忙；如果己方最終獲勝，盟友自然也要分享戰果。到此為止，我們得到的解釋僅僅關乎獲取和守護資源所需投入的成本問題，并且可以據此理解為什么沖突中既定的一方需要一定數量的盟友。然而經濟邏輯所不能解釋的是如何選擇盟友；這種選擇往往基于彼此間是否存在認同感——人們會比較傾向于與具有相同語言、文化和信仰的人們結盟。

MPR：巴爾干半島的戰爭常常被歸因于族群、宗教之間的歷史性差異，然而您在著作中指出，如果退回到1970年代，就會發現彼時的南斯拉夫是一個和諧共生的社區共同體，人們有著相同的身份認同和語言。所以您如何解釋發生于1990年代的流血沖突？

李峻石：讓我們從地形因素入手來考量這些沖突（出現的原因）。南斯拉夫的解體始于西北，隨后向東南推進。第一個脫離南聯盟的國家斯洛文尼亞地處經濟最發達區域，其有充分的理由把資源留給自己，不與他人共享。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十九世紀以來就存在于巴爾干地區的民族主義乃至微觀民族主義思潮（micro-nationalisms）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但其僅僅是存在而已，沒有政治抬頭的必然性。要先讓相關的行動群體面對某種特定的環境和相應的激勵，而后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情感才可能因為希望進入新的政治秩序而被利用。在這種情況下，經過計算的經濟利益和包容-排斥的社會進程之間互相影響。這些因素會對一切有關聯盟和對抗的政治決議產生影響。對于這樣的沖突，任何單一的經濟學分析——比如理性選擇理論框架下的成本效能計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都一定需要社會身份認同理論作為補充。實際上，完全根據個人利益來做決定是不太可能的。這一點在小范圍內就可以被觀察到。比如，絕大部分關于職業生涯的決定都取決于群體，也就是說，人們在做決定時會把自己的家庭納入考量。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或宗教團體的信徒會延伸這些群體劃分，將其應用于更大范圍。

MPR：那么，仇恨、恐懼和敵意的觀念是如何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呢？精英階層的一些成員將戰爭視為攫取利益和擴大權力的途徑，這些觀念是否往往由他們推動產生的呢？

李峻石：對敵人形象的塑造和傳播往往處于精英的控制之下，而（實際）操控進程的人甚至不需要具有很高的經濟影響力或者教育程度?？植佬袆右矔a生高度的極化效應；只需在人群中開上一槍，就足以激起極端反應。

MPR：學者們會談論當代戰爭與沖突的不對稱性。

李峻石：而實際上這絕不是一個當代現象。即便在古典時代，恐怖活動和政治謀殺的效果就已經為人們所熟知。這種少數個體參與的行動，造成的影響卻可能讓成百上千萬人生活在對生命安全的恐懼中，同時加深政治危機。通過南斯拉夫的事件我們已經看到了，幾個狙擊手的行動，就可能讓特定人群向民族武裝力量尋求保護——即便當時許多人已經忘記了的民族或宗教的區隔，因此還要先將之重新建立起來。極端分子能夠非常輕易地引發類似的進程。如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就經常發生此類事件。策劃實施一次有針對性的政治謀殺或行刺事件所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遠遠低于阻止襲擊的投入；勝者為王，為此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他們也完全不會顧忌無辜者的傷亡：誰讓他們碰巧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呢。

MPR：冷戰之后，沖突的性質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改變呢？你在著作中明顯地繞開了“意識形態”的概念。

李峻石：東西方的冷戰沖突才結束不久，而如今新的沖突又在我們面前展開。1990年代，特別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來，北約組織（NATO）找到了新的敵人，特別讓伊斯蘭教成為了眾矢之的。西方政治家促成了新的敵對情緒的產生，這樣一來，他們也成了敵對陣營理論家的幫手。那些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本就在尋找機會以使沖突更加激進并走向極端化。顯然，一旦極端分子得勢，溫和派穆斯林也就沒有安穩日子過了。我在書里解釋了這種語境中的群體“凈化”（purification）過程：通過對誰是“真正的穆斯林”或“真正的基督徒”進行愈發嚴格而狹隘的定義，就可以簡單地通過指出某些社會群體不具備教義上的純潔性（purity），而將之排除在權力之外。這一“凈化”過程并不只關乎權威的神學解釋——也就是說，并不只關乎信仰。這往往還牽扯有形的世俗利益，比如爭奪政治權力、消除潛在對手。

MPR：您描述的情況很符合中東某個國家的現狀。

李峻石：是的。不僅如此，我提出的概念同樣適用于很多傳統非洲社群，那里要求首領或統治者必須遵守并監督某些與食物相關的特定禁忌和儀式。順便說一句，我們不應該只盯住伊斯蘭教不放。西方社會同樣存在著能將人排除在權力之外的禁忌——比如，對一夫一妻制性道德的嚴格詮釋。在美國，直到今天，人們在評價政治家（大多數仍是男性）時，依然會以他是否符合居家好男人的理想形象為標準。在選舉中，甚至是青年時期犯過的小錯也會被重提。政客可以通過不斷強調純潔性標準來敗壞對手的名聲，從而將其排擠到權力圈以外。

MPR：那么，沖突研究，或者確切地說是西方學者的研究，可以從非洲的案例中獲得什么啟示？

李峻石：在各種類型的人類社會里——不管社會規模是大是小，是工業社會還是農業社會，也不管是過去的社會還是當今社會——都可以就沖突的基本形式進行研究。為了給我們的分析提供更充分的論據，最好是能夠對不同類型的案例進行分析和比對。（盡管人類學民族志往往是對前現代的非工業社會進行書寫，但其實）人類學家研究的社區并非孤例。在非洲的村寨里，同樣存在背叛、排擠、變節、蠱惑、領導人與支持者之間的復雜關系等現象。這些社會與我們的社會在結構上的相似性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認知。除此之外，關注非洲社會還有另一個原因：在當代的非洲政治舞臺上，許多暴力沖突中的主角并不一定是主權國家或者合法政府，他們中的許多人與國家并沒有什么關系；沖突“前線”的情況通常會很復雜。行動者可能包括警方、武裝部隊和地方官員，但即便是他們也并不一定代表國家。他們通常是在追逐個人利益。

MPR：國家的概念對于政治科學家來說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析途徑，所以他們可能難以接受這種多樣性。

李峻石：在許多非洲國家，政府和非政府領域之間的界限變動不居，尤其是除了準政府機構之外，還存在著宗族（clans）、世系（lineages）、部落（tribes）等先于政府的權力結構。前殖民地統治者的經驗表明，在這些地區確定政治界限是非常困難的?？夏醽喌挠趁裾咴噲D對地區和人群進行劃分，指定不同群體在他們的專屬區中生活，但遭到各方面的抵抗。然而，時至今日，身陷暴力爭端的各方在爭取權利的申訴中卻呼吁回到殖民時代的劃界標準，倒好像那是某種天然存在的法則。政治家在其選區內聚集潛在支持者，同時驅逐不支持自己的選民，他們武斷的行為也促成了隨意性邊界的產生。一方面，地方性的沖突受到現代行政體系和政治競爭的影響；另一方面，當代的沖突中又隱含著對草場和水資源爭奪的歷史宿怨。（在此局面里的各方，）事關利害，各自訴求相異；人各有志，不免貌合神離。

MPR：歐洲在幾個世紀之前不是也發生過這類沖突嗎？

李峻石：當然。非洲內戰中的宗族（clan）首領或者武裝集團領導人完全可以與中世紀的歐洲軍閥（warlord）相“媲美”。彼時的歐洲，國家未能壟斷暴力；然而，某個時期有組織地從事犯罪活動的家族可能在下一個時代就搖身一變成了掌權的貴族大戶。從強盜起家，確立穩定的封建制度，最終建立民族國家，這是一個激烈漫長的過程——拿英格蘭來說，如果沒有以女王名義開展的海盜活動，它就幾乎不可能成為全球霸主。甚至時至今日，政府組織也常常與經濟利益和犯罪元素緊密交織——例如有些國家的經濟來源就是毒品出口。話說回來，這種國家也并非當代特有。十九世紀末中國的鴉片戰爭中，一些歐洲國家就扮演過這種不光彩的角色。

MPR：你在書里明確表示不認同那種認為社會必然進步的樂觀看法。

李峻石：是的。歷史發展并非是單向的。我們可以看到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區，國家正在解體。即便在西方民主國家，脫離政府管控的情況也日益普遍。比如跨國企業就往往可以成功地避開國家干預。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企業的財務預算規模已經超過了眾多小國。所以我們不能還像以往那樣認為全球社會僅僅由國家和政府組成。很多進程不再是“國家間的”活動，因為這些跨國活動的主體處于國家層面之下。在許多情況下，這逆轉了先前的發展方向，同時導致了權利的消解（dismantling of rights and entitlements）——我們是否能將其稱為一種“進步”，這取決于我們如何認識預期的發展方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社會的前進并非勢不可擋——那是一種單線進化論的論調。）

MPR：您在索馬里參與了諸多工作，也曾作為顧問參加2002年的和平會談。請問索馬里國家的崩潰產生了哪些影響？

李峻石：最基本的影響是當前這種直觀可見的支離破碎狀態?，F存的幾股政治力量都沒有成功建立起國家性政權，也沒有對國家進行有效控制。如今的索馬里，諸侯并存、各自為政、彼此結盟或敵對，比如西北部的索馬里蘭（Somaliland）和東北部的普特蘭（Puntland）。這兩個地區在某種程度上還保留著國家建制，但這主要局限在安全領域。法律系統和教育系統的運轉都沒有國家財政收入的支持，也就是說，它們的資金來源不是稅收。而南方地區的分裂則更加離譜；在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戰爭甚至就在城市內部的敵對區域之間爆發了。

MPR：為什么索馬里的國家機構會以這樣極端的形式崩潰？

李峻石：當下的權力真空反映出索馬里長期以來的社會狀況。如果沒有殖民統治和大規模的外部干涉，這里根本不會出現一個統一的國家。對于殖民者——北部的英國和南部的意大利——而言，占領索馬里在經濟上從來都無利可圖。相反，想要將其納入控制則成本高昂。后來，索馬里的存在有賴于敵對的超級大國想要在非洲之角保持戰略參與。所以，從索馬里的例子里我們至少可以認識到一個問題：就其本身而言，族群的多元性并不是戰爭的原因——作為非洲最失敗的國家之一，索馬里在族群性和宗教信仰方面是最具同質性的；而有二十九種語言和多個族群的（鄰邦）肯尼亞則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狀態。

MPR：今年，眾多出版物回顧了半個世紀前由非殖民化進程的迅猛發展帶來的樂觀主義情緒。在一些非洲國家，評論家們也在重提這一主題。今天，許多沖突被歸咎于以前的殖民者和他們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

李峻石：這種觀點建立在某種理想化的觀念上，即認為非洲曾經存在一個“前殖民化”的好時代。但實際上在歐洲殖民者進入非洲之前，暴力沖突和血腥戰爭就已經存在于此。當然，那時候獲取資源還不那么困難，而這僅僅是因為彼時人口稀少。之后一些殖民政權在基礎設施的興建和醫療服務的展開方面高效運作。在肯尼亞，大英帝國的殖民官員人數不多，但他們建立了法律體系，并成功地維持著當地秩序。殖民時期的暴力沖突規模相對較小，人口在良好的醫療保障下得到了快速增長；教育事業的規模有限、覆蓋面小，雖然僅有一小部分年輕人有受教育的機會，但教育質量卻很高。如今，許多非洲國家的行政機構臃腫，但教育事業達到的水平僅能勉強與殖民時代持平，因為官僚們忙于中飽私囊而置國家政策于不顧。

MPR：為什么非洲國家的民主化和法治進程會難以推進？

李峻石：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共同的法律體系下的協同行動必須對參與者有益，否則他們就不會有動力將權力讓渡給國家，也不會將之視為共同的事業并參與其中。在二十世紀中期的一段時期內，（人們覺得）似乎遵守共同的法律是有益的。那時二戰剛剛結束，殖民勢力的撤出使民事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崗位突然出現大量空缺，急需人員填補。彼時受過良好教育的高中學生和大學生抓住了屬于他們那代人的機會。但有限的崗位遲早要被填滿，特別是經濟的增長并沒有達到預期水平（用人需求也就不會隨之大量增長），因此，隨后的一代人只好無功而返。這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人們覺得既然讀書之后仍然前途無望，那么何必還將青春耗費在學校里呢？而走上仕途的那些人也發現，基層公務員月薪非常低，僅夠每月前幾天的開銷，還不如轉而想辦法撈點真金白銀的好處——于是，在這種毫無希望的情形下，貪污受賄伴隨而生。所以，國家必須能夠提供一些好處，必須要對奉公守法者進行獎勵。否則，人們要么退出、要么造反。

MPR：就像在索馬里那樣。

李峻石：是的。在1990年代的索馬里，除了聯合國的援助物資以外，別無其他可供瓜分。因此，發展援助成為被爭奪的資源。交戰各方都想將國家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這樣就可以讓援助物資流入自己的口袋。就這樣，國際社會對索馬里徹底失望；而中斷的援助也讓國家在權力爭奪各方的眼中失去了重要性。而后，諸多小群體應運而生，由于割據勢力的領導人（warlords）謹慎地處理彼此間關系，暴力沖突的程度（反而）相對較低。毫無疑問，在一個尚未建立和平的地區隨意開展援助工作，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MPR：你在書里對索馬里和平會議是持批判態度的，而你的倡議是將援助活動分散開展，將其投放到具體項目上。

李峻石：如果個別團體是因為明顯的武力炫耀才獲得了參與和平會議的資格，那么這種準入標準就是完全錯誤的。2002年在肯尼亞的埃爾多雷特舉行的會議有意讓真正的實力者——所有“軍事強人”（warlord）——都坐到談判桌前。結果呢，在會議舉辦以前，這些武裝勢力領導人就開始彼此打壓；一眾頭目都期待借此向自己的追隨者和其他競爭對手展示自己的實力。甚至在肯尼亞（就和平問題）舉行的會談之際，他們還仍然用手機指揮著前線沖突。

MPR：作為一個研究者，你在非洲直接接觸了當地人。人類學家應當如何在這里展開調查研究？

李峻石：最重要的調查手段就是開放性的交談。僅僅依靠發標準化的問卷是不能獲得深層信息的，因為當地人可能壓根沒見過問卷這種東西。尤其是你很難精確地了解哪些問題在地方性情境（local situation）中最重要，人類學家就必須具備隨機應變的能力以回應遇到的現實問題。所以最為重要的就是在掌握語言技巧的同時留心觀察社會現狀。另外，記錄日記和詳細的談話筆記也是田野調查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MPR：你會講多少種語言？

李峻石：十種，比較流暢的有七八種。但在一些地方，比如中亞——這是我們研究部門的另一個關注重點，我沒有任何語言基礎。我能和清真寺里的伊瑪目講一點阿拉伯語，并借此給他留下好印象。但我一點都不會俄羅斯語或者突厥語系的語言，當我去這些地區了解研究項目時，一旦離開同事的陪伴我就會不知所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