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盧樹鑫著《再造土司：清代黔東南的社會治理及變遷》序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樹鑫大作殺青，邀我作序。我欣然應允，不只因為樹鑫是我學生，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本書對深入理解明清西南如何進入王朝秩序有重要價值，我很樂意與讀者分享我的這一認識。

西南國家傳統vs.無君長傳統

十多年來，在多次學術演講與數篇（部）論著中，我不斷強調《史記·西南夷傳》對認識整個傳統時期西南社會格局的意義。兩千多年前，曾親履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的司馬遷，將在西南遼闊地域中繁衍生息著的眾多人群分為兩大類。一類有某種政權形式，存在較大聚落與君長統治，如夜郎、滇等，他用高度概括的語言描述道：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另一類人群則比較松散，缺乏制度化、階層化的權力架構，人們居無定所，“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上述兩種基本的社會形態，在西南歷史中長期延續。雖然自西漢起，中央王朝就開始了對西南的大規模經營開拓，但其進程反反復復，并非一個統治越來越深入的線性過程。到宋代，西南許多地方性政權完全游離于大一統體系之外，我稱之為“多‘國’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區”。宋王朝也從未把統治西南視為顯示自身正統性的必要條件，據說宋太祖鑒于唐朝與南詔關系的教訓，“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是為“御戎之上策”由此，在后世演繹出了廣為流傳的“玉斧畫河”的傳說。對于歷史上兩種秩序在西南并存的局面，我用“西南國家傳統vs.無君長傳統”來形容。

許多地方性政權都有書寫自身的能力，而關于中央王朝在西南的各種開拓與施政，也因需要面對這些地方性政權的存在而留下了相對較多的記載。與此相應，既往的西南民族史研究，成果偏重于有“國家”傳統的區域與人群。我自己也不例外，過去二十多年，我在故紙堆中鉤沉索隱，在田野中探幽析微，神思冥游于西南山地中長期存在的眾多“國家”之中，考察它們的政權結構、典章制度、文字文明以及與中央王朝的關系，圍繞傳統中國的“版圖”觀念，提煉出“異域”→“羈縻”→“新疆”→“舊疆”的模型，以解釋大一統秩序如何在南方地區展開。此后我又將“西南國家傳統”作為我另一本小書的關鍵詞，以此考察西南非漢人群如何因應、參與中國從傳統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在新的政治、社會環境中，他們怎樣努力打破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框架的桎梏，建構自己的“夷族”身份及其與中華民族的關聯。其間我也不時思考過西南的無君長社會，卻因精力所限無暇深究。但我堅持認為，這一領域，是將西南民族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方向之一，并已著手撰寫一部相關的小書。最近，有意識地就此努力的作品，有謝曉輝的《制造邊緣性：10～19世紀的湘西》，該書以“各有君長”的湘西北及其南部無君長統屬的苗區為研究對象，致力于考察王朝秩序在此兩大類型社會中推進的過程、它們彼此之間的伴生關系以及它們如何在上千年間持續作為“邊緣”而存在。到了20世紀，這兩個在地理與交通、生態與生計等外部條件方面都很相似的地區，最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湘西北幾乎被視為漢人社會，而湘西南卻成為著名的民族地區。

樹鑫所研究的區域，與曉輝所考察的湘西南苗區毗鄰且有著諸多共性，但文獻與田野的結合程度，在樹鑫的大作中呈現得卻相對不那么明顯——盡管他也在黔東南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這多少有點令人感到遺憾。在樹鑫之前，黔東南苗區已吸引了歷史學者的關注，產生了一些富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在前人的基礎上，本書在史料發掘與史實揭示方面均有重要推進，但我認為本書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是一部問題意識明確、注重社會語境的制度史著作，圍繞土弁制度，緊扣社會經濟變遷，結合地方人群的主體性，探索清代王朝秩序在無君長傳統的黔東南苗疆推行的過程。我深以為，這是近年來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尋找代理人

較之現代國家，傳統國家的官僚機構規模都比較小，公務人員的數量非常有限，其統治秩序在地方的建立與維持，非常有賴于一些正式官僚機構之外的代理人、社會權威或組織。我們熟知的紳士、宗族、吏胥等，都可以放到這一框架下去理解。而在王朝過去未曾有效管控的邊遠地區，情形更為復雜，在遠離中心、交通險阻、地形復雜的區域，面對著語言不通、風俗不同、心理認同殊異的非漢人群，王朝不得不更多放棄直接統治的嘗試，因地制宜，因俗而治，而其中的關鍵之一，在于找到恰當的代理人。

以西南而言，在那些存在君長傳統的地區，有現成的首領，民眾也形成了接受統治的習慣，王朝將其納入大一統秩序時，直接將相應的首領委任為代理人即可，比較簡單。通過正統宣示以及朝貢、承襲審批等制度，王朝不但在名義上確立了對該地區的統治權，而且迫使代理人（而非其下面的民眾）向自己繳稅應役（王朝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這種收益，視其對代理人的控馭程度而定）乃至為自己征戰（王朝通常要為此支付糧餉并給予表彰），而代理人對地方的實際控制以及地方既有的權力結構，大體上得到維持。由此，王朝以較低的行政與軍事成本，建立了一種不同于內地的統治秩序。這種安排的典范，就是元王朝滲入西南地區多“國”林立的格局之后所建立的土司制度，這一制度被明、清王朝所繼承，其余波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為，不應把西南君長傳統簡單理解為王朝拓展大一統秩序的障礙，某些君長的權威固然能聚集起強大的反叛力量，但在總體上他們助推了王朝秩序的落地。當然，王朝的最終抱負是將那些非漢人群籍為編戶齊民并以流官管理之，所以一旦站穩腳跟之后，就會積極尋覓可乘之機。因此自明初開始，改土歸流就不斷發生，西南土司區域持續被壓縮，尚存的土司，其實際統治權力也大多不斷受到侵蝕。

云南普洱，孟連宣撫司署。宣撫司署現存建筑群重建于清代光緒四年至民國八年，整個古建筑群為木結構，匯集了漢族的斗拱、飛檐、花格窗等建筑特點和傣族的干欄式建筑群，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是云南清代土司衙署的典型代表。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存在君長傳統的地區，王朝改土歸流之后，未能很快培育起一個在儒家意識形態中更具正統性的士紳階層，面對著那些不通漢語、對官府充滿隔膜且在心理上仍然認同土司權威的本地民眾，朝廷與地方官員不得不容忍在過去土司體制中享有權勢的土目群體，讓他們成為新形勢下的代理人，在他們的協助下征稅派役并處理各種命盜案件。當一些覺察到官府、朝廷才是更高權威的本地民眾起而挑戰土目時，官員們一方面借機打擊土目，壓縮其權勢，一方面又擔心土目完全喪失權威之后地方不易管理，力圖在二者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在無君長傳統之地，王朝建立統治秩序在某種程度上更為不易。同無數桀驁不馴且沒有被統治習慣的非漢人群打交道，遠比同一個能有效統治眾多人群的代理人打交道艱難，成本也要高出許多。沒有龐大的官僚與公務人員系統，缺乏合適的代理人，極大增加了建立統治秩序的難度。所以西南的許多這類地區，進入王朝秩序的時間都比較晚，甚至到民國時期尚游離在政府的管控之外。

當王朝進入無君長傳統之地特別是那些地形復雜、交通艱險的地區時，挑選并扶植一個或若干個代理人，提升他們在地方的權威，授予他們相當的權力，成為一種可行的選擇。近年來，我經常與謝曉輝、任建敏兩位朋友討論這些話題，我們認識到，西南的一些所謂土司，原本在地方的統治權力與范圍有限，其權勢是在王朝推行大一統秩序的過程中擴展起來的。如建敏有較多研究的桂西地區，長期以來并未形成強大的地方性政權，而是形成依附于中央王朝的羈縻州峒，直到宋元時期隨著中央王朝大一統秩序在當地的推行才塑造起南丹莫氏這樣的準地方性政權。

樹鑫所研究的黔東南苗族地區，乃明清文獻中所描述的“生苗”區域，是非常著名的無君長之地，清雍正年間開辟“新疆”后才納入王朝的管轄。當地苗民沒有文字書寫的傳統，而王朝也對這群長期游離在自身之外的人群缺乏了解，不加記載。所以，正如樹鑫所言，在清王朝進行“開辟”之前，黔東南苗疆的自身傳統，學界所知極少，或將晚近社會結構套用在開辟之前的苗疆社會上，或猜測大于實證。樹鑫非常用心地從雍乾之際形成的《南征日記》入手，從蛛絲馬跡中推尋黔東南苗疆自身的村落、人群與組織情況，雖然還只是初步性的考察，但已經相當難得。接下來，本書在深入考辨清代土司制度與“廳”制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經濟變遷，細致而深入地呈現了清王朝的統治秩序如何在一個無君長傳統之地展開，以及從中怎樣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土弁制度。

雍正年間開辟苗疆之后，如何對之進行治理存在爭議。以兵部侍郎王士俊為代表的官員建議選擇、扶植代理人作為土司來管轄苗民，而經略苗疆貴州總督兼管巡撫事的張廣泗則認為該地向無首領，“其情渙而不相聯，人散而不所屬”，主張編立保甲，設立鄉約保長。如此，則這塊新辟之地，在基層社會治理上，幾乎與內地等同，并無“新疆”特色。清王朝最終采納的就是這一方案。結合更長的時段與更廣闊的地域來考察，我們是可以理解清王朝的這一決策的。經過明清兩代的持續經營，貴州及其附近的大多數土司已經消亡，過去王朝難以直接統治的眾多非漢人群大多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留存的土司，統治權力也受到極大壓縮。具體到黔東南苗疆地區，經過雍正年間的大力征伐，軍隊已經深入駐扎，大批屯堡次第建立，理苗廳等流官機構順利設置，清王朝有足夠的自信在此實施內地的制度，“無中生有”地扶植土司之類的代理人在許多官員看來已經沒有必要。

然而，統治實踐中遇到的困難遠比設想的復雜。公務人員的有限、語言的不通、缺乏內地士紳階層之類的代理人，使地方官員不得不倚重在開辟苗疆和平定“苗亂”中發揮重大作用的熟悉苗情、能懂苗語的通事人員，給予他們土外委、土千總、土把總等頭銜，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協助官府施政。這就是苗疆土弁制度的由來。而乾隆初年張廣泗等官員所謀劃的仿照內地保甲、鄉約在“新辟苗疆”簽立頭人的制度，事實上被擱置了數十年，直到苗疆民眾與官府之間的隔膜得到較大改善后才逐漸實施。相應的，土弁的職權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苗寨脫離土弁而直接歸屬地方官府管理的情形不斷出現，到晚清時期，地方動亂進一步削弱了土弁的勢力與管轄范圍，動亂平定之后，地方當局善后規劃中提出的裁革土司之議，以及黔東南苗疆地方流官政府的應對之策，使土弁在基層社會權力格局中的地位更趨式微。

樹鑫在地方社會史的脈絡中，清晰地論述了土弁的興衰過程，揭示了王朝在一個無君長傳統之地建立統治秩序時，直接統治的意圖與政策制度是如何與現實碰撞的，面對著實際困難的地方官員，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初衷乃至朝廷的規定，扶植起土弁作為代理人，而隨著苗寨自身社會力量的整合、發展以及苗區民眾對官府與漢語的日漸了解，官員們因勢利導，最終一步步廢除了自己扶植起來的土弁，可以置于保甲、鄉約體系之中的頭人等則成了新的代理人，苗疆社會在基層社會治理方面就此與內地更加接近。開辟苗疆之初所設計的制度，百年之后才得到貫徹。

“不倫不類”的土弁

在苗疆社會中長期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土弁，與其他代理人相較，有什么特色呢？隨著研究的深入，目前學界已經充分認識到，土弁雖然設置在非漢地區，且通常系終身制，但他們中許多人并不管理村寨，也不世襲，又大多沒有印信、號紙，因此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土司。然而學者們也注意到土弁在西南許多地區具有管理地方的實權，與世襲土司無異。樹鑫通過考察土弁制度在苗疆社會中的實踐情景，將對土弁的認識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清朝平定苗疆得勝圖

黔東南苗疆土弁的來源復雜，包括鄰近苗疆的內地州縣的民人、鄰近苗疆的內地州縣土司的后人，以及土司轄下的土民等。因為乾隆初年張廣泗等官員關于苗疆不設土司的意見最終成為定制，所以在朝廷層面，土弁未能獲得正式授權和任命，更沒有印信、號紙之類代表著朝廷認可的文件，他們沒有自己的領地，也沒有被授予征糧與處理命盜案件的權力，他們甚至每年領取工食銀——而土司通常不領薪。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他們都不像土司，所以光緒《黎平府志》在介紹了土弁之后，不忘補充一句“各寨均歸其管束，由布政使司頒給鈐記。向無土司”。

程序上，清代土弁的授職，應系中央政府批準后由地方督撫僉給委牌委任，但在實踐中，從督撫直至府廳州縣的各級官員，都設置了大量未經中央認可的土弁。因此，不同的土弁，其授權來自不同層級的官府，非常隨意和混亂。乾隆朝后期，經?？蛋埠驮瀑F總督李侍堯的推動，才制定出土弁的承襲章程，試圖杜絕督撫擅專之權，并對那些地方官員擅設的土弁進行裁汰，但實際上仍然以父祖有功為由，保留了大批這類土弁。而地方官府也并未恪遵革除不合法土弁之令，“上革下不革，明革暗不革”。這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也許不能簡單歸于官員們陽奉陰違的積習。這可能與他們更為熟悉地方情形、面臨著地方治理的實際困難有關——如果完全按朝廷命令清理土弁，施政將面臨重重困難。

土司職位通常是世襲的，但土弁在承襲時卻有“照流官例更替”的規定，地方官在委任土弁時，又常常對其權力做出限制，僅讓其協助治安緝查，不許其“理村寨”，禁止其掌握有關錢糧、夫役、詞訟的權力，同時還發給土弁“工食銀”——這是官員衙署中額設的吏役的待遇，如此，土弁具有“在官人役”的身份特征，同真正的土司相去甚遠。但顯然也不應把他們視為衙役、書吏之流，因為在嘉慶《大清會典》的《兵部》卷中，“土弁”與“土司”并列。

在處理地方事務時，許多土弁常?？邕^地方官府給他們劃定的權力邊界，成為村寨的實際統治者，掌賦役、詞訟、采買兵米等事。為了更好施政，地方官員許多時候對此持默許乃至縱容的態度。而貴州地方當局未經中央政府批準，擅自換給通事以土弁職銜和委照，并允許其世襲的做法，更使土弁儼然土司，而他們也常以土司自居，或被苗民視為土司。

綜上，本書為我們揭示了一種權力來源多樣、身份界定模糊、難以歸于正式職官體系、介于合法不合法之間、運作與規定常常脫節、各方對之有不同解釋的“不倫不類”的土弁制度，其興衰深刻反映出王朝秩序進入一個無君長傳統之地并不斷深入的過程。其中所蘊含的學理價值，讀者自有明鑒，不待我贅言。

樹鑫從本科學位論文到博士學位論文，都是在我的指導下完成的。我目睹了他的學術成長過程，并且從中獲益匪淺——“教學相長”對我們來說是準確而樸實的表述?，F在他的大作出版，我讀后深受啟發，拉拉雜雜寫了一些話，權當序言。

2022年3月5日

于廣州中山大學康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