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16日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90歲誕辰，而他的遺作中文版《萬物歸一》也在國內(nèi)首度出版。這位被譽為德國的“斗士”的偉大的作家，用文學表達他的立場，以“嬉戲般的黑色寓言揭露被歷史遺忘的面孔”著稱。《萬物歸一》收錄了他創(chuàng)作的96篇詩文和60幅插畫。在這部作品里，格拉斯用詩歌、散文、繪畫相互交織、呼應的方式，記錄了自己人生的最后階段。本文為譯者芮虎寫的序言。

君特·格拉斯，這位20世紀最后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2007年被德國評選為最有影響的德語知識分子，于2015年4月13日離世。這在德國，乃至全世界都是重大新聞。在德國北部城市呂貝克對他的追思會上，來自美國的作家約翰·歐文置身于眾多德國政要之間，充滿深情地回憶格拉斯，說格拉斯在20世紀80年代就批評歐文，說“你看起來不像以前那么憤怒了”。“憤怒”二字，是對格拉斯個人風格的準確概括。然而，在格拉斯的蓋棺之作《萬物歸一》里，這種“憤怒”似乎已經(jīng)不那么鋒芒畢露了。

剛從氣候宜人的德意志回來，就被成都百年不遇的秋熱擊昏了。忍受了兩個星期，終于回到秋涼的日子。君特·格拉斯的遺著《萬物歸一》的譯稿也告殺青。當我停下鍵盤的敲擊，拿起擺在書桌上的《萬物歸一》的德文原著，作為一個讀者再次欣賞它，多么美麗，多么令人賞心悅目！作為文學家和藝術(shù)家，格拉斯在他這部絕唱中再次展現(xiàn)出大師風范。象牙色的硬皮封面，用手指撫摸，感到親切。封面與封底是格拉斯的一幅素描畫，七片碩大的羽毛散落在封面與封底，顏色只有黑與灰，羽毛生動，輕盈欲飛。羽毛是鳥的生命，也是人之生命的象征。格拉斯在《萬物歸一》這部書中，有好幾處寫到鳥兒，羽毛的畫更是穿插在整部書里。格拉斯對于鳥兒有一種溢于言表的特別情感，而鳥兒的生命是借助羽毛可以不屑于與塵世俗人為伍的，鳥兒失去了羽毛，也就失去了生命。格拉斯在自己的遺著里靜觀鳥兒飄落的羽毛。

這本書不僅僅是格拉斯一個人的作品，其中還凝聚著施泰德爾出版社編輯們的心血。特別是藝術(shù)設計編輯溫特爾女士，所以，格拉斯將這部書獻給了這位裝幀設計自己最后一部書的編輯。通常，作者都是把書獻給自己最親愛的人，可是，這次，格拉斯卻獻給了一位普通的編輯，可以說這是他對編輯工作的最高贊賞。在參與編輯的過程中，格拉斯從色調(diào)、紙張的選擇，插圖的分配和布局設計都親力親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部著作在彰顯其文學價值的同時，也可以視作對作為藝術(shù)家的格拉斯心靈的直接體驗，這是電子書閱讀者所不能體會到的東西。

2015年4月初，格拉斯和溫特爾女士對《萬物歸一》做了最后的校訂工作。格拉斯希望自己能夠參加愛書的首發(fā)儀式。然而，死神就在這個月把他帶走了。

關(guān)于后事，格拉斯早已做好準備，也許準備得太早了些。不過，凡事早作準備，這是德意志人辦事風格。在長篇散文《我們將長眠何處》里，詩人對自己離開這個世界之際所做的考慮真是巨細不遺。

在本書扉頁，我們看到了一只趴在地上垂死的鳥兒，它的眼睛還睜開著，略微張開的嘴巴似乎還想歌唱。那蓬松的羽毛在撲騰著，卻再也飛不上天了，只能永遠留在大地上。這是一則寓言，好像作者被收斂在自己早已準備好的木匣子里，送到德國北部呂貝克附近的貝棱多夫村的公墓里。在那里，他躺在自己早已選定的墓穴里，讓初夏果樹的墨綠葉片遮蔽自己的遺體，在遺孀與兒孫們的注目下，步入了另一個世界。不，格拉斯不相信天堂與地獄，他只相信，自己死后會轉(zhuǎn)世，也許，他的愿望就是來生轉(zhuǎn)世為一只小鳥。看，那墓地旁高大的樹上的鳥窩里，一只小鳥誕生了。那或許就是格拉斯的來生。

寫到這里，盡管傷感，但是，我還是繼續(xù)寫下去。作為他的一個譯者，我也步入花甲之年，雖然還沒有像他那樣，進入耄耋之年，我還是能夠體會到格拉斯寫作繪制此書時的感受。

當歲月西沉的時候，誰不眷戀青春？格拉斯的這部遺著當然不是僅僅作為老者寫給老者閱讀的書，而是一部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著作，一部老少咸宜的著作。老年人可以從中借鑒，作為夕陽西下之人，該如何有益地打發(fā)自己所剩不多的日子；而青年則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未來，從而為自己如日中天的歲月勾畫出一幅鮮活的藍圖。也可以將這部書作為一部繪本來閱讀，看鮮活的生命是如何成為一根根銹蝕而彎曲的鐵釘，一只只老鼠與蟾蜍的骷髏，腐朽的葉片或者水果，干癟的青蛙尸體，霉爛的蘑菇，被剪刀剪斷的指頭，棺材里堆積的枯葉，乃至詩人自己最后一顆牙齒或者按照醫(yī)生的建議放棄了的煙斗。

如果說，羽毛對于格拉斯來說，是生命之輕，那么，鐵釘和石頭就是生命的沉重了。在《我的石頭》里，格拉斯寫道：

“它已經(jīng)長上了蘚苔。山峰巔上云層密布。但是，我總是夢見石頭，現(xiàn)在它已經(jīng)變得更小，成為我手里把玩的東西。”

生命曾經(jīng)是那么沉重碩大的石頭，格拉斯從山下推到山頂，周而復始，何其苦辛！然而，到了暮年，它已經(jīng)變小變輕了，成為詩人手上的玩物。生命的意義在這個時候，也就不再那么沉重了。

在本書的壓軸之詩《萬物歸一》里，格拉斯用自己從小耳熟能詳?shù)哪赣H的語言——波羅的海邊但澤地區(qū)的卡舒貝方言，寫出了自己彌留狀態(tài)下的思想。他在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最后與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上第一次聽說的語言親近，不僅僅是令他感到自己回歸故里，也試圖用這種語言得到救贖。

“眼下該經(jīng)歷的也經(jīng)歷了。

眼下啥子都已經(jīng)足夠了。

眼下過去的已經(jīng)過去了。”

在德語里，這首詩讀起來的感覺與前面所有詩歌散文都迥然不同，為此，譯者嘗試用漢語里一種類似四川方言的語言，將其譯出，也許讀者從中也可以略微體驗格拉斯用標準德語與方言所表達的不同感受。

據(jù)作者回憶道，母親的“口音就是我熟悉的卡舒貝方言。只要卡舒貝人把古老的斯拉夫語調(diào)咽下肚去，操起低地德語來傾吐煩惱和表達愿望，他們就總是省略冠詞，為了保險起見，表示否定時還要連著說上兩次‘不’”。（《剝洋蔥》）

借助母語的表達，詩人要表現(xiàn)的是他自《鐵皮鼓》以來，一直要表達的思想，即被戰(zhàn)爭、異化、政治破壞了的傳統(tǒng)需要延續(xù)。也許，詩人正是想要像《鐵皮鼓》的主人公奧斯卡那樣，永遠停留在美好的童年。這個借喻是格拉斯永恒的借喻，這首詩也是他的絕筆，寫于2015年4月初，幾日之后，他就與世長辭了。

此詩的題目“Vonne Endlichkait”（萬物歸一）被君特·格拉斯自己選為本書的書名，其翻譯也令譯者大費腦筋。一開始，譯為“關(guān)于有限”，但是，這與作品內(nèi)容相悖。于是，譯者根據(jù)德文的原意，在漢語詞匯中找出了大量相應的詞匯：萬事皆休、結(jié)束了、羽落曲終、結(jié)束、臨終、苦短、人的終了、完了，等等。最后，在譯稿結(jié)束之際，我聽從了一位詩人朋友的建議，選用“結(jié)束了”作為書名。然而，后來有人認為這名字很難為讀者接受，幾經(jīng)與德文出版社及格拉斯遺孀溝通，終于確定了現(xiàn)在的書名。

格拉斯，作為文學家與藝術(shù)家，在德國的文化舞臺上曾經(jīng)卷起過多少旋風！

也許，有人會說，君特·格拉斯這位二十世紀最后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這里寫了一系列老掉牙的故事，這位德國社會永遠的警醒者也感到了疲憊。“是否真的有人會來接替我的工作？”他在散文詩《我的石頭》里明確地問道。這是西西弗斯的石頭，永遠的勞作，日子到來之時，將卸下自己的工作。

老年的格拉斯，患有支氣管炎，聽力下降，味覺開始喪失。“奶酪不再像奶酪應有的味道，腌黃瓜不再具有酸味，櫻桃也不再是甜的，丁香花、接骨木不再芬芳，面包的味道如馬糞紙一樣。”（《當色香離我而去》）

伴隨著這些的是老年抑郁癥，然而，作者卻樂觀地認為，“抑郁親近人類，也許也親近別的動物。它所模仿敘述的沮喪雖然使深淵變得黑暗，卻也讓我們明智洞見，并映亮深淵。沒有抑郁就沒有藝術(shù)。”（《附送的余味》）

隨著生命的老去，所有一切將不得不放棄。格拉斯在書中寫道：

“放棄令人傷感，對某人是輕的，

對別的人則是一首難忘的哀歌。”

（《戀棧的旅行者哀歌》）

即使如此，格拉斯在這最后一部著作中也沒有放棄對社會的批評。

盡管，在這部書里，格拉斯不再是作為道德的評判者出現(xiàn)，而是以一位普通老者的形象出現(xiàn)。這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寫照，這也是讀者感到驚奇而充滿同情的原因。在這里讀者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的格拉斯。當然，書中也不乏格拉斯固有的嘀咕聲，對阿拉伯地區(qū)的戰(zhàn)爭，對美國的威脅，對世界金融危機，對德國政治……但是，這些東西與格拉斯對生與死之間的重大問題的思索相比，已經(jīng)邊緣化了。

對于假虔誠、雙重道德、武器販賣與政客、對希臘的制裁、仇視外國人，格拉斯毫不手軟，在他的詩歌《媽咪》里，他也毫不含糊地對總理默克爾進行譏諷。對于多年來一直支持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格拉斯也發(fā)起了抨擊，它“上了她的床，得到的施舍是干癟無味的面包”。

對于男歡女愛，格拉斯有自己的鐘愛。在長詩《告別胴體》中，格拉斯分行回放了對女性身體之美的贊頌，回腸蕩氣，堪稱絕唱。

對于即將告別的世界，格拉斯用寓言來加以表述：最后的希望被老年擊沉。（《最后的希望》）

本書德文原版共176頁，其中包括96首詩歌或者散文詩、記錄、故事，60幅插圖，是用軟鉛筆繪制的素描。2015年8月首印5萬冊，在德國《明鏡周刊》暢銷書榜上名列前茅，并被翻譯為二十多種外語。

格拉斯的這部遺著，正如他過去所有的作品那樣，在德國文學界引起了不同的反響。有人說，他在繼續(xù)寫作以抵制遺忘。

這令人想起諾貝爾文學獎于1999年頒發(fā)給格拉斯時，其頒獎詞稱他“以令人開心的黑色寓言描繪出被遺忘的歷史真相”。稱格拉斯“在語言和道德受到破壞的幾十年”之后，為德國文學帶來了新的開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虛構(gòu)故事中展示了歷史遺忘的一面”。

格拉斯自己也曾寫道：“我想告訴孩子們，德國今天的歷史早在幾百年前就開始了，德國的歷史連同對罪行不斷新開的處方不會過期失效，不會終結(jié)。”（《我們怎么對孩子們說》1979年，收入《與烏托邦賽跑》）

著名的日耳曼語言文學專家，德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海里因希·德特林（H.Detering）稱這部書雖然主題嚴肅，筆調(diào)卻輕松活潑，是一部“令人感動，有時甚至被施以魔力的藝術(shù)品。”

格拉斯的出版人與朋友施泰德爾（Steidl）說，“我相信，他再次獲得了巨大成功。”

在格拉斯去世之后，有人寫文紀念，稱君特·格拉斯去世，德國文壇后繼無人。也許，此言略顯絕對，但是，格拉斯的這部遺著，卻在德國文壇實實在在畫下了一個沉重的句號。

本書的翻譯過程中，得到庫勒博士、許星涵小姐和海因茨曼先生等德國語言文學專家的幫助，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芮虎

2017年4月1日于成都翡翠居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