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的姓名無人知曉，你們的功勛永世長存。”

這是一塊無名碑，矗立于廣西灌陽縣城的烈士陵園，立碑者是紅34師100團團長韓偉的后人。進入秋天，烈士陵園的地上已積有枯葉。

83年前的11月下旬，為讓中央紅軍搶渡湘江，紅五師、紅六師、紅34師先后在灌陽新圩長約8公里的戰場上阻擊13000多名國民黨軍隊（以下均簡稱“敵軍”）。4天3夜的戰斗，紅軍以犧牲近4000人的慘痛代價完成了阻擊任務。

在灌陽本地，這場阻擊戰的百余名重傷紅軍被敵人捆綁沉入酒海井的故事廣為流傳。83年后，經一個多月的打撈，一批人體遺骸從黑暗的酒海井內淤泥深處重見天日。后經專家鑒定，可確定遺骸20余具，均為男性，年齡15-25歲，身高1.37-1.63米，體重不超過55.67公斤，確系1934年遭沉井的遇難紅軍。

灌陽縣史志辦原主任文東柏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當時，紅五師曾在新圩和睦村設立戰地救護所，安置重傷員，由于形勢緊迫，紅軍撤離時，來不及轉移100多名重傷員，這批重傷員被國民黨反動派及當地土豪劣紳用麻繩捆綁，甚至被綁上石頭，丟入一公里之外的酒海井內。

綜合史志記載、老紅軍口述、村民歷史記憶等，上述遭捆綁沉井的重傷紅軍多數應屬紅五師，但至今他們叫什么名字、來自哪里、是否有后人，無人知曉。

9月24日，灌陽舉行遺骸安葬儀式，3000余人參加。鞠躬獻花時，從北京趕來的紅五師師長李天佑之子李亞明，輕聲對靈柩說：“我代表父親及全家，送紅軍先烈最后一程”。

新圩阻擊戰

廣西灌陽位于廣西東北部，是兩省六縣交界之地，北連全州縣，南接恭城縣，西靠興安縣、靈川縣，東與湖南道縣、江永縣交界。

歷史上，紅軍曾先后三次過灌陽。1931年，紅七軍北上中央蘇區途經灌陽；1934年，紅六軍團西征，于當年9月從清水關進入灌陽，并與國民黨敵軍發生戰斗；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長征途經灌陽，并在灌陽新圩與國民黨敵軍發生戰斗，這就是湘江戰役阻擊戰中的首戰，史稱新圩阻擊戰。

灌陽屬于山地丘陵地區，典型喀斯特地貌，東西兩側分別有南北走向的都龐嶺山脈、海洋山山脈，居民點多沿南北走向的山谷分布。全縣1837平方公里的土地有29.6萬人，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耕地，半水半村莊”之說。

83年前的11月下旬，戰斗在灌陽新圩打響。新圩鎮位于灌陽西北部，南距縣城13千米，北距紅軍西進路線最近點古嶺頭約5千米，距湘江渡口約60千米。

對紅軍過灌陽歷史有十余年研究的文東柏告訴澎湃新聞，1934年11月，紅軍長征沖破三道封鎖線后進入廣西，準備搶渡湘江，面對約3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能否順利過湘江，這關乎整個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

文東柏說，一條古道穿新圩而過，是恭城、灌陽縣城通往湘江的必經之路，而新圩往北至大橋村無險可守，一旦被敵人突破新圩，中央紅軍縱隊有被攔腰截斷的危險，因而占領新圩、守住新圩，才能保證紅軍中央縱隊渡過湘江左翼的安全。

最先奉命守新圩的是紅三軍團紅五師，師長是20歲的李天佑，政委是鐘赤兵。

據《紅色灌陽》一書記載，1934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及紅三軍團軍團部命令紅五師立即趕到新圩，阻擊北上的敵軍，要求將其擋在新圩以南，并指示：“如灌陽縣城剛到之敵在一團或一團以下時，則應堅決攻占之”，“不惜一切代價，堅守三至四天”。

接到命令后，紅五師率第14團、15團及軍委一個炮兵營共3900多人，連夜趕往新圩，并于27日下午先于敵軍抵達新圩。面對敵軍兩個師加一個團的13000余人，紅五師將阻擊陣地選擇在新圩至排埠江長約8公里的公路兩側山頭，構筑工事。

文東柏說，敵軍兵力足，武器先進，有機槍、重炮、迫擊炮、飛機等，而紅軍占據有利地形，沉著應對，雙方打得異常慘烈，反復爭奪山頭，甚至展開白刃戰。

據《紅色灌陽》記載，新圩楊柳井居民何小妹曾回憶說，“戰壕溝成了殺人溝，死了的幾百紅軍戰士，沒有辦法掩埋，就直接把土拉下來，把尸體埋掉。”

對于新圩阻擊戰，1957年，李天佑在《把敵人擋在湘水前面》的回憶文章中寫道：“第1天在連續不斷的戰斗中過去了。從第2天拂曉起，戰斗更加激烈，敵人加強了兵力、火力，輪番沖擊，并以小部隊迂回我們。情況越來越緊張，前沿的幾個小山頭丟失了，我知道，這不是由于我們的戰士不勇敢，有的山頭是全部戰士傷亡之后才被敵人占領的，傷亡增多了，一列列的傷員從我們身旁抬到后面去。”

“紅五師自師參謀長以下，團、營、連干部幾乎全部傷亡，犧牲2000多人。”李亞明說，這是父親李天佑一生中打得最為慘烈的一仗，父親寫回憶文章時，長征時期只寫了一篇文章，就是湘江戰役的新圩阻擊戰。

至11月30日凌晨3點，按軍團命令紅五師撤離新圩。渡過湘江后，紅五師僅剩1000多人，縮編為一個團。

接替紅五師守新圩的是紅六師18團。文東柏說，該團約1500多人，浴血奮戰，后在陳家背被敵軍包圍，除了少數人流散外，絕大部分壯烈犧牲。

最后接防的是擔任紅軍總后衛的紅五軍團第34師，該師后遭國民黨軍隊堵截，沒有渡過湘江。

新圩阻擊戰共歷時4天3夜，紅軍成功阻擊向湘江渡口進攻的上萬名敵軍，但付出了犧牲近4000人的慘痛代價。

無名烈士碑

“你們的姓名無人知曉，你們的功勛永世長存。”在灌陽縣城的烈士陵園，立著一塊無名碑，立碑者是紅34師100團團長韓偉的后人。

韓偉的兒子韓京京告訴澎湃新聞，父親生前很少跟他們講湘江戰役，直到1986年，在寫有關湘江戰役的文章時，年逾八旬的父親連著兩頓飯沒吃，他才明白湘江戰役對父親的重要性。

韓京京透露說，父親是湖北黃陂人，在一次全家聚餐中，父親突然冒出一句：“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放在閩西去”，對此家人都沒法理解；1992年，父親臨終前，再次要求葬在閩西龍巖，那是父親當年帶領幾千閩西子弟長征的出發地，家人不得不遵從老人遺愿。

當帶著骨灰下飛機時，韓京京發現，很多白發蒼蒼老人等著，老人們都是父親的戰友，他們自發來為父親送行。66歲的韓京京說，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父親，自己也下決心研讀史志材料，重走紅軍長征路。

1934年，韓偉是紅五軍團34師100團團長，該師師長是陳樹湘。成立于1933年的紅34師，多為閩西子弟，驍勇善戰。至1934年10月，紅34師誕生一年七個月，先后參加大小戰斗上百次，參加了攻打福建龍巖、漳州等一系列著名戰斗，有“常勝之師”、“鋼鐵之師”的美譽。

在紅軍長征時期，紅34師被賦予重大使命，擔任全軍總后衛，全師營、連干部，除了少數是調來的骨干和紅軍學校畢業分配來之外，多數系福建籍，共6000余人。

據《紅色灌陽》記載，1934年11月26日，擔任后衛阻擊重任的紅34師進入道縣，接上級命令：掩護紅八軍團，若被敵人截斷，返回湖南發展游擊戰爭，但盡可能趕上主力。此時，該師指戰員約4300余人。

次日，紅34師在灌陽文市、水車一帶布防，等待八、九軍團入關。28日，戰斗打響，韓偉在回憶文章稱，彈藥打光了，紅軍就用刺刀、槍托與沖上來的敵人拼殺，有位福建籍連長身負重傷，腸子被打斷了，仍在指揮戰斗。

經此一戰，紅34師人員銳減至2000余人，但成功遲滯了國民黨4個師的進攻，為紅軍渡過湘江起了重要作用。

30日，紅八軍團入關后，紅34師前往新圩，接替紅六師18團的防務，然而在水車強渡灌江時，遭敵軍飛機轟炸，犧牲200余人。渡過灌江后，紅34師進入都龐嶺山脈，此時他們前往湘江的大道已被切斷。

隨后的9天里，紅34師多次與國民黨軍隊及當地民團發生戰斗，損兵嚴重。至12月7日，陳樹湘等人離開廣西灌陽進入湖南道縣，此時僅剩200余人。

擔任掩護任務的100團，大部分犧牲，小部分流散，團長韓偉等6人在突圍中跳崖，3人被村民所救，得以幸存。韓京京表示，父親跳崖后，被山下一名土郎中所救，養好傷后，喬裝打扮重新返回革命隊伍。

12月11日，紅34師師長陳樹湘在江華強渡牯子江時遭民團襲擊，中彈負傷。13日，陳樹湘被民團抓獲，民團很興奮，急著去邀功領賞。在被抬往道縣途中，陳樹湘趁民團的人沒注意用手從傷口拉出腸子用牙咬斷，壯烈犧牲，年僅29歲。

對于紅34師浴血奮戰湘江之側的歷史，1986年7月，韓偉在回憶文章里這樣寫道：“34師浴血奮戰，出色地完成了掩護黨中央、中革軍委率領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搶渡湘江的任務。終因敵眾我寡，孤軍作戰，彈盡糧絕，全師大部壯烈犧牲。”

韓京京表示，陳樹湘和父親等均堅守了“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陳樹湘死后，頭顱被割下懸掛至長沙城小吳門外示眾，俯視清水潭，而那里正是他當年參加革命的地方。

據韓京京介紹，紅34師6000多人，活到新中國成立的不足10人，其中多數系閩西子弟。了解這段歷史后，退居二線的韓京京搜集史料、重走長征路、尋訪后人，試圖找到紅34師的名單，但沒有成功。

韓京京說，紅34師很多是擴紅招來的小紅軍，年齡小，很難尋找后人，像陳樹湘就沒有后人。找不到名單，韓京京便于2009年在灌陽烈士陵園立了一塊無名碑。

2011年，無名碑旁邊多了一塊碑：福建籍湘江戰役無名烈士紀念碑。經福建多地政府努力，查明在湘江戰役中犧牲的福建籍烈士名僅有1114名，其余均為無名英雄。

看到這份名單，韓京京心情復雜，說“很多名字都有點不像名字”，如黎馬子妹、賴老石頭、賴滿妹老、羅祥古老、劉馬四哩……

血染酒海井

在灌陽本地，1934年百余名重傷紅軍被捆綁沉入酒海井的故事廣為流傳。

酒海井位于灌陽新圩和睦村，“井”是天然形成，如盛酒容器，井口直徑約2米，上小下大，下有一條地下暗河相通，因其形，取名酒海井。

對于這段慘痛歷史，文東柏告訴澎湃新聞，當時，紅五師曾在新圩鎮和睦村下立灣設立戰地救護所，安置重傷員。然而，由于形勢緊迫，紅軍撤離時，來不及轉移100多名重傷員，這批重傷員被國民黨反動派及當地土豪劣紳用麻繩、石頭捆綁，沉入一公里之外的酒海井內。

文東柏說，上述史實有幸存老紅軍口述、當地村民歷史記錄等印證。

據《突破湘江》一書，一名叫劉來保的老紅軍曾口述稱，他是紅五師十四團三營二連三排戰士，所在的三排負責守衛楠木山，在敵軍反復沖殺中，全部傷亡。

劉來保背上負傷，和幾個輕傷員一道撤下來。后面，紅六師18團前來接防，和敵軍在公路上展開白刃戰，劉來保帶傷參加了這場白刃戰，18團大部壯烈犧牲。在肉搏中，劉來保用盡最后的力量，后昏倒在地上，等他蘇醒后，發現公路上全是尸體，他艱難地向公路邊山包爬去，爬著爬著昏了過去。

再次清醒時，劉來保口干舌燥，他咀嚼茅草根解渴。公路上，傳來嘈雜的吆喝聲，一個敵軍軍官正在指揮民團將這些尸體拖走。

忽然，遠處又傳來陣陣吆喝聲。劉來保擦了擦眼睛，看到一隊民團在敵軍士兵的指揮下，用竹杠抬著捆住手腳的人，像抬豬似的從公路上迎面而來。劉來保聽到被抬的人似乎還有叫罵聲傳來，他迅速明白過來，這是來不及撤走的紅軍重傷員，在阻擊敵人的激烈戰斗中，紅軍的傷員就是往山那邊下立灣的救護站送的。

不久，抬人的隊伍下了公路，朝酒海井方向走去。后面，兩個重傷員被抬到井邊，敵軍軍官手指著井口，命令民團將傷員丟進井里，但4個民團只將傷員放下地來，取出竹杠，并沒動手。軍官走上前去，重重扇了他們幾個耳光，民團依然不動。軍官無奈，朝后面喊了幾聲，幾個士兵從隊伍中間跑上來，抬起紅軍的傷員就往井里扔。

“轟隆！”沉悶的落水聲從井口沖出來。劉來保數著，“8個，9個，10個……”當他數到108個的時候，傷口劇烈疼痛起來，頭昏目眩，又昏過去了。

救護所位于新圩鎮和睦村下立灣蔣氏祠堂，該祠堂建于清道光四年，坐北朝南，現保存完整。今年89歲的蔣仁貴一輩子住在蔣氏祠堂后邊的老房子里，這間老房是蔣仁貴的爺爺蓋的，至今有上百年的歷史。

蔣仁貴如今一人獨居，身體較為健朗，甚至還能挑水。 9月25日，蔣仁貴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對于當年救護所的事情，他當時只有6歲，但記得一些細節。

據蔣仁貴介紹，當年，很多重傷員住在祠堂里，不時發出痛苦的聲音，受傷輕點的還能出來走動；有時，重傷員拉不動，還會喊村民們去幫忙。

蔣仁貴說，當年，他們村有土豪劣紳參與把受傷紅軍捆綁沉井；事后，這些人被村民們趕出了村。

對于這批沉井傷員的身份，文東柏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他們的名字，救護所由紅五師設立，由此判斷沉井紅軍多屬于紅五師，但隨后有紅六師18團、紅34師參與戰斗，也不排除有后兩支隊伍的傷員。

李天佑之子李亞明表示，父親沒怎么跟他提過湘江戰役，但1970年，父親回廣州休養，一位老領導跟父親說，那次多虧你們，拯救了中央紅軍，聽到這話父親大為觸動。回北京后，16歲的李亞明聽父親跟母親提起這事，才得知湘江戰役在父親心中的地位。

父親去世后，李亞明開始查閱歷史資料，編纂父親的畫傳，才真正了解這段歷史。李亞明說，父親參加過平型關戰役、解放東北、遼沈戰役、解放天津、廣西剿匪等成百上千次戰斗，但1934年的湘江戰役是“父親一輩子最重要的一仗”，直接關乎整個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

據李亞明介紹，李天佑是廣西桂林臨桂人，所領導的紅五師共有三個團，主要由原紅七軍構成，多是廣西人，當年其中的紅13團跟隨軍團部行動，未參加新圩阻擊戰，而參戰新圩阻擊戰的第14、15團及軍委一個炮兵營，除來自原紅七軍外，其他來自各地，由于沒有名單，難以核實他們的身份。

83年后的遺骸打撈

83年后，被沉入酒海井內的紅軍遺骸重見天日。

今年8月13日，灌陽正式啟動打撈工作。經一個多月的打撈，一批人體遺骸從井內烏黑的淤泥中被打撈上來。在井內，發現有捆綁痕跡的繩索及石頭。

后經專家鑒定論證，所發現人體遺骸超20具，并被認定為1934年遭捆綁沉井的遇難紅軍。

鑒定報告顯示，可確定遺骸在20例以上，均為男性，年齡15-25歲，身高1.37-1.63米，體重不超過55.67公斤；骨骼整體發育較弱，個別烈士罹患齲齒和牙釉質發育不全等癥狀；一位烈士顱骨上有明顯的外力創傷痕跡,是致命傷；骨骼與棕繩、墜石等遺物均有明確的埋藏學共出關系。

負責本次鑒定工作的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李法軍表示，認定所打撈遺骸系83年前遇害的紅軍，是綜合骨骼自身諸多特征、黨史研究、口述歷史記錄、當地居民歷史記錄等多方面信息作出的結論；根據現場遺骸分布情況、人體骨骼研究等，可以看出這批紅軍生前營養不良，“在生前遭受了殘酷的折磨和迫害，并且被殘忍殺害”。

為何直至83年后，酒海井的遺骸打撈工作才得以啟動？

文東柏解釋說，湘江戰役過于慘烈，紅軍從6.5萬人減至3.5萬人，損兵人數約3萬人，因而在很多的一段時間內，湘江戰役被提及較少；近年來，中央明確肯定湘江戰役的戰略意義，湘江戰役被重新重視了起來。

上述說法也得到灌陽縣政府一名不愿具名官員的證實，該官員表示，過去，很多人不愿回憶這段慘痛歷史，導致重視不夠。

對此，灌陽縣委宣傳部部長周恒志表示，灌陽是廣西貧困縣，經濟條件落后，過去不具備打撈條件，也沒合適的地點安置遺骸。去年，灌陽投資1800萬元，在酒海井附近征地150畝，并新建了灌陽縣紅軍烈士陵園主墓冢，該墓冢主要用于安葬紅軍遺骸。

今年61歲的俸順喜曾當過灌陽縣民政局局長，他也是一名老紅軍的后人。俸順喜說，他的父親原名叫童旺揚，1914年出生，是福建龍巖市長汀縣人，17歲參加紅軍，是紅34師的一名勤務兵。

據俸順喜介紹，湘江戰役后，童旺揚跟隨紅34師師長陳樹湘進入湖南，陳樹湘負傷后被捕，剩余紅軍戰士化整為零。已負傷的童旺揚被一位好心村民所救，后經人介紹，童旺揚入贅灌陽一戶瑤族人家，并改名俸旺桂。

俸順喜說，父親見他讀書好，樂于助人，認為他比較有出息，于是跟他講過很多當年從軍經歷，“我一直把父親的遺命放在心上”。

見灌陽沒有紀念紅軍烈士的場所，當上縣民政局局長的俸順喜認為，作為紅軍后代，他得做點什么。在他的努力推動下，2004年10月，位于酒海井的紅軍烈士紀念碑竣工開放。

俸順喜表示，當時，位于灌陽西邊的興安縣比灌陽交通便利，經濟較好，已經建了湘江戰役紀念場所，于是他就以“百余名重傷紅軍遭捆綁沉入酒海井”為突破口，最終這起慘烈的歷史事件感動了上級領導，爭取到3萬元經費，并發動全縣有關單位捐款，共籌集9萬元，修建了酒海井紅軍烈士紀念碑及護欄。

文東柏介紹，歷史上，紅軍曾三次過灌陽，在灌陽共犧牲6000多人，其中已確定有名有姓的遇難紅軍3500多人。據灌陽縣人民政府縣長盧嵩透露，此次打撈出來的紅軍烈士遺骸經專家鑒定至少有20具，這只是散落在灌陽境內的一小部分，通過這幾年的努力，已在灌陽全境發現了2560具紅軍的遺骸，散葬在各個地方。灌陽縣委縣政府準備用1-2年的時間把這些散落散葬的紅軍遺骸全部歸葬在酒海井紅軍烈士紀念園，供后人瞻仰。

9月24日上午，灌陽舉行湘江戰役·灌陽新圩阻擊戰酒海井紅軍烈士遺骸安葬儀式，3000余人參加了安葬儀式，并向紅軍烈士敬獻鮮花。

安葬儀式上，紅五師政委鐘赤兵之女鐘安屏上臺講話，這位77歲的老人多次哽咽，擦著淚說——

“聽父輩說每一次把傷員留下來，他們都是一步三回頭，心里好難受，‘戰友啊，我的好兄弟，你們能安安全全的養好傷，我們再一塊上戰場。’而傷員們心里非常明白，留下來首先面對的是敵人瘋狂的反撲以及前后追來的反動派，根本沒有時間尋找藏身的地點，傷員們都是抱著誓死如歸的心情和隊伍揮別……”

鐘安屏的父親鐘赤兵在長征途中右腿中彈，因當時醫療條件差，三次截肢，徹底失去右腿。鐘安屏告訴澎湃新聞，她的母親也是一名老革命，后在新疆深陷囹圄；1940年，她在獄中出生，靠獄友們咀嚼嘴對嘴喂大。后面，她被人領養，母親被人殺害，直到解放后，她被父親托人尋回，此時她才知道養父養母不是親生父母。

采訪時，鐘安屏多次重復說：我們得到的太多了，他們（指被沉入酒海井的紅軍戰士）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他們還那么年輕啊！

（本文參考書目：《紅色灌陽》、《突破湘江》、《紅軍長征（回憶史料）》、《湘江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