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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中村|灣廈活法⑤:“女人村”的廟祝董老伯
廟祝董老伯在天后宮里掌管香火已有十三年了。最初我以為這是灣廈舊村的一座祠堂,邁步進去,抬頭看到門額上寫著“天后古廟”四個大字。這是一座二進式廟宇,四合院格局,中間以天井銜接,兩邊各有一個廂房。進門有兩座神像,左手是姜太公,右手是土地神。左邊是一個雜物間,右邊是董老伯的寢室。大殿中間供奉的是主神媽祖娘娘,左側是財神爺,右側是受理求子業務的金花夫人。
這座村辦的廟宇,建于光緒四年,舊廟早已毀了。三年前,村里出資二百萬元翻修。它的前面還有一個即將停產的化工廠,背靠一個操場,兩側被新樓和舊屋相夾,占地約200平方米。蛇口片區的房價已達到每平十萬元,今天的灣廈村民依靠土地成為當地富豪。灣廈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漁村。出海作業留給了外地民工。但是村里依然在舊村北面保留了這座媽祖廟。從天津、江浙、福建、廣東、臺灣到香港、澳門,多處建有媽祖廟,也叫天后宮。深圳南山區就有四座。
在蛇口最南端的赤灣有一座深圳最大規模的天后宮,鄭和下西洋曾有一次取道這里,險遇風浪,鄭和祈求媽祖娘娘保佑,化險為夷后便在赤灣天后宮還愿朝拜。2015年,赤灣天后宮利用立體光電技術,在四面墻上投射影像,同時伴隨著潮聲和海鷗的鳴叫,仿造了鄭和出海的景觀。
珠江入海口從廣州到深圳,都是“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站點。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把海洋視為一個不可缺的戰略平臺。媽祖娘娘算是較早走出國門的一位神仙。

灣廈的天后宮
灣廈的天后宮規模要遠小于赤灣。前者是村集體所有,后者是政府管理。像深圳的北帝廟、關公廟也有類似現象。中國人進廟拜神,不管供的是哪個神,只要多磕頭,多燒香,總歸是好的。神仙也不會毫不理會。因此,求子求財求平安,拜北帝可以,拜關公,拜天后,拜觀音也可以。而且每座廟的廟祝都說,都很靈驗。我在寶安區的流塘村問北帝廟的廟祝老劉,他說,前不久有人來求子,后來果然應驗,人家就來還愿。嚴格地說來,北帝是治水御火的水神,求子超出了他的業務范圍。灣廈天后宮的董老伯也告訴我,在這里求子是很靈的。
6月8日,正好是全國高考日。大清早廟里來了一批家長和高考學子,在天后娘娘前燒香求愿,求天后保佑能高中名校。董老伯那時還在床上,一大早就被敲門聲吵醒。因此,天后娘娘不單單是管海上的事,還攬了文曲星的活。一旦修了廟,每個神仙的業務都是綜合型的。廟里為了擴大業務,通常把道教的神仙和佛教的菩薩放在一起。廟祝當然也樂見自己廟里香火鼎盛。
灣廈天后宮規模雖小,但神仙俱全。神仙品級以天后為大。大門上貼了兩個門神,天井左側還有一個船公,專保海上平安。董老伯每天打理著這幾個神仙。伺候久了,他也慢慢向神仙日子靠攏。他是湖北公安人,七十二歲,有兩個兒子。董老伯沒有種過田,原來在老家廠里做職工,后來自己開服裝廠。服裝廠倒閉后,他到福建泉州、晉江、廈門打工,這一帶全是大大小小的鞋廠和服裝廠。
董老伯轉輾做了七八年,才知道在中國南海邊有一個打工淘金圣地叫深圳。一個老鄉介紹董老伯來到深圳。有些老鄉在這里開發廊,開餐館,先后購了房,買了車。董老伯說,自己來晚了,太晚了,要是早幾年來,也就混出來了。他在2001年來到灣廈。村里建有劉家祠堂和樊家祠堂。通過老鄉介紹,他到劉家祠堂做事,專門看管祠堂。
2004年董老伯的母親去世,他就辭了這份做了三年的工,離開灣廈舊村回到湖北老家。回去不久,灣廈的天后宮翻修竣工。當時負責修建天后宮的劉老板是本村人,1960年代他曾逃往香港,戶籍落在香港,但在這里有房產,他也是劉家祠堂的負責人。在物色守廟人員時,劉老板自然想到了董老伯。
2004年董老伯又回到灣廈,干起了守廟的活,月工資八百元。十三年過去了,董老伯的工資漲到三千塊。他全年只有一次假期,每年四月初四請十天假回家一趟。路上要花三天,在家呆上一個星期。他的家人全在老家。兒子們都不同意他在這里做。老伴在家帶著七歲的孫子。廟里不能住夫妻。他和老伴分居了十三年。“在老家當然好,親戚朋友多,紅白喜事到處走走。”董老伯平靜地說,“其實在這里也很好。回去也沒什么事做。在這里包住包水電,不要自己掏錢,就打理幾個菩薩,每個月有三千塊。在老家哪有這好事。”

“奢侈”的居住面積
一個人住在廟里,讓董老伯的居住面積看起來有些奢侈。他除了一間寢室,還在左邊廂房里做飯喝茶,右邊的廂房則當作雜物間。與灣廈舊村里的那些單房相比,他的居住面積的確讓人羨慕。這里獨棟獨院,除了包住,水電費也讓村里承擔了。
廟宇四周全是水泥地,在夏季來臨時,加之殿內殿外香火長燃,廟里尤其燠熱難當,老板給董老伯的寢室裝了空調。有什么需求,跟老板說一聲就行了。
“只要我一說回去,他們就說,哎呀,不要回去,你現在還很精神。就在這里干,媽祖會保佑你的。”
董老伯穿一條短褲,趿一雙涼鞋,站在右邊的天井里,擰開水龍頭,拎著一條皮管子接了一桶水。他毛巾擦了擦身子。他身材高瘦,身子卻很硬朗,頭頂禿了,頭發還是黑的,氣色看起來不錯。他的胃好,能吃辣。中午去舊村里的湘岳城市蒸菜館,吃了一個12元的剁椒魚頭。他說,那個辣椒對他的胃口。除了看得開,董老伯似乎毫無什么健康秘訣,他年紀大了,不喝酒,平時從不參加舞劍、跳舞之類的活動。
擦完澡,他換上一套衣服,又接了一桶水,埋頭搓洗換下來的衣服。此時一架飛機帶著嗡嗡聲從頭頂上的藍天劃過,董老伯抬頭指天。我站在天井里仰望,一粒小白點在瓦藍色的天空畫出了一條云霧狀的筆直的白線。

天井四角切出來的這方天空,更見遼闊,澄澈。那條白線恰好從四方天空的對角線位置拉出來,由此看天,似乎有大隱于市的味道。我問他打算什么時候退休回家頤養天年。
“只要我們不生病,在家還不是沒活干。老年人嘛,人老話多。跟家人談談天哪。這里走走那里走走。家里做什么事,結婚的,做壽的,都可以團聚一下。”
董老伯的工作還算輕松自由。原來這座廟是凌晨兩三點就要開門。來拜神的香客都起得很早,如果開門晚了,他們很早就在外面拍門。后來改了作息時間,每天在凌晨五點開門,晚上六點關門。董老伯說:除了初一和十五,其他時間我安排,沒人管我,也不會來檢查,我就打理這幾個菩薩,這幾個菩薩管理我。有時我就會向菩薩請一下安。菩薩問我,還好吧。我說,還好。菩薩說,好就好。
寢室門口掛了一只圓鐘和一份撕歷。按照中國農歷,初一和十五是拜神的重要日子。明天就是十五,村里會有不少本地人進廟拜神,董老伯要穿一套專用的祭拜袍服。如今拜神的隊伍中,外地人的數量越來越多。有的人從地圖上發現了這座廟,于是帶著愿望和香火從四面八方涌進廟里。灣廈周邊是人口密集的地區,拜神祈福的需求也愈加旺盛,這就促成了這座小廟香客絡繹不絕。過年過節時廟里更是擁擠,董老伯一人忙不過來,村里要加派兩三個保安過來看管。
蛇口片區是外國人的聚居地。在拜神隊伍里,還有不少外國人。一般香客帶著祈求福報的愿望來到廟里,而他們更多地是帶著照相機、攝像機。這時董老伯就跑出來,靠比劃手勢表示NO,攔著他們說不能拍照。

奇特的“女人村”
除了朝拜神祇,灣廈村還有一個重要的節日:三八節。在灣廈,村里的女人和媽祖一樣,也被拔到了一個很高的地位。
灣廈曾是有名的偷渡村。過去在南頭半島上的大沖、南山、灣廈各村的村民以養蠔為生,兼種水稻、種荔枝和花生等。算是耕漁兼作。但是民生依然艱難,一年忙到頭,人們只是裹腹而已。六七十年代,物質生活匱乏,而對岸的香港璀璨繁華,遍地流淌著金錢的氣息。僅僅從1976年到1981年,深圳(當時叫寶安縣,隸屬惠州市)及周邊地區有近50萬人偷渡到香港,相當于當時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各地的村民暗中練習游泳技術。
灣廈村距離香港只有3公里海域,是偷渡的絕佳路線。作為近水樓臺,灣廈村男人拋家棄子經常在夜間泅水或乘自制的竹筏偷渡。“大逃港事件”轟動一時。當地政府組織了民兵隊,日夜嚴防嚴打,依然無法遏制瘋狂的偷渡。1972年灣廈全村有96戶人家,其中百分之九十的男丁逃到了香港。灣廈村因此成了一個奇特的“女人村”。村長莫錦華說,想找個男人干活或商量點事情都很難,幾乎每家留守在家的都是一個婦女帶著幾個孩子和老人。
1979年7月8日,在南海邊的虎崖山下,蛇口工業區的基礎工程響起了開山第一炮,由此拉開了深圳改革開放的序幕。之后灣廈村開始引進外資工廠。女人們離開田地,在村集體的名義下從廠里領回一些塑膠花、表鏈在家加工。1981年,村里也開了第一家電子廠。女人到村辦工廠里打工,采用計件形式,月工資可達70元,這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收入。隨著蛇口工業區大開發,灣廈村率先富起來。
1985年,為了感謝女人村的女人艱難的付出,人稱“莫老爺”的莫錦華在三八節這天,宴請村里一百多名婦女在潛龍灣酒樓慶祝。

一個多月后,我們再次拜訪董老伯。董老伯瞪著眼,不再有第一次那樣坐下來促膝而談的熱情了。我想找幾個話題跟他搭訕,他避而不答。盡管我們多次來到天后宮,也依然沒有完全消除董老伯對我們的戒備心。
我們在古廟門口,指著門楹上那副對聯:“座枕南山物阜民安歌母德,門朝東海波平浪靜戴慈光”。我說,這個“座枕”的“座”字應該寫成“坐落”的坐。這是個錯別字。董老伯看了看,沒有說話。他自顧自走出廟門,和一個叫“唐老板”的人大聲招呼。
我能理解,在深圳,大部分都是沒有定居的流動人口。眾人皆浮萍,每個人都是面目可疑帶著強烈的不確定性,確有必要對陌生人保持足夠的警惕。事實上,我們也向董老伯撒了謊。我們說自己住在舊村5巷。
不斷縮小的單間面積
其實,我曾在灣廈看過房。我跟本地房東爬上六樓看房。一房一廳,月租1900元。我說別的地方才1700。房東姓文,與崗廈、鳳凰的文姓并非同脈。他說:里面的更便宜也有,一房一廳1300,兩房一廳1500的也有,要看房子在什么地方,環境怎么樣。他不斷地夸他的房子光線明亮,位置優越,而且門前有一只大攝像頭,小偷不敢進來,放電單車安全。
文房東告訴我原來是兩房一廳,要3000多元,別人租不起,無奈之下三年前他花了三十萬,把這棟樓所有的兩房一廳全改成了一房一廳。十余年前,他修建這棟樓花了一百多萬,改造費相當于修建費的三分之一。房東們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房子的效益,將房子不斷改小。
4月時,我在一個公告欄前遇到鏈家的業務員小劉。小劉和她的同事在張貼租房廣告。她告訴我,業主把房子全權交給鏈家托管,鏈家經過重新改造再對外出租,并為每套房配了一個“管家”——他們去年把這種模式從北京推廣到深圳,在蛇口片區10平的單身公寓一般在2200多元,30平左右的一房一廳最低要3200元。
無論本地房東,還是房產中介,都在試圖縮小單間面積來降低租房成本,讓自己的房子更有市場,也讓更多的人能租得起房。《深圳統計年鑒2016》顯示,深圳人均住房建筑面積20.6平方米。但是,灣廈舊村每個人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各不相同,老譚是6平方米,李大姐是7平方米,羅姐是12平方米,均未達到平均水平。只有董老伯的居住面積最大,扣除神仙居住的大殿,他一人獨享了小半個廟,住房建筑面積約有60平。
2016年底,某地產接手了灣廈村的舊改。在蛇口片區城市更新的規劃中,灣廈村、漁一村、漁二村、南水村、水灣村、大鏟村、雷公嶺村、招東和招北小區都將面臨和正在面臨艱難的舊改命運。在它們周圍環伺著無數價格高昂的小區,單價多在每平十萬元。這是有錢人的聚居區。它的城貌嶄新,道路寬闊,路上常見寶馬奔馳奧迪保時捷,間或飆出一輛亮騷妖艷的蘭博基尼像公牛一樣哞哞狂吼。周邊點綴著大大小小綠蔭掩映的公園。

由于這些城中村的存在,給這個片區添加了多元化的混響。在灣廈密密麻麻的舊房子里,也誕生了復雜多樣的奇聞異事和N種活法,比如曾經烜赫一時的本地大佬長期主持了全村發展的傳奇,也有打工女子給夢中的丈夫灌硫酸的故事。它無所不納:凌晨時和媽祖娘娘說話的七旬老人,從垃圾堆里撿到錢包的清潔工,在豆瓣網上聚集追憶舊村往事的文藝青年,褲兜里裝著兩瓶二鍋頭在公廁外默默死去的無名流浪漢。
夕光余熱不減,巷子里行人越來越多。這條無名的巷道天天淌著污水,布滿了潮濕的腳印。小販們用白色塑料泡沫擺出各類蔬菜。肉檔里每塊鮮紅的豬肉都被曖昧的燈泡照著格外嫵媚——好像每個肉店老板都喜歡掛上跟過去發廊里一樣紅的燈泡。

唯一讓這里看起來像漁村的,是用一堆碎冰凍著的各種海鮮:像蛇一樣卷成一盤的帶魚,一攤黃花魚、紅杉魚、大眼魚和瀨尿蝦,還有軟塌塌堆在一塊的魷魚。
我在嘈雜人群里留連,試圖捕捉某個片段。肉腥味、餿臭味和鹵水店的香氣混在空中飄蕩。這里有種種我無法以語言表達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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