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17日，“中國歷史中的南北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華東師范大學知識分子與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區域文化研究系、上海《學術月刊》雜志社合辦，會議邀請了來自海內外文史學界不同領域的十余位學者共同參與討論。在此之前，知識分子與思想史研究中心就與東京大學共同舉辦過兩次學術研討會，一次討論的是“中華民族”，一次討論的是“地方與國家”。會議召集人、華東師大歷史系許紀霖教授說，關于中國南北文化的議題其實醞釀許久。中國的南北差異是大眾都有認識的普遍話題，也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此重要的一個話題，學術界專門的研究、討論卻似乎并不多見，此前也鮮見以此為議題的學術討論會。此次研討會有羅志田、科大衛、劉志偉、程美寶、唐曉峰、姚大力等各領域內的資深學者與會，使這一話題的討論更令人期待。

說到中國的南方與北方，一個基本的認識是現代地理學定義之下，以800mm等降水量線（即以秦嶺-淮河一線）劃分的南方和北方。在此意義之上延伸出中國的南北差異，常見的說法諸如“南方吃米、北方吃面”、“南方濕潤、北方干燥”等等。但南北問題并不單純是地理學問題。

以“南”“北”論空間，首先面對的問題是：以誰為中心？先確定中心，繼而談南北。但“中心”是變化的，因時、因地、因人、因事都有不同。會議間歇中，與會學者曾從個人生活經驗出發討論過對于南北的認知。成長于上海的許紀霖教授，最熟悉自然是江浙一帶的南與北——蘇南和蘇北。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劉志偉教授說，對廣州人來說，韶關以北，都是北方。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的唐曉峰教授則與大家分享了另一個關于南北的認知經歷，“我曾經去過昆明，別人問起你是哪里人，我謊稱是湖南人，對方聽了就說，哦，你是北方人呀！”唐教授說，這個說法當時就震撼到他了，原來湖南還是北方呢！

談笑中，已可見南北問題之復雜。中國這么大，地區間存在自然、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差異，而談論歷史中的南北文化還有一層時間維度，那么，南北問題該如何談起？我們在討論南北問題到時候，想討論的究竟是什么？許紀霖教授在會前指出，這次研討會是頭腦風暴式的，希望有文學、歷史、地理等不同學科背景和研究視野的與會學者能夠在碰撞中激發新的思考和討論。

說“南”道“北”

南北問題實在廣博，事實上，在這次研討會上差不多半數學者提交的報告并非是站在宏觀的時空角度來談論南北，而是一些具體問題的展開，諸如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牟發松教授報告的是《隋煬帝的南方文化情結——兼與唐太宗作比》，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教授談的是“元人意識中的南部中國文化優勢”，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的題目則是《南徼北腔——“清代六省戲班在廣東”及其余緒》，華東師大歷史學系瞿駿副教授談的則是1920年代讀書人的南北之爭，等等。而另外一些相對宏觀的討論題目則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羅志田教授的《作為文化、政治和學術的“南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科大衛教授的《從商業制度史看中國歷史中的南北文化》，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唐曉峰教授的《古代華北：環境與人生》，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許紀霖教授的《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視野中的南北文化》，中山大學歷史系劉志偉教授的《認識中國“南方”的一個視角》等。這兩部分的報告倒也沒有割裂分離之感，宏觀題目的報告引發的話題與思考，在具體的研究中也有體現或延伸。

如何定義南北，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問題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是宏觀討論不可回避的問題。

本次研討會上首先發言的羅志田教授指出了南北在空間上的相對性以及談論南北差異時的“生活樣法”，也就是前文所述幾位教授在談笑中所說的南北認知問題。“具體到不同地方的人，其心目中的南北就頗不相同，但又不是所謂‘虛構’的，不僅存在于認知中，也表現在具體的生活樣法上。”而從歷史的維度來說，南北問題“有一個從‘中國’之外到中國之內的演變，而這一點陳序經已經注意到了。”羅教授說，“大約在先秦舉四方以定中央的時候，南北更多是非我的他人；到春秋戰國時已多在內（孔子就有南人之說，應已在近于國的天下之中，但仍有異類之意；孟子所分更細，如說許行是南蠻鴃舌之人，同樣楚產的陳良因北學于中國就不是南蠻，也還多少帶點非我的意味）；秦漢大一統之后，人們說到南北，就基本不出今日所謂中國范圍了。”

至于在政治、文化、學術上的空間分異，論及南北，又是一個復雜問題。羅教授說，“至宋代科舉考試南北分取，以學問為表征的南北差異基本固定化。而財賦以東南為重，也越來越明顯。明朝的南北兩京之設，大概可說是由朝廷帶動的南北區隔。而一個源遠流長的后果，則是清代江蘇的寧蘇分治。其初意并非遷就文化的差異，實際卻適應了生活樣法的不同，這樣一種政治與文化無意中的互動，強化的劃分南北的認知。同時兩淮鹽運使長期設在揚州，是另一實際的權勢機構，而鹽商的聚集對學問和文藝發展的影響也相當大。晚清的南北之分，有官方無意中的推促（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設置，應有直接的作用），卻因東西因素而起。也因此，從晚清開始，南北與新舊就有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后來有些學者如陳序經，說南北其實意在東西，其中又涵括新舊。如陳先生的《南北文化觀》一書，言東西的內容便遠超過南北）。從東南互保開始，南北間暗存一種中央和地方的模式，因此而使中央不能‘大公無私’。入民國后中央和地方的色彩更明顯，而不肯‘大公無私’則成雙向的。由于彼此的不信任，南方的‘私心’有時甚或重于北方。不過因為史學界一向親國民黨，所以往往表現為得到世界承認的北政府反有些‘偽’的意味，而南政府則被說得更帶正當性。故民國的南北，至少有文化的、政治的和學術的三大板塊，始終存在緊張，后二者的變化還很常見。”

羅志田

羅教授發言中提到的歷史上“中國”與“南北”、“南北”與“東西”，以及“中央”與“地方”這幾對關系在后面其他學者的發言與討論中也不斷被提及。

唐曉峰教授在討論環節也談到了中國歷史上地區分異的演變。他指出最早出現的是“中國”與“四夷”，隨著“中國”地域的擴大，地區文化分異更多體現為東部與西部、北部的差異，“東西”之別的地理界限即函谷關。而歷史上，函谷關的地理位置也在變化。永嘉南渡之后至于唐宋，中國文化格局的地區分異從“東西”轉而成“南北”。許紀霖教授則進一步說，歷史上的南北關系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胡漢之間的對峙，如中世的南朝與北朝、近世的兩宋與遼金，另一種是中原漢文化內部的南北分野。歷史進程中二者相互滲透。魏晉南北朝后，南北問題的凸顯，而東西問題也并未消失。許教授認為東西問題體現為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之間的差異，而在魏晉南北朝之后，東西問題是鑲嵌在南北關系之中的。在北方文化中，既有漢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漢文化。胡漢文化在經過魏晉南北朝、兩宋遼金和元清三次融合，在北方中原文化中已經難分彼此了。

牟發松教授在研討會中的發言關注的是漢唐歷史變遷中的南方與北方，其中就涉及中國歷史上的東西相抗到南北對立的轉變，他思考的問題是南北對立如何成為可能？隋唐的再度統一又如何成為可能？牟教授認為，隨著東漢以來南方經濟、文化的進步，以及相應的地方社會勢力的發育成長，為孫吳及東晉南朝政權的成立和維持提供了基礎，使中國歷史的發展由東西相抗，經三國鼎立，最后形成了南北對立的局面，這是南北分立成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對南方經濟開發起到重要作用的北人南遷，它的作用不僅僅體現于經濟的發展，對于南方文化的形成更具重要意義，晉室南渡后，中國傳統文化來到南方并與江南文化融合形成了當時中國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至于隋唐時代南北之所以能再度統一，牟教授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南方，在于漢魏傳統文化在東晉南朝的保存、發展和對北方的反饋。

北部草原與南部海洋

在這次研討會上特別引起學者討論的有兩個問題，即草原文明問題與海洋文明問題。這是由南北延伸而來的一組討論——草原文明-中原文明-海洋文明。

唐曉峰教授在這次的研討會上重提了自己以前的一個研究《先秦時代山陜北部的戎狄與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結構》。唐教授說，長期以來，由于中原帝國與草原帝國的長期對峙給人們留下的深刻印象，加之北方長城的修筑，讓人很容易的將北方看作是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二元結構。事實上，這種二元結構是在南北兩大帝國（注：漢與匈奴）形成以后，尤其是戎狄消亡之后才出現的。在戎狄活躍的時代，即商周時代的大約1000來年里，中國北方的人文地理結構實際上是三元的，即中原的發達農業區、山陜北部等地的戎狄活躍區以及北方草原地帶。而戎狄是半農半牧的，這是自然環境和人類歷史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北方的戎狄一部分轉化為游牧人，被更北方的匈奴游牧族群所吞并，一部分則被南方的農耕文明所同化，由此而成為二元結構。

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施展，在其報告《中國的多元復合結構》中也提到了中國歷史中的草原-中原關系，中原-海洋關系。施展說：“在古代世界，中國是東亞大陸的主導者，其中的草原-中原關系，是秩序的生成線，帝國的秩序與文明的發展都離不開這個關系；中原-海洋關系，則是秩序的傳播線，從南朝開始到遣唐使再到明末遺民朱舜水，大陸帝國的文明源源不斷擴及整個東亞，并刺激著東亞其他國家之主體意識的浮現。在近現代，中國是世界秩序的參與者，海洋-中原關系是秩序的生成線，現代經濟、技術與法權-價值觀念從海上到來，改造了大陸帝國；中原-草原關系則是秩序的傳播線，因大航海而致貿易路線轉移，內亞世界從文明陷入混亂，終將依靠被海洋世界重構的大陸帝國來安頓其秩序。秩序的生成與傳播，在古代與近現代的方向剛好是相反的，技術的變遷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變量。草原與海洋，都天然以當時技術條件下的全世界作為其活動空間；中原則通過對這兩條線的分別參與及互構，而突破定居的固化視野，獲得其世界性。”施展認為，近年一些歷史著作之所以很有閱讀市場，是因為在如今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存在認識焦慮，需要反思歷史，從過去中汲取理解當下世界秩序的動力。近年頗受關注和討論的中國歷史上的邊疆民族問題在這次的會議上同樣引發了學者很多的討論，而這些討論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對于隨著“一帶一路”而為人矚目的海洋問題也是如此。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劉志偉教授談的是廣州，可謂是南方之南方。作為嶺南地區之代表，這里一度是中原王朝邊緣、“化外之地”。但劉教授也曾在談笑中說過，對廣州來說，韶關以北就是北方，那么，如果以地方的視角來看，以廣州為中心看出去，則是另一種視野。劉教授說，從考古學和遺傳學上看，廣州與東南亞地區更接近，廣州是環南中國海這一區域的中心。但這一區域與談論北方草原、邊疆問題的情形又有不同，談論到北方草原文明、游牧文明，其與中原文化總存在一種張力。而在環南中國海這一區域，就文明而言，其與中原文化的關系更為親近，有一種文化向心力的存在。比如，劉教授舉例的廣州東部的南海神廟，“這個‘海’是‘四海’之‘海’，南海神廟是王朝國家統治體系的一個重要的象征，是王朝國家的統治權利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在這一區域內來來往往的人、物，他們是在一個共同的空間中流動。我們今天所謂的東南亞“華僑”，在過去大概是沒有“出國”的概念。在此情形之下，又如何談論他們的“內”與“外”？ 以劉教授所談論的廣州為例，關于歷史上的中國東南沿海，這次研討會上學者對于其是否存在海洋文明這一問題展開了很多討論。比如，環南中國海區域的物質文化交流，比如，鄭和下西洋與鄭氏家族的海洋勢力，這些是否能夠證明中國歷史上存在海洋文明呢？我們又如何認識在中國東南地區歷史文化中的中原性和海洋性？

對此姚大力教授在討論環節談了他的感想。姚教授認為，劉志偉教授談論的閩廣人，這一人群在歸屬上存在二元化，即從政治語言管道滲透的文化來說，他們的歸屬感是向北面的，也就是歸屬感在中國，而從羅志田教授所言的“生活樣法”，從他們的生活的方式，經濟的方式來看，他們的歸屬感是向南的。而對于以中國南方向外展開海洋世界來說，其中既包括南中國海地區，又包括印度洋地區，至于其中的文化因素則更加復雜，有中國文化的影響，有印度文化的因素，也有伊斯蘭世界物質文化的流動，而在此我們統稱之為“海洋文明”，似乎將其復雜性簡單化了。談論“海洋文明”，我們還需要更多更深入更細致的思考。

廣州南海神廟

旁聽了一天半的研討會之后，再回想許紀霖教授召集此次會議之初的一個問題：為什么南北問題沒有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與參會之前相比，個人對這個問題有了更多的想法。原本，理所當然的一個簡單回答是，中國的南北差異太大，哪怕以一個地方來看，都恐怕不止有二元的地區分異，更遑論“中國歷史上的南北”。而更關鍵的是，南北問題與眾多學術界關切的問題相關，比如國家和地方，比如中原文明與草原文明的互動。南北問題看似沒有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但事實上，它一直在被討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