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不足兩年，Lallab在法國媒體和政界，逐漸成為顯性話題，撕裂不同陣營。激進伊斯蘭教條的宣傳者？抑或仇恨伊斯蘭大潮的受害者？公眾各執一詞，紛紛評判Lallab。論戰極易上升到宏觀視角，如世俗與宗教、種族和普世性、女性身體和政治操縱、多元文化和共和國價值等辯證關系。宏大的概念在相互博弈中一時無解，艱難共處。

“挑戰當前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敘事”

創始人Sarah Zouak今年28歲，是個長相甜美的黑發女生。她在巴黎東南郊區長大，父母是摩洛哥出生、在法國定居的第一代移民。

“社會企業家，電影工作者，女權主義者。穆斯林國家女性意義之旅紀錄片制作者。Lallab協會聯合創始人和總監。挑戰當前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敘事。”在推特賬戶上，Sarah這樣介紹自己。

四年前，她在巴黎國際戰略關系學院（IRIS）讀研究生，希望寫寫伊斯蘭世界的女權主義。導師在法國女權領域很有名，聽到后不假思索地對她說，你得選擇，要么你是女權主義者，要么你是穆斯林。

這讓Sarah很受傷。“學者本傳授知識使人明智，卻讓我因多重身份感到屈辱。多少次，他們讓我在幾個身份中做出選擇；又有多少次，他們向我解釋說宗教信仰是實現自我解放的障礙。”她每次接受法國媒體采訪，總會提起這段往事。

她信仰伊斯蘭教，從小到大，成績優秀，在別人眼里是個特例——“被解放的穆斯林女性”。仿佛，像她這樣的人很少。“媒體報道中，穆斯林女性總是以被動、屈從、被壓迫和受害者的形象出現。”一直以來，沒有什么女性代表讓她產生認同感，進行比照。

拍攝《穆斯林國家女性意義之旅》(Women Sense Tour in Muslim Countries)紀錄片的想法由此而來。她花了5個月時間，走訪了5個穆斯林國家——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伊朗和印尼，采訪當地杰出女性，看她們如何將宗教信仰和女性解放融合在一起。

她同25名穆斯林女性交流，并用影像記錄了這些珍貴的時刻。有人生活在鄉下，有人成長于大城市；有知識分子，也有不認字的；一些人戴著頭巾，另一些人“光著頭”。她們或為鄉下女孩上學問題奔波，或幫助單親母親改變境遇，或參政影響上層決策。

采訪摩洛哥穆斯林女權標桿人物Asma Lamrabet后，Sarah備受啟發，覺得穆斯林女權可以走不同以往理念的第三條路。

目前討論宗教和女性的關系不外乎兩種，一是宗教壓迫女性，阻礙她們實現解放；二是伊斯蘭教這邊的說辭，認為伊斯蘭教同普世權利不相匹配。Asma Lamrabet提出將伊斯蘭教同普世權利結合，每人都可參照穆斯林基準，提出維權訴求。穆斯林參照基準依托于具體情境，需要被不斷審視和解讀。

壓迫女性的并非伊斯蘭教，而是上百年來男性對《可蘭經》的父權解讀和釋義，Sarah對伊斯蘭教和女性關系有自己的理解。2015年12月拍攝結束后，她和不信教的朋友Justine Devillaine共同創立了Lallab。目前協會有250名志愿者協助工作，定期發表文章，并舉辦各種活動。

在官方網站，他們如此定義自己：“Lallab是網上雜志，也是協會。穆斯林女性備受種族和性別歧視，我們希望傳遞她們自己的聲音，并創造一個女性可自由選擇，實現自我解放的社會環境。”

以反對種族歧視為己任，反成為種族歧視的對象

在西方語境下，宗教和女權主義匹配度很小。尤其涉及宗教為伊斯蘭教時，這一搭配組合有些逆喻的味道。在法國極右人士眼中，這是激進伊斯蘭利用女權主義偽裝自己，Lallab協會如同一匹待命摧毀異國城邦的“特洛伊木馬”，火藥味十足。

自誕生之日起，Lallab因其理念，天然具備爭議屬性。它引爆法國主流輿論或許只是時間的問題。最近一次，協會被迫卷入論戰暴風眼，還要從一份夭折的政府資金撥放說起。

8月初，Lallab獲得三個“公民服務”（service civique）項目資助名額，并在網上貼出通知。該政府項目于2010年成立，年齡在16到25歲投身機構服務的年輕人都可申請，每月可獲得國家撥放的500歐元補助金。令人意外的是，8月17日，“公民服務”官網毫無征兆，突然撤銷了Lallab的資金撥放決議。

“協會申請不符合‘ 公民服務’的根本價值，已被撤銷。”在推特上，“公民服務”如此回復名為Daniel Auguste賬戶的質問。這位網民正是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一名堅定的支持者。

其間的半個月發生了什么？

原來，Lallab貼出通知后，網絡上掀起了反對浪潮，各種消息和聲音幾乎要淹沒“公民服務”社交網絡賬號。他們分兩批人馬——具有民族主義排外保守傾向的極右人群和堅決捍衛世俗無神論價值的左派。在這些人眼中，Lallab要么是法蘭西共和國的“敵人”，要么是“激進伊斯蘭的實驗室”。

法國法律規定，國家具有中立性，不得資助任何宗教并雇傭相關人員。這起政府資金撥放風波中，大家批評最多的也是：協會的宗教關聯或違背法國“政教分離”（la?cité）原則。

散文作家Céline Pina早年曾加入左派政黨，是“在共和國生活”（Vivre la Republique）公民運動的創始人。她在主流日報《費加羅報》撰文反對Lallab。她說：“這個協會推崇的理念和法蘭西共和國不相匹配。”

反對網絡“恐穆”騷擾的倡議書上，Lallab具體描寫了這期間受到怎樣的騷擾和圍堵：“協會支持者成為網絡語言暴力的受害者。他們被人肉搜索，私人信息被披露，并收到各種強奸和謀殺威脅信息。”

以反對種族歧視為己任，反成為種族歧視的對象，Lallab成立之初便碰到了同類遭遇。Sarah記得協會剛建立，需要到銀行開戶頭。沒想到，簡單的行政程序卻遭遇意外阻礙。法國農業信貸銀行拒絕她們請求，雖然沒有給出官方解釋，但暗指協會只為“穆斯林女性”服務這點，讓他們很為難。

“如果Lallab主要關注穆斯林女性，包括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這正是由社會現狀所決定的：她們不僅因性別遭遇歧視，同時也是種族歧視和恐穆言論的受害者。”Lallab協會曾發布公告，如此解釋，并強調自己是女權主義協會而非宗教協會。

作為鏡子的另一面，不少穆斯林神職人員反感他人對宗教文本做出任何形式的超前解讀，認為協會的活動訴求實為伊斯蘭的西方化。

究其實質，Lallab協會從誕生到壯大，逼迫社會以一種更直觀的方式質問：伊斯蘭教同西方世界是否匹配？從某種程度上看，協會存在本身或是對該問題的一種肯定回答。

“伊斯蘭女權主義是西方思潮 ”？

協會的財務負責人Attika Trabelsi此前曾接受我們的采訪。她戴著穆斯林傳統頭巾，詳細解釋了自己的女權主義理念。她說，“女性可以自由選擇，想怎么穿，就怎么穿。露胸脯也好，戴上頭巾也罷，象征意義都一樣。”Lallab秉承的理念曾被法國主流女權排斥，因此愈加強調自身的包容性，即“每個女性有權選擇她喜歡的方式”。她不否認伊斯蘭教發展有許多“怪象”——很多女孩，年齡很小未成年，家里人也會要求戴頭巾，這其實跟穆斯林世界的“父權”現狀相關。

一般認為，伊斯蘭女權主義（Islamic feminism）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伊朗誕生。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意識到自己的附屬地位，逐漸反對男女不平等現象。

伊斯蘭女權主義試圖從宗教層面對男女的地位關系進行調整。這跟天主教或猶太教女權思潮類似，總會根據宗教文本的研究和解讀，確立男女平等理念。穆斯林女權主義同伊斯蘭女權主義又不同。穆斯林女權主義者在宗教以外的領域積極參與平權活動，但伊斯蘭女權主義者則以宗教為媒介和手段，爭取自己的權利。

法國伊朗裔社會學家Chahla Chafiq-Beski對伊斯蘭教和性別關系頗有研究。她基于伊朗女性的經歷，不斷反思伊斯蘭女權主義的局限。她說，伊斯蘭女權產生之初，面對“西方文化”的主導，穆斯林女性強調保留自己的伊斯蘭身份認同，認為這才是實現自我解放的正途。

阿爾及利亞籍律師Wassyla Tamzali在自我批評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些。她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管女性權利相關事務，強調在很多阿拉伯國家，“國家政權讓人無望，民眾自然訴諸宗教，應對現實困境。信徒可在宗教滋養下更加清醒，但之前以宗教之名，侵害女性權利的事不知發生過多少”。“伊斯蘭女權主義是西方思潮，在阿拉伯世界并不存在。”她說。

在法國出生的Sarah可能不會同意Wassyla Tamzali的這一結論。但有一點，她們肯定會達成共識，即穆斯林女性非常多元化，而非只有單一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