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中秋雙節相逢，假期疊加構成長達8天的“超級假日”。根據國家旅游局的數據，預計10月1日至10月8日期間國內旅游人數將達到7.1億人次。不出意外，到了任何景點，我們看到的都將是人山人海。高速變“龜速”、“步行街”變“挪行街”自不必說，長假中的各種不文明現象注定令人心塞。問題引人深思之處也正在于此，長假出游又擠又累，可為什么一到國慶，我們條件反射一般就是想出去玩？這背后的社會心理動因又是什么？

旅游是對現實的短暫逃逸

首先，誰是國慶假期出游的主力軍呢？

每天凌晨就得起來掃大街的清潔工阿姨，每天在建筑工地里辛苦勞作的農民工，或者東莞工廠流水線上的年輕人，他們多半不會在假期出游，經濟能力有限是主要原因，更何況他們或許還得加班。早就實現財務自由的人，隨時可以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感到無聊就搭飛機到倫敦廣場喂鴿子，自然不必在國慶長假經歷人擠人。所以，選擇國慶出游的，往往是夾在這兩個群體之間的人，也就是上班族或都市白領。他們每周工作五天或六天，每天工作八個小時甚至更多，一年到頭所擁有的兩個長假就是國慶和春節，而春節往往要回家團聚，國慶成了唯一能自由安排的假期。

都市白領大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專業的知識背景，隨著服務型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他們不再出售體力勞動，而是以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為立身之本。消費體系不斷給他們灌輸這樣一種理念：他們是社會的中間（也是中堅）階層，只要勤勤懇懇工作，就可以過上幸福而體面的生活。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白領與藍領的差距漸漸消失，他們不過是生產流水線上的“高學歷廉價勞動力”，輕易可被替代，失業風險如影隨行。為了保住工作，他們的生活被工作徹徹底底占據了。

沉重的現實里，他們自然會有“靈魂出竅”的時刻，他們想掙脫現實臃腫的肉身，到遠方尋求真實與自由。就像美國著名旅游社會學家迪恩·麥肯奈爾在《旅游者：休閑階層新論》中所說的，現代人的旅游動機和真實性追求與工業社會的異化緊密相關。現代人生活在一個被疏離了的和不真實的社會中，沒有歸屬感。人們無法準確斷定“我們”是誰，“他們”是誰，“現代人已經淪落到不得不到別處去確定自己的真實性，試圖從別人的簡單、貧窮、貞節或純潔中捕捉到一點真實的自己。”

這時，旅游可不僅僅是出去玩一趟那么簡單，它還被建構成一種可以短暫逃離現實、重獲精神與心靈自由的時刻。這也是為什么長假未到，寫字樓里的白領們就已經在興致勃勃地期待和籌劃他們的靈魂之旅了。

消費主義話語的規訓

國慶假期前夕，幾乎每個人都會被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問這樣一個問題：國慶到了，你準備去哪里玩呢？

在不知不覺間，國慶已經跟出游聯系在了一起，好像國慶出去玩，就是反常的。這樣的聯想背后，離不開消費話語的規訓。國慶前夕，打開各大票務軟件APP，就會出現國慶出游的各種優惠活動。各大旅游社的廣告也開始狂轟濫炸。無孔不入的旅游信息都在向受眾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國慶到了，我們出去玩吧！這讓人想到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在《社會性動物》一書中的描述，“我們生活在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以大眾勸導為特征的時代。每當我們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機，每當我們翻開一本書、一本雜志或一張報紙，總有一個人在試圖教育我們，說服我們購買某種產品。”

而每一年國慶長假各種關于旅游的吐槽，與其說是在勸誡諸位不要長假出游，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更強化了國慶與出游之間的聯系。久而久之，我們就形成了“國慶應該要出游”的刻板印象，就像中秋節要買月餅、春節要回家一樣。

消費主義話語一方面通過將國慶與出游建立聯系，規訓我們的假期想象，另一方面則通過對旅游的包裝，勾起我們的消費欲望。隨便到旅游社拿一張宣傳單，上面描述的旅游其實就是前蘇聯作家康·帕烏斯托夫斯基筆下所描述的：“旅途上總會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你永遠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狡黠的女性的流盼在睫毛下一閃，什么時候在遠方會露出陌生城市的塔尖，在天際會出現重載船舶的桅桿，或當你看到狂吼在阿爾卑斯諾峰上的大雷雨時，會有什么樣的詩句在腦中涌現，誰的歌喉，會象旅人的銅鈴般對你唱起述說合苞待放的愛情的小調。”

消費話語下建構的旅游，是一種“柔性化”的旅游，一種充滿美、意境和格調的遠方。它肯定不是梁鴻筆下的“中國梁莊”，也不可能是劉紹華筆下的“涼山兄弟”，它“好像是從一個工廠里生產出來的一樣，散落在全國各地，那里一定有臺灣奶茶鋪、有火柴天堂、有烤魷魚炸臭豆腐、有義務廉價工藝品、有時光郵局、有青年旅社，也一定有酒吧，還可能有艷遇”——這也是為什么中國那么多旅游景點都是同一副面孔。

這時，旅游一方面扮演著某種“文化區隔”的作用，好像你出去玩了，就顯得你更有品位、更有閑暇、更有錢，長假出游鄙視鏈也由此產生。另一方面，它又迎合著出游者尋求精神自由的需要，不少旅游景點打出的口號都是“小清新”、“尋找心靈自由”、“精神洗禮”、“幸福圣地”，仿佛來到這里你就可以一勞永逸找到幸福的真諦。旅游成為了一種結合心靈尋覓、健身、休閑、時尚等諸多元素的“高級運動”。

人擠人后，更好地當“加班狗”

長假出去擠一擠，人生真的會因此豁然開朗嗎？很可能不會。一方面是，現在的旅游已經產業化了，它充滿了消費主義氣息，旅游景點充斥著各種假古董，古人從游山玩水獲得的那種對平庸的超越、對生命的禮贊、對人性的回歸等旅游體驗在不斷消亡。早在1960年代，美國歷史學者布斯汀就如是指出，現代旅游者只是被動的看客，在熟悉的環境保護傘下，尋找和欣賞那些非常奇異的風景。他與東道地的環境與當地人隔離，跟隨導游帶領的團隊旅行，蜂涌于人工設計的“吸引物”，易于受騙地欣賞著“虛假事件”，同時又快樂地對身邊“真實”世界視而不見。

另一方面，誠如英國作家安妮塔·布魯克納所譏諷的：“浪漫主義的主人公們好像總是游蕩在廢墟間，或者是瀑布旁，或者是山里；他們總是在思考永恒，或者在發瘋；而且眾所周知，他們都認為滿懷希望地旅行比抵達終點要更好。在無法忍受的境況中無休止地說理，卻依舊被這樣的境況所限。”去鼓浪嶼吹吹海風吃吃燒烤，到大理玩一趟，去西藏接受一番洗禮，出游者終究沒有在那里定居，而是要回到北上廣繼續自強不“吸”，現實的困厄并不會憑空消失。旅游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頓悟”，只不過是換一個地方感受一下人山人海和眼前的茍且罷了，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出去玩一趟回來，發現一切如舊，除了自己變得更窮外。

更關鍵的是，我們以為旅游是逃逸現實，其實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生產-消費環節中來的。依照馬克斯·韋伯等學者的看法，作為一個“現代人”：其一，經歷了祛魅即理性化的階段，隨著自我的萌發與理性的覺醒，現代人與“神”即一切外在于自我的宏大信仰解約，作為個體生活在世界上；其二，這個游離的個體被吸納到資本的體系里，成為市場分工的一份子，顯形或隱形的流水線上的一員；其三，個體的生命時間被分裂為“工作時間”與“閑暇”。換言之，無論是“工作時間”還是“閑暇”，它都在資本的控制體系之下，閑暇不過是某種幻覺，最終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工作。

蘇珊·桑塔格也講過這樣一個現象：相機和攝影普及之后，幾乎每一個去旅游的人都喜歡拿著相機不停地拍來拍去，而且人們似乎并不是為了學攝影，也不是為了留影紀念，只是漫無目的地玩弄手里的相機。她對這個現象做出的解釋是，旅游是現代匆忙社會里面的奢侈品，它是“工作之外”的東西，是忙里偷閑的事情，即使是去旅游休閑，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工作。即便是閑暇，也逃離不出資本的消費陷阱，資本甚至通過控制、操作人們的閑暇想象，從而變成經濟效益。

因此，不要以為工作和旅游，是矛盾的、分裂的，事實上它們從來都是和諧的、統一的。關于旅游的想象和期待，說服上班族臣服于眼前的茍且，而旅游這一行為，既承擔起了消費的使命，又有助于上班族回來后更努力地當“加班狗”。這兩張面孔實際上都服務于同一個規訓目標，就是讓上班族成為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特殊的勞動大軍，資本才是背后最大的操控者和獲益者。

經過這么一番論述，不少人應該會感到沮喪，還能不能讓我們好好地旅游和玩耍了？理論總是枯燥的，但生命之樹常青。任何分析脫離個體真切的生命體驗都是不及物，只要你在旅行者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樂，那他人如何評價都將失效。當然了，如果你壓根就不喜歡出游，只是長假到了感覺自己好像得出去玩一下，那看完此文你或許會明白：何必去人擠人呢？又累又費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