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承辦了第五屆中國史研習營。該營由中山大學歷史系、廈門大學歷史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聯合主辦，邀請到十幾位中國史學界著名學者前來講座，并由主辦五校多位教授帶領研讀史料及田野調查，面向全國本科生招收營員。我有幸獲選，在天津度過了難忘的十日。本文簡述我的研習收獲與心得。

講座述要

研習營的重頭戲當然是史壇名家講座，茲就對我個人啟發較大的幾場講座作一述要。

張國剛教授的講座《中國史學傳統與歷史特色》以《資治通鑒》和《史記》為由頭，指出中國傳統史學有敘事的特點，而在記敘中表達觀點主張。其中《史記》重求真，體現道家的自由灑脫；《通鑒》重求用，體現儒家的責任與擔當。

張教授認為，東西方的史學傳統，猶如“違經合道”與“程序正義”之對比，雖說遵守程序能保證各方權利的穩定運行，但是死守程序缺乏變通，是西方文化的痼疾。正如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書寫受西方影響，專業化分工像壁壘一般將傳統鑒戒史學隔離在其外，若中國學者一味拋棄傳統而“崇洋媚外”終將“畫虎不成”而使史學缺乏生命力。與之相對，中國傳統的“違經合道”（出自《三國志·王粲傳》：“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將標準著眼于個人-人類-萬物-宇宙的最高福祉，具有明顯的優越性。此外，張教授還鼓勵我們樹立文化自信，打破西方主導的論文模式，回歸敘事傳統。

梁其姿教授主講《古代道教仙人是免疫學先驅？》，這一講題看似故作驚人之語實則大有文章可作。梁教授首先介紹了中國天花史：自東漢起，始有大規模天花傳染的記載；十六世紀后，種人痘預防天花險癥之法見于文獻；人痘法在清代盛行起來，并被17~18世紀在華的法國耶穌會教士殷弘緒通過信件引介到法國。

隨后，她提出兩個問題：是誰發明了人痘？為何16世紀以前無關于人痘的文字記載？并結合文獻作出解答。關于第一個問題，流行說法是宋真宗時峨嵋山神人為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遂傳于世。梁教授認為這說明人痘法可能是偶然發現或為集體經驗，非一人一時之功。關于第二個問題，她引用李約瑟觀點，推測是道教“口傳心授”的醫學傳統使然，同時也承認很難論證之。

講座的第二部分為牛痘法在中國的傳播：牛痘法在琴納（Jenner）發明以后，通過西班牙皇室贊助的Balmis慈善航隊于1805年前后傳入中國，首次接種地點為澳門與廣州十三行一帶。而牛痘的在地化則歸功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雇員邱熹將它和針灸的原理結合，包裝成改良的傳統中國醫術。

與其他講座者不同的是，梁教授提供了大量精挑細選出來的一手文獻，帶著我們這些本科生劃關鍵句、一步一步分析、商榷結論，可謂還原了文獻批判之現場。在提問環節，梁教授指出文集、醫案、日記等材料大有醫療史研究價值。至于標題所提出的那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開放給我們思考。

羅志田教授的講座《史學的入門與預流》以最平易的主題吸引來了最多的旁聽同學。桐城派有道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學問最難是入門。羅教授指出鑒別入門與否的三個步驟：第一，看懂著作并用內行的話復述出來；第二，能辨別作品的好壞；第三，用“本門”術語適當地表述自己的意思（這是引羅家倫的話）。所謂“本門”，我個人理解即師門、學派、話語之類，可見他所認為的入門，遠沒有看幾部經典、寫幾篇論文這么簡單。

所謂“預流”，一般意義是指入學術之流；在陳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則指入學術之主流（語出《陳垣<敦煌劫余錄>序》）。學術寫作中交待既存學術的現狀和本文與既存學術的關系等，就是一種預流（羅教授認為這不是所謂“學術史”）。他強調：陳述既存研究，要盡可能側重研究的問題，而不是列舉作者和作品；討論時要與真正重要的研究對話，沒什么貢獻的可以不提。研究者如果不進入學術之流，或將學術淵源搞錯，按陳寅恪的說法，就是“認賊作父”。有時兩個外國學派是針鋒相對的，而我們一些學者卻把它們糅為一體，皆為己用。能這樣做的，要么是大師，要么是不入流。

鄧小南教授講的是《游于藝——宋代士人文化生活一瞥》，考慮到受眾多為本科生，她花了一定精力概括了講題的歷史背景，交代了了解宋代歷史的基本框架：“天下大勢分為南北”，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南北朝”時期，版圖拘隘、氣溫轉寒、黃河泛濫頻繁，宋代國運乃“生于憂患，長于憂患”；再自學界對于所謂“中古經濟革命”的說法展開（教授本人并不贊同“革命”提法），配以清明上河圖及南海一號沉船所載文物的照片，點明宋代城市文化及經濟的繁榮。一旦抓住這幾個關鍵點，即使是沒有系統學過宋史的同學也能立刻進入狀態。

相對開明的朝政，催生了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如方庭實所謂：“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而他們在生活中則浸潤于豐富的物質、精神文化之中。鄧教授以“游于藝”為線索，大量引述兩宋士人的觀念，例如朱熹：“古人于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俱舉，而內外交相養矣。”可見士人之所好，絕非單純紙上學問；對“游于藝”，不能從整體追求中抽離。參以西園圖及各類酬唱集，側面證明宋代士大夫交游之盛（在此順便推薦北大與哈佛、中研院共同主持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項目，可查歷代名人關系），以及“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理念。

經對比不難發現：唐畫人物雍容閑適，宋畫多涉平民生活；唐詩言情，宋詩重理；宋代的街頭說書、雜耍、飲茶等市民活動明顯頻繁化。不過，鄧教授強調，宋是一個走向平民化的時代，并非平民社會。“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孫何語）既是當時治國的方略，也體現著宋代士人的情趣。談到對宋代的整體評價，鄧教授認為當今學界容易有兩個極端，或一味斥諸“積貧積弱”，或一味鼓吹其自由繁榮，都難稱宋朝的全貌。后人研究時，不要一味求新求奇，而應該力求全面認識。

黃寬重教授娓娓道來《戀戀兩宋——我的習史歷程》，回顧了自己精彩的學術生涯。他本科時期受孫克寬老師影響開始接觸宋元史資料，借《大陸雜志》刊文之機立志耕耘于宋史領域。初以考據集部文獻入手，因偶然發現四庫文津閣、文淵閣本異同，寫成諸篇比刊論文。憑各種契機，關注到宋代軍政史和中韓關系史。是為治學第一階段。

40歲后的學術圍繞《南宋地方武力》和《家族與社會》二書的寫作展開。前書從基層武力入手，并藉由士人、富豪在地方社會的角色、與官府的互動，來反映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政治運作、社會關系與文化認同等現象，靈感受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注》啟發，因軍政史研究背景和看閑書時的聯想而成為可能。后書因導師的項目進入，關注到長期被忽視的宋寧宗嘉定時期，發現這個時期經濟繁榮，社會文化、思想活動蓬勃，士人不愿參政轉而熱衷于博物、醫療、理學，繼而提出“嘉定現象”。

黃教授說他最后的心愿是寫一部劉宰（其生平有趣之處在于以私交關系從事大規模救災）的研究和一部南宋史。講座尾聲，他謙虛地表示自己研究的題目都是細碎而冷門的：“我只是從少有人用的資料中爬出一點點線索，得出一點點沒有人關注的結論。”不過也并不遺憾沒有建構出全面的歷史理論，因為也許花了時間也不會有成果，還不如接受這種宿命。我想，不跟風、不說空話、不刻意出奇，恰恰體現了一個腳踏實地學者的風范吧。

史料研讀與田野考察

劉永華教授帶領我們研讀民國河源售書帳，賬本上密密麻麻寫著購買者、書名和價格等信息，字跡難以辨認。劉教授指導我們認識了蘇州碼，然后一本一本辨認書名和人名。雖然只是一本破爛不堪的賬簿，但只要收集齊一個時間段的資料，就可以獲得連續的物價數據。除此之外，還可以據此研究人際關系、某種交換在人際關系中的比重等等。

吳滔教授主持了關于明代嘉定官布的史料。他建議我們要對材料反復閱讀，發現不同材料之間的相互聯系或同一種材料的內在邏輯，關注前人忽視的細節，在空間脈絡下了解制度變遷，并且主張“榨干史料”。他說自己的學術以方志入手，但用方志有危險，所以一個長編至少讀五十遍才動筆。

王東杰教授提供的史料是《國語學草創》，該書本為胡以魯的語言學論著，但王教授敏銳地指出，在似乎是純理性、純學術的行文中，作者無意識地同構了語言與政治，從而使“國語自有其特性，在語言中別有其位置”體現的文化多元論和“國語比北美土語更先進”體現的進化論難以調和、自相矛盾，暴露了他的知識背景。

馮筱才教授提供了共和國公私合營時期的三則“資本家”報道，如詩人練字般還原看似客觀而溫情的劉鴻生自述新聞稿的建構過程，例如新聞稿中輕描淡寫地提到“就讀于圣約翰大學”“從一個貧寒的大學生成了百萬富翁”“和宋子文老板交上了朋友”“到善后救濟總署作所長”等經歷，但凡稍作深挖，就能揭示出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完全不同的歷史解釋。

張侃教授的“20世紀初的礦業資本與多元政治”相關資料個人認為難度最高。他指導我們研究多份材料時，不妨把內容按時間順序列出來作一個編年，因為近代史資料太多，這樣可以盡可能做到思路清晰。另外，歷史背后根本的推動者是人，所以必須查處資料中所有出現人名的身份。正是通過上述方法，張教授揭橥了掌握福建經濟、文化命脈的大家族間圍繞安溪煤礦開發的博弈。

溫春來教授帶我們讀的是淮南中十場資料。在我看來，該研究的入手路徑仍是作編年，但因古代史資料欠缺，還對文本細讀功力提出了要求。此外，溫教授還分享了他進行田野訪談的要點：從日常問起，分辨出受訪者的知識來源。他告訴我們，田野考察不是補充文獻，而是改變你對文獻的看法。

田野考察的路線為：津南區葛沽鎮天后宮、西關清真寺、小站鎮會館村周公祠，靜海區唐官屯九宣閘、陳官屯運河文化博物館、臺頭鎮孫氏宗祠。

葛沽鎮古代有九橋十八廟之稱，建國以后為了造防空洞以及開發，水網大多數都填了。近年來，為了重建葛沽民俗文化景區，政府正在大力恢復曾經的風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在當地，除了一座天后宮，看到的都是百廢待興的建筑廢墟。

我以前只考察過古城，更多是從城市歷史形態學角度分析。而今天的考察，接近歷史人類學的方法，需要我們通過對話和觀察理解當地人的知識結構。在天后宮里我一直跟在馮筱才教授后面看他怎么詢問當地人，學到了很多問話的技巧。他告訴我們，在訪談中要用人民聽得懂的語言。盡量問細節，而不要問是與非的問題，更不要把你的研究直接拋給對方。例如可以問“這個宮是什么時候建的？”“之前這里有什么？”“里面供的是什么神？”如果對方的回答涉及變化的部分（土地產權、偶像身份、名稱、資金來源等），就要搞清楚利益相關方在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產生的影響，例如“為什么供的神變了？”“以前的神和現在的有什么不同？”“事情是你親眼所見嗎？能不能講講當時的情況？”

考察中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考察點是孫氏宗祠。華北地區少有宗祠，就算有其規模與華南也形同霄壤。今天看到了真正的孫氏族譜，是一張超大的彩圖，羅艷春老師雖曾多次到訪，今天也是在當地文化局官員的介紹下，初見廬山真面目。

南開是個好地方，有大樓，更有大師。我們在南開受到了高規格的待遇，因此才能把這十天心無旁騖投入學術。每天六小時的講座，兩小時的史料研讀，兩小時的史料自讀，三餐、茶歇和休息時間也不浪費，抓住老師和同學交流。

十天里我留下了四十頁筆記和二十頁日記。收獲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不可估量的知識。這些知識，可能會在未來十幾年中不斷給我的治學道路形成沖擊。

（本文講座部分均經演講人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