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美國大選和今年的英國大選后，許多人認為溫和的政治已經徹底死去。劍走偏鋒的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獲得六成選票，溫和的卡西奇卻只贏下了自己身為州長的俄亥俄州。這個極端的民粹主義者進駐白宮后，民主黨的反應卻并不是尋求溫和的路線。恰恰相反，以伯尼·桑德斯和伊麗莎白·沃倫為首的左翼激進派呼吁民主黨要拋棄從1990年代以來的溫和路線，進一步向左轉。他們的理由非常充分：民主黨的失敗是因為希拉里·克林頓沒有真正激發(fā)左翼和年輕人的投票熱情。

已經死去的中道政治？

這個結論似乎是正確的。六月份的英國大選中，18-24歲年輕人的投票率高達55%，比兩年前的大選上漲了16%，這部分年輕人的支持是工黨取得意料之外的勝利的重要因素。一時間，科爾賓熱席卷民主黨，許多民主黨內左派都強調一個真正的左翼領袖動員年輕人的能力才是民主黨取勝的關鍵。在美國，共和黨中的中間路線者卡西奇、麥凱恩等人被憤怒的右翼罵作叛徒，甚至有共和黨官員公開詛咒得了腦瘤的麥凱恩病情加重迅速去世，以幫助共和黨全面廢除奧巴馬醫(yī)改。而民主黨中的溫和派布克、凱恩、麥考利夫等人則被認為是藍皮紅心的共和黨，是向“新古典自由主義”卑躬屈膝的妥協派分子。

這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激進的左翼和右翼似乎在同時崛起，而且他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敵人。在他們口中，這個共同的敵人時常變換名字。他們有的時候是毫不作為的“政壇建制派”，有的時候是政治界的污泥（以至于要“drain the swamp”），有的時候則被統(tǒng)稱為“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精英”（Neo-liberal Globalist）。在拙文“馬克隆與‘新進步主義’：機遇與風險”中，我曾經指出激進左翼和激進右翼各自反對開放的經濟政策或者開放的身份認同。于是，政壇中的溫和主義者成為了最理想的靶子。難民潮、經濟不景氣和技術進步等因素導致的摩擦性失業(yè)加劇了對這些主導政壇的政治家們的不滿。特朗普當選了總統(tǒng)，科爾賓領導的工黨得到了40%的選票，意大利的五星運動成為第一大政黨，法國的極左翼和極右翼共同獲得了超過四成選票……一時間，“中間道路”似乎已經死了——畢竟，就連中間道路的提倡者吉登斯都在這一波激進主義興起的浪潮中發(fā)出了這樣的喟嘆。

但是，馬克龍在法國當選總統(tǒng)，并以絕對優(yōu)勢勝出。戴維·卡梅倫和特蕾莎·梅領導的保守黨非但不是意識形態(tài)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保守主義者，反而標榜自己注重社會公正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者身份”，并在2013年主導推動了英國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此次大選中，德國選擇黨的得票率只有13%，默克爾將開始自己的第四個任期。溫和的馬蒂奧·倫齊重新成為意大利民主黨黨首，這個中左翼政黨正在追趕自己與五星運動的差距。中間道路似乎不但沒有死去，反而體現著新的生機。如果要認真分析后冷戰(zhàn)時期政壇的變化，和“中間路線”是否成功的話題，似乎必須從中道路線的由來開始。

中道路線：改革還是叛徒

1970年代以前，歐洲的社會黨沿襲了其出自第二國際的傳統(tǒng)，雖然拒絕采取革命斗爭的方式，但依然強調通過議會斗爭的形式實現公有制經濟。至少，要通過高比例的國有經濟、強有力的監(jiān)管措施來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1970年代的經濟崩潰和1980年代的“滯漲”使得這一路線失去了吸引力和正當性，而新古典綜合派為首的現代經濟學的發(fā)展則加速了經濟學的科學化進程。雖然后現代主義者可能反對經濟學工具的客觀性——在他們看來，即便是一種工具性的研究方法也固有其意識形態(tài)屬性，隱藏的知識-權力可以通過貌似中立的形式支配社會，但從主流的意義上講，計劃經濟的模式宣告失敗。當然，與撒切爾、里根等將新古典當做意識形態(tài)鼓吹的人的理解方式不同，新古典從來不反對合理的監(jiān)管和國有經濟。對于自然壟斷和公共品服務行業(yè)，國有化是最理想的模式。而對于具有嚴重外部性的領域，諸如污染企業(yè)、金融企業(yè)，監(jiān)管是實現社會效率最大化的必須。這里固然可以討論一種完全將生產、經濟和消費數學化的方式是不是某種工具理性的獨裁和支配，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實證意義上，新古典在經濟學中取得了統(tǒng)治性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尊重市場經濟和市場規(guī)律成為了理論上（新古典成為主流經濟學）和實踐上（歐美滯漲與蘇聯崩潰）的唯一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撒切爾-里根主義統(tǒng)治了1980年代的歐美。但是兩個人卻將市場經濟、減稅和私有化當作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教條，而不是一種提高經濟增長的工具。高負債、“涓滴經濟學”下貧富差距的擴大讓許多選民對新古典自由主義失望，而對于來自左邊的在野黨來說，重回計劃經濟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于是，以克林頓-布萊爾為首的溫和左派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的設想，這種設想也被稱為“中道路線”。

新古典主義給出的是經濟研究的一套范式框架，而并不是一種極端的意識形態(tài)。新古典大師弗里德曼反而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這樣大膽的設想——這種激進的觀念無關左右，而是效率最高的一種福利方式。新古典框架只是告訴決策者，哪些領域應當監(jiān)管，哪些領域應當交由市場決定，卻并不意味著要永遠私有化、減稅甚至停止再分配。無論初始分配如何，競爭市場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總是可以導向帕累托最優(yōu)，而稅收的增減則是增長激勵和公共服務提供能力之間的取舍而已。因此，尊重市場規(guī)律，并不意味著放棄社會公正的理想。尋求效率更高的福利方案、提高經濟效率、接受市場經濟的邏輯、同時保持規(guī)范性層面上對公正的追求——這是第三條道路的基本設想，也是左翼普遍溫和化的基本模式。撒切爾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改革削減政府雇員，而布萊爾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則側重于增加行政效率，從規(guī)范性的角度來說，二者的目的是不同的。

然而，對市場經濟的接納卻被部分傳統(tǒng)左翼視作是對左翼政黨的背叛。無論是英國的布萊爾還是德國的施羅德都實施了大膽的改革計劃，卻導致了工會的激烈反對。工會領導人和老左派視這些中間道路者為叛徒，德國左翼領袖拉方丹出走建立左翼黨，并與東德統(tǒng)一工人黨的繼承者民主社會黨合并，而法國社會黨激進派領袖梅朗雄也選擇了另建左翼陣線。在這些激進主義者的眼中，中間道路的這批社民黨人無異于叛徒。“布萊切爾”（對布萊爾追隨“撒切爾路線”的諷刺）“DINO”（democrat in name only，用以諷刺溫和民主黨人）在他們看來是讓左翼失敗的罪魁禍首——的確，2000年戈爾因弗州五百余票痛失白宮，2010年工黨敗選，2002年法國社會黨總理若斯潘在第一輪慘遭淘汰，2005年施羅德的雄辯和個人魅力也不再能拯救德國社民黨，似乎走了第三道路的左翼政黨都遭遇了失敗。

但是，當這些中道路線的領袖剛剛站出來領導他們在撒切爾-里根年代驚慌失措的黨派時，他們曾被譽為帶來改革的領袖。他們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且往往留下了良好的經濟增長基礎——那么，他們真的失敗了么？

中右派的回應：溫和化政治

德國大選是一個良好的例子。施羅德的改革后，社民黨分裂敗選，默克爾從那時起擔任總理至今。然而，在今年的德國大選中，許多選民對默克爾和社民黨候選人舒爾茨之間的辯論感到無趣之極——原因無他，兩個黨之間的綱領太過相似了。社民黨同樣注重經濟增長，而基民盟則表達了其對社會福利和社會公正的一貫關注。一個德國政治評論家的話說得很好：“你是一個社民黨支持者，默克爾政府十二年來做了所有你想要的事情，從失業(yè)保險到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給社民黨投票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三道路的倡導者并不是讓左翼政黨白白失敗——且不論許多左翼政黨并沒有面臨實質性的失敗——很多溫和的左翼政治家?guī)恿擞乙碚h的溫和化，從而形成了某種共識政治。經濟領域、甚至社會文化領域，雙方都分享了大量共同的觀點，僅僅是在許多細節(jié)上有所差別。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原理可以解釋這一狀況：對于每一個有志于執(zhí)政的主流政黨來說，盡可能向中值靠攏是最優(yōu)解。當然，現實政治中這一現象并非總是出現，這和選舉制度以及選民的偏好可能并非單峰有關。但作為一個普遍存在的常識性規(guī)律，溫和派更容易吸引較多選票、尤其是至關重要的中間選民，卻是成立的。

撒切爾-里根主義引發(fā)了對不負責任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和瘋狂的私有化的不滿，于是許多右翼政黨面對中道路線左派的攻擊幾乎是一敗涂地。克林頓是唯一贏下了白人女性的民主黨人，而布萊爾領導的新工黨在1997年的英國議會幾乎取得了接近2/3的多數。面對壓力的右翼政黨在某種程度上只有一個選擇：不斷向中間靠攏，使自己的政策溫和化。社會文化層面的自由主義越來越成為一股浪潮，而基本的社會福利也是選民們的一條底線。當左翼激進到堅持計劃經濟時，經濟因素迫使許多選民支持右派政黨。但當左翼開始接納市場經濟的概念，并且在規(guī)范性上溫和地強調社會正義時，右翼政黨就只能在福利和社會文化議題上向左靠攏。

于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呼之欲出，小布什為謀求第一個任期所主打的正是這一招牌——把自己和原教旨的里根主義區(qū)別開來，從而使得自己和戈爾的綱領差異縮小，再加上戈爾主打環(huán)保的綱領實在無法引起俄亥俄這類工業(yè)州選民的興趣，共和黨才得以在2000年重新拿回白宮。英國工黨的十三年執(zhí)政和德國社民黨的七年執(zhí)政都在一定程度上引發(fā)了選民的疲勞，再加上傳統(tǒng)左翼的分裂和不滿，導致左翼政黨在英德失敗。但值得注意的是，戈登·布朗的個人魅力遠遜布萊爾，而真正導致新工黨敗選的原因是陷入泥潭的伊拉克戰(zhàn)爭，年輕的卡梅倫更是從英國保守黨注重社會公正和社會團結的傳統(tǒng)出發(fā)，標榜自己是“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ve），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者，并且大幅削減了保守黨綱領中撒切爾主義的成分，才勉強獲得勝利。至于德國，社民黨的支持率和基本盤一直就落后于基民盟，但2005年施羅德敗選的那次選舉中，社民黨和基民盟支持率幾乎不相上下，如果加上分裂出去的左翼黨，左派得票是多于傳統(tǒng)右翼基民盟的——這也足見施羅德的中道政治吸引了大量的中間選民。更何況，默克爾選擇了“施規(guī)默隨”，社民黨之所以頻頻失敗，是因為默克爾“走社民黨的路，讓社民黨無路可走”。在今年的大選中，本應是社民黨票倉的德國工人階級和年輕人支持基民盟比例均高于社民黨，也可見一斑。

選舉制度、政治極化與觀察中的偏差

然而，美國2016年的選舉和英國2017年的選舉似乎表明了另外一種情況，而且法國的極左翼和極右翼得票占比竟然超過了四成，似乎中道政治并不會必然導向一個溫和的政治模式？這就有必要看到選舉制度對政治極化的影響。像美國這樣的單一選區(qū)勝者全得制，無論是國會還是總統(tǒng)選舉都意味著只能有兩個黨存在，而包含初選制的兩黨本身就導致黨內意識形態(tài)激進分子影響力過大，設置大范圍的政黨初選的國家都有利于黨內的強硬派——在美國，川普和克魯茲遙遙領先，在法國，社會黨的激進派阿蒙戰(zhàn)勝了溫和派瓦爾斯，共和黨的強硬派菲永戰(zhàn)勝了溫和派朱佩。而選舉制度更會加劇這一點——在兩黨制國家中，左翼政黨的基本盤不得不包含激進左派，而右翼政黨的基本盤也不得不包括激進右翼。但在比例代表制或混合代表制產生的多黨制或2+n政黨模式的國家中，真正的意識形態(tài)激進分子可以選擇參加激進政黨，從而避免了將主流政黨拉扯入進一步極化的風險——試想，如果勒龐參加的是共和黨初選，法國共和黨將會右傾到什么程度？如果梅朗雄參加了社會黨初選，對社會黨來同樣有左傾的壓力。因此，當討論美國的政治極化時，必須看到特殊的選舉制度和初選制度的影響。林垚老師曾撰文指出，正是扼殺了溫和派黨外挑戰(zhàn)激進派機會的選票列名法、政黨初選制和單一選區(qū)勝者全得制的選舉制度，共同引發(fā)了美國的政治極化。當討論中道路線的成敗時，不能忽視這一重要背景。

至于英國，則忽視了蘇格蘭民族黨的崛起和脫歐這兩個重要現象產生的獨立影響。2015年米利班德的新工黨本有機會挑戰(zhàn)保守黨，兩者普選票得票差距也并不巨大，可蘇格蘭民族黨橫掃工黨傳統(tǒng)票倉蘇格蘭，扼殺了工黨的反攻機會。而2017年的選舉中，梅強硬的脫歐思路導致了她是激進右派的錯覺——事實上，梅在2013年投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曾經是有疑慮的留歐派，與卡梅倫同屬“一國保守主義”這一注重社會公正的黨內派別，而她2017年的競選綱領更是被人吐槽稱與2015年米利班德的綱領幾乎沒有差別。至于工黨方面，則是其開放初選制度導致激進派左翼選民把科爾賓投成了黨首，而關于脫歐等關鍵議題使得許多選民為了共同市場的存留采用了“策略性投票”的方式，配合英國單一選區(qū)頭名制的特點，導致了自由民主黨等小黨支持率的進一步下滑，而工黨則因此崛起。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種崛起與科爾賓的激進路線有關——事實上，有不少選舉分析人士認為，如果工黨領袖是溫和左翼（soft-left）的代表、現任倫敦市長、民望甚高的薩迪克·汗的話，現在英國早已不是懸浮議會——汗將會成為英國首相領導脫歐談判。英國的2017大選，遠不如我們想象的那么極化。

至于法國，許多人因為極左梅朗雄和極右勒龐的崛起而大驚小怪，卻忽視了法國共產黨這個真正的極左翼政黨曾經得票率高達20%，而勒龐的國民陣線從來就有著10%以上的基本盤。在激進左翼傳統(tǒng)濃厚的法國，梅朗雄已經是相對不那么“激進”的左派了。從大的趨勢來看，法國政壇的極化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夸張。

左翼的衰退是另一個招致批評的領域，但只要看到強勢的新古典自由主義背景下，左翼看到了中間選民的機會，因此往往是主動采取溫和化的過程，這必然導致激進左翼從中分裂，而右翼政黨則往往是回應性的采取溫和化態(tài)度，因此減緩了極右翼向外分裂的速度，從而在基本盤上獲得了優(yōu)勢，在多黨政治中尤其如此。但這并不意味著右翼的分裂不會到來。不僅僅像AfD這樣的極端政黨的崛起，即便是在CDU-CSU的聯盟之中，CSU也對過于溫和的默克爾頗有微詞。強硬右派和溫和化右翼決裂之日，就是中左派能夠抓住機會之時。

尾聲：不死的中道政治

德國大選已然塵埃落定，默克爾的基民盟/基社盟和舒爾茨的社民黨得票率之和僅有55%。也就是說，有接近一半的德國選民沒有選擇這兩個主要政黨。除了極右翼的選擇黨崛起以外，三個各種側重的小黨：自民黨（側重經濟自由主義）、綠黨（側重環(huán)保議題）和左翼黨（老左翼）得票率之和超過三成。

許多人將這看作是溫和派的政治不能在吸引人心的一個標志。如果兩個主要政黨有著接近的政策，并且同時緩慢地隨著社會進步的步伐一起前進，一切都看起來太過乏味了。不適應全球化時代的人渴望一個對全球化的反動，這讓他們投向了極左或者極右政黨，還有人關注著后物質主義的問題，諸如環(huán)保、公民權利和高新技術，這讓他們走向了德國的綠黨或者荷蘭的民主66。然而，當兩個主要政黨都有著溫和的一面時，許多社會略微激進的社會傾向總需要得到表達。能夠向政府施加壓力，但不會將自己定位為獨挑大梁的小黨派恰恰是作為一種批判性的力量、避免共識政治淪為主流政黨合作分肥的卡特爾政黨政治。從這個角度上看，德國大選的結果未必真的那么令人擔憂。激進主義的余音從來都存在，如果用兩黨制壓制他們，那么只能導致他們被政黨所內化，從而加劇政治極化。

從年初的荷蘭大選、法國大選到德國大選——甚至可以加上某種意義上的英國大選——中道政治不僅沒有死亡，還堅強地保持著自己的生命力。而在加拿大，中左翼的自由黨在特魯多的帶領下崛起，幾有獨霸加拿大政壇之勢，更是粉碎了溫和化的左翼政黨必然失敗的所謂“結論”。當然，并不是說溫和的中道政治可以讓歐美各國從此高枕無憂——如今的中道政治過度注重妥協和平衡，而忽視了在承認市場經濟和技術性的效率框架下，對社會公正等規(guī)范性問題進行徹底的討論，諸如取消低效的各類補貼福利，而改為全民基本收入之類的大膽設想，也并沒有在這樣的框架下實現。此外，如何全面地回應對全球化等歷史潮流的質疑，中道政黨常無很好的回應，反而是有坐以待斃之感。筆者曾經指出，馬克龍的新進步主義曾有此嘗試，但這究竟能否成為新中道政治的常態(tài)，卻有待觀察。

無論如何，在這個民粹主義崛起且日益分裂的世界中，這些不死的中道政治，依然給人以黑暗中的希望。這些有理智的政黨、政治家和選民告訴我們：極化和激進不是也不應是政治的常態(tài)，而溫和的中道路線從來不會真正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