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4日晚，江蘇常熟一名40多歲男子趙某持菜刀對路人進行砍殺，致多人受傷。經醫院鑒定，趙某患精神分裂癥，作案時處于發病期，無刑事責任能力。

此事經媒體報道引發廣泛關注。承辦該案的常熟市檢察院員額檢察官劉新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透露，近日，趙某已被送到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接受強制醫療。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特別程序進行了規定。對于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

江蘇省檢察院相關人士告訴澎湃新聞，對于趙某這類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民間俗稱“武瘋子”），2013年以來，全省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共236人，年均50多人接受強制醫療。這樣，既“保障了精神病人接受治療的基本權利，又防范其流入社會帶來安全隱患”。

不過，誰來監督這些醫療定點機構對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行為呢？對此，江蘇檢察機關對強制醫療執行檢察監督進行了探索。

比如，地處蘇北的徐州檢察院，在強制醫療定點醫院設立全省首家檢察室，對患者的收治活動及時進行派駐檢察。而蘇南的無錫檢察院則對強制醫療定點醫院采取巡回檢察，由無錫市檢察院的兩名檢察官定期對定點醫院進行監督。

無論是派駐檢察還是巡回檢察，只要發現問題就向相關單位發出檢察建議，要求其糾正違法。

派駐檢察:在強制醫療機構設立檢察室

徐州檢察機關向強制醫療定點醫院派駐檢察室，始于今年5月，該檢察室由該市云龍區檢察院向精神病防治?？漆t院（徐州市東方人民醫院）派駐。

據徐州市云龍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張世國介紹，早2015年5月，云龍檢察院就已對轄區內的東方人民醫院的強制醫療工作依法履行監督職能。截至目前，東方人民醫院共收治徐州、連云港、宿遷、鹽城等地強制醫療人員49人。兩年多以來，云龍檢察院共監督20名精神病患者的收治情況。

35歲的男子石某某，是江蘇連云港人，目前正在東方人民醫院接受強制醫療。2015年5月22日，他在連云港老家，無故躥至鄰居家中，以手掐脖子、腳踩脖子、剪刀刺、菜刀砍等方式將鄰居殺害。事發后，卻若無其事地拿著刀到處尋找“魔鬼”。經過鑒定，石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癥。

由于當時連云港尚無省級強制醫療定點醫院，石某某遂被送到徐州接受強制醫療。

以石某某為例，其肇事肇禍后被強制醫療，檢察機關必須對其交付執行、醫院醫療活動、解除強制醫療等環節進行監督。

“徐州云龍檢察院派駐檢察室后，發現醫院對強制醫療人員監管、治療地點過于分散，存在一定安全隱患?！睋埵绹Q，檢察機關遂以書面檢察建議的方式，提議醫院改建一個安康病區。同時要求在改建完成之前，將現有強制醫療患者集中在一個病區進行管治，并配上相應的安全設施及監護人員。后被醫院采納。

澎湃新聞現場探訪了解，徐州東方人民醫院將對一個獨立的二層小樓改造為專門的強制醫療病區。

巡回檢察：定期會見患者和醫院負責人

與徐州檢察院對強制醫療派駐檢察不同的是，無錫檢察院走的是巡回檢察的方式。

無錫市檢察院刑事執行檢察處處長張凱對澎湃新聞稱，該市檢察機關對強制醫療執行監督時，前期要對強制醫療手續、醫療結構的資質等方面進行嚴格審查。

然后，定期會見被強制執行精神病人及約談強制醫療機構負責人，了解患者的基本情況及訴求，并對強制醫療機構在強制醫療方面是否有違法情況進行監督。

無錫錫山區檢察院刑事訴訟監督局副局長張楓是強制醫療巡回檢察的執行者之一。經過他的監督，一名曾涉嫌殺人的精神病人，被送入了省級強制醫療定點機構接受規范治療，消除了其對社會安全的威脅。

據張楓回憶，2013年4月，孫某某涉嫌故意殺害一人，經鑒定，其系精神分裂癥（發病期），無刑事責任能力。案發后，孫被臨時約束于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后因每月治療費用高達萬元，轉至錫山人民醫院安鎮分院精神康復科。

今年4月29日，張楓來到錫山人民醫院安鎮分院，對精神病患者孫某某進行強制醫療例行監督時，了解到孫某某幻聽、妄想較嚴重，且出現暴力襲擊病友、護士等行為，人身危險性較強，但該院治療條件不夠。

根據相關規定，孫應被送到省級強制醫療定點機構——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經過分析，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主要在于經費難以保障。為此，上報上級部門后，經多個部門會商解決了經費問題，孫某某再次被送至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接受強制醫療。

澎湃新聞從無錫市檢察院獲悉，截至目前，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共收治包括無錫、蘇州、常州在等地強制醫療人員30名，檢察機關均對其強制醫療情況進行了監督。

強制醫療有“三難”，檢察官呼吁加強立法

有數據顯示，我國患有重癥精神疾病的人數達到1600萬，30％至40％的重癥精神病患者會產生暴力傾向。

據徐州市東方人民醫院副院長張偉分析，當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如果不及時服藥或送精神病院接受正規治療，極有可能發生毀壞財物或傷人事件。為此，加強肇事肇禍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工作顯得尤為重要。

多名基層檢察官向澎湃新聞表示，在對精神病患者強制醫療執行監督過程中，他們發現雖然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都對強制醫療程序作了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還有些籠統，相應的配套機制或措施尚未跟上，這給辦案工作帶來不少困擾。

上述基層檢察官坦言，目前強制醫療還面臨“三難”，分別是：費用保障難、醫治監督難、解除醫療難。

針對上述問題，多名檢察官呼吁，首先國家層面應完善細化法律規定。進一步完善強制醫療的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就強制醫療交付執行機制、協調配合銜接機制、醫療機構的條件、監護責任劃分、醫療費用的保障、強制醫療檢察監督的方式方法等作出詳細具體的規定，以解決實踐中強制醫療執行操作性差、協調配合銜接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其次，應加強強制醫療檢察監督力度。針對基層檢察院強制醫療監督缺乏醫療專業人才、異地監督等現狀，應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加強檢察監督力度，強化監督實效。

最后，要妥善解決強制醫療的經費問題。針對在當地進行強制醫療的情形，可以通過醫療保障報銷予以解決，不足部分由個人負擔，家庭確實困難的，應由政府予以財政補貼。針對在異地進行強制醫療的情形，加強協調溝通，實行特事特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