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樁學界丑聞東窗事發時，一場由心理學系和語言學系合辦的學術會議正在我校舉行。會議最后一天下午，同事給我發了條信息：“我決定不去聽今天的主旨報告了。”接著發來一條網站文章的鏈接。我打開迅速看了一眼。標題有些煽情：《她曾是知名大學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好色教授毀了她的生活》，內容大致是美國羅切斯特大學一名心理學學術新星回顧自己從讀博開始長期遭受自己導師性騷擾的經歷。

我問同事：“你認識里面的人嗎？”

“認識。他就是今天的主旨報告人，我之前一直關注他們的研究動向。”

一個多小時后，他發來另一條信息：“據說今天他的主旨報告取消了。很好。”

羅切斯特大學大腦與認知科學學系教授、知名學者Florian Jaeger被指長期對學生進行性騷擾。

Mother Jones網站上這篇指證羅切斯特大學大腦與認知科學學系教授、知名學者Florian Jaeger長期性騷擾自己學生的文章，9月8日刊出后迅速在同行學者之間引發激烈討論。第二天的學術報告馬上在雙方同意下取消了。這大概是個負責而明智的決定。畢竟許多人像開頭那個同事一樣，看過報道之后已經表示不會去聽這場報告，以此來表達自己的反感。

盡管在報道這樣一件惡劣的事件時，這篇網站文章的行文顯得像小報一般低劣煽情，但一份由同校兩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共同佐證發出的、長達一百多頁的投訴文件，佐證了文章信息的可靠。文件里所列舉Jaeger的行為比網站文章更驚人，包括騷擾范圍從本科生開始、和學生發生無保護性關系等細節，至少有11名受害女性的學術生涯和生活受到他長期騷擾的負面影響，比如為了避免和他共事而故意選擇了不那么理想的工作。許多同行讀過文件都表示其中細節“太惡心了”。這兩名教授正是在目睹Jaeger持續數年對學生行為不端后，終于忍無可忍，收集了證據向學校投訴，并雙雙辭職另謀他就，以表示自己不愿再和這樣的同事，以及容忍這種行為的工作環境同流合污。

那之后的整整兩個星期，我身邊的同事朋友依然心有余悸地討論著這件事。

大概還有人記得2016年一系列的學術界性騷擾丑聞事件。去年1月，《科學》報道加州理工大學理論天體物理學教授Christian Ott因騷擾兩名女學生被處以停職一年反省的處罰。2月，《紐約時報》又報道芝加哥大學知名學者、分子生物學教授Jason Lieb因騷擾女學生被學校解雇。3月，夏威夷大學一名女教授在《紐約時報》發文抨擊她所知的學術界性騷擾現象之盛及其危害。8月，英國Sussex大學一名講師因家暴其伴侶（同時也是他的學生）而被辭退。一時間對學術界性騷擾的媒體報道和公共討論熱火朝天，看起來就像隱藏多年的不公終于被推倒了改變的邊緣——然而并沒有。

討論和報道過去之后，一年以后的2017年3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哲學教授John Searle被報道對自己的女博后性騷擾。同樣是學界大嘩，媒體騷動，學生抗議，BuzzFeed等進行了長篇報道，往屆學生和同事出面指證此人聲名狼藉由來已久。——結果半年過去，卻是不了了之。除了不再讓這位名教授教授一門本科課程，大學并未給出任何恰當的處理，甚至也沒有公示原因。數年之前的2015年，伯克利的Geoffrey Marcy也被曝出過性丑聞，也是媒體熱議，同行批判，表示到了不得不重視的時候。學校的正式調查也發現他確有多次性騷擾行為，調查和處理的結果，竟然只是開玩笑一般的留校查看：“Marcy教授已經了解如何正確與學生交流，一旦出現任何不妥，他必須接受“包括停職或開除”在內的處罰制裁。”——一個跟沒有處罰差不多的處罰。

明明在2016年有過那樣連續的積極處理，轉到第二年卻又是當頭一棒，到了羅切斯特大學，這一事件甚至都沒有在主要社交媒體停留很久。讓人不得不悲觀地想，去年的那些積極處理是否只是作惡者意外的壞運氣。

早在1998年，就有研究學術界性騷擾對女性健康影響的論文指出，高校對性騷擾采取無視態度由來已久。《紐約時報》引用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稱，發現1991到1996年該校留在科研領域和轉系的女生成績沒有差異，轉系并不是因為專業能力。而正對年輕研究人員的調查中，12%表示受到過性騷擾。英國《衛報》的一項調查發現，2011年起英國大學至少收到了多達近300起包含性騷擾在內的指控。

盡管現在，西方學術界對待性丑聞有著相對而言比較正直的統一認識。一旦丑聞曝露到公眾目光下，同行都積極發聲，不太會為了所謂集體對外形象而遮掩事件。從事研究和改善學術性騷擾現象工作的學者也對近兩年來各高校工作環境的改善很有信心。但反復出現的性騷擾案例，和參差不齊的處理原則，依然讓人感到深陷泥潭一般不知出路何處的無奈。

幾乎所有曝露到公眾目光之下的性騷擾事件都已經存在了至少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而在東窗事發之前，被害者早已長久承受精神和身體上的折磨，承受者放棄熱愛的工作、讓職業生涯蒙塵之類的后果；施害人除了小范圍的聲名狼藉，依然可以拿著薪水招收學生做自己喜歡的課題，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性的損害。那時候同行們的義憤在哪里？我們可能因為想要保持思想的高潔，而盡量不談和不介入品行低劣之人的事務。這種做法說的好聽叫潔身自好，但客觀來說，長期的避而不談，“只有公之于眾才發聲”也事實上造成了包庇。

這種不能細想的消極的惡也體現在羅切斯特大學Jaeger事件里。事發一周后，我的同事、一位年輕的女博后講到自己在學術會期間因為仰慕Jaeger的學術造詣，跟他在集體會面中談到單獨開會聊研究進展的事。讓她生氣的是，當時聽到他們會面約定的人不少，她卻沒有收到來自任何知情同行的提醒。

盡管處理不公的情況下，也會有因飽含正義熱情的同行抗議而獲得公平的情況。比如伯克利的Marcy，最終因為同行對處理結果不滿，在同行和學生聯名抗議的輿論壓力下而主動辭職了。但將對抗一種因性別和權力結構雙重不公導致的惡，寄托在有良心的個體們身上卻是讓人不安的。

投訴機制是建立了，但依然有許多人感到投訴被無視。公平、健康的工作環境確實被反復強調和倡導了，但“權力造成腐敗”，作為容易被情境左右的動物，當人掌握權力時，或許很難自省自己對權力地位上的弱者可能造成的傷害。而學術界短期內依然是一個對人脈和推薦信十分依賴的圈子，導師對學生來說依然是難以忤逆和反抗的存在。

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只能持續發聲和鼓勵談論，推動投訴機制和整個依賴于權威的機制改變。這種努力也可能要在泥潭里反復沉浮，畢竟來自于性別和權力結構的惡，根本上是人類本性的脆弱在不正常結構下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