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Patricia Harney 神經現實

在我還是一個心理學系大四學生的時候，我的男友被謀殺了。當時我在極度悲傷的狀態之中，不能專注于學業，于是便申請了論文和項目的延期提交。一個教授說，因為這段戀愛關系剛建立不久，我很快就會從喪失男友的悲痛中走出來。

當我向一個朋友轉述教授說的話時，她嗤之以鼻，說：“或許有個理論，讓她認為痛苦（trauma）程度與在一段關系中花費的時間直接相關。現在，她就是在給你應當感受到的悲傷的量畫一個圖表。”后來，另一個教授持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她認為，我的失去可能更嚴重，因為有如此多的可能戛然而止。

自那之后，我就十分好奇：為我第一個深愛的男人的悲劇性死亡悲傷多長時間是被允許的？更糟糕的是，那時我還在想我的悲傷是否合理。

- Mistah Aref Charmchi -

現在，作為一名從業30年的心理學家，我經常與病人和學生探討我們應當如何測量悲傷的等級。我們應當如何決定誰應當悲傷，以及這種悲傷該是什么樣子，該持續多長時間？現在，我所在的領域給出了一些答案。延長悲傷障礙（prolonged grief disorder），作為一個新的診斷類別，最近被官方精神病診斷手冊DSM 5-TR采納。要達到延長悲傷障礙的標準，首先，一個人的悲傷反應必須干擾這個人的功能運作一年以上。其次，悲傷反應以對逝者強烈的思念為特征。最后，悲傷反應還需要呈現出八種心理狀態（不信任，強烈的情感上的痛苦，無意義感，孤獨感，避免提醒，麻木，缺乏參與感，自我同一性破壞）中的至少三種。

數十載研究獲得的這個診斷備受爭議。有些人擔心這一診斷表現出將悲傷視為疾病的企圖。而且，的確不存在關于悲傷的清晰的時間期限。通常情況下，我們能在摯愛之人去世的6到18個月后，將強烈專注于過去的某個時間段的注意力再次轉移到當下。盡管我們可能會繼續思念逝去的人，但最終，我們能夠重新投入生活。

但也確實有一小部分人很難再次投入生活。研究者發現，那些能夠滿足新確立的延長哀傷障礙的診斷標準的人，面臨著身體健康欠佳、生活質量低下甚至自殺的風險*。因此，將這一癥狀納入精神病診斷系統有切實的好處。我們需要可以用來確定哪些人可能需要特殊治療的工具。將癥狀納入DSM 5-TR還能讓醫保覆蓋心理治療，從而讓人們有更多機會獲取醫療服務。

*譯者注

Prigerson, Holly G., et al. "Traumatic grief as a risk factor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morbid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4 (1997): 616-623.

- Isabella Akhtarshenas -

與此同時，批評的聲音在某些方面是正確的：我們需要保持警惕，不能將喪親之痛視為疾病。當年，我并沒有得到治療師的幫助，她認為一年后我就能從男友的死中走出來，可我并沒有。但現在我想：我需要被診斷為患有精神障礙嗎？起初我認為，我仍然會感到悲傷，這是十分自然的。可人們不這樣想，這讓我感到更加孤立。診斷的標簽會增加恥辱感，并讓人們覺得自己不正常。但診斷并不總會產生消極的結果。許多創傷的幸存者發現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診斷證實了他們遭受的痛苦，并指引出治愈的道路（作為經歷深愛之人的暴死的幸存者，我同時表現出兩種精神障礙的癥狀）。這種對悲傷的新診斷或許能提供類似的機會。

這一癥狀的情感標記（emotional markers）是對失去的常見反應，這些情感標記包括持續的思念和諸如悲傷、憤怒、不信任、內疚或后悔等情感上的痛苦。盡管我們能夠繼續生活，但許多人在喪失深愛之人的時候可能會一直在某種程度上經歷上述的感受。然而，相較于對延長哀傷障礙的情感標記的關注，人們對其另一個診斷標準的關注卻明顯少很多——“喪親之痛的持續時間超過了社會、文化或宗教信仰的預期和規范”。因此，按照定義，延長哀傷障礙的診斷并不是將“一般的”悲傷病態化，因為它關注的是反常狀況。

然而，這也確實帶來了一個挑戰：我們應當如何界定那些預期和規范？我們的文化中有許多關于悲傷的未曾言明的觀念，這些觀念進一步構成了等級系統，讓某些哀悼的人處于底層。通常，我們認為一個人越是與逝者親近，失去所帶來的痛苦就可能越嚴重、越顯著。如果你在婚后失去了你的配偶，你會獲得一個新的標簽。你曾是某人的配偶，現在則是寡婦或鰥夫。如果你是一個人的未婚夫或未婚妻，情況會如何呢？我們便不認為這和失去配偶一樣嚴重。沒有外在的象征（signifier）來指明內在的變化。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去世了，應對起來就要容易一些。前配偶就更容易了。事實上，大量的對喪親之痛的研究只是基于配偶。對其他類型的悲傷軌跡（trajectories），我們所知甚少，但卻總是對別人應有怎樣的感受指手畫腳。

此外，我們的文化將這些假設實例化。例如，許多老板只在員工的直系親屬去世的情況下，允許員工請假。我只在我的父親去世的時候獲得了兩天假期。我的好朋友去世時，我的請假申請沒有被批準。盡管對于我而言，她的意義比家人更加重大。諷刺的是，我本需要用更長時間才能從她去世的悲傷中走出來，因為她的離世出乎意料并且有些不堪。我的父親則在寧靜中離世，這并不令我震驚。為什么不允許員工自己決定他們需要什么呢？我們關于悲傷的隱晦的計算公式沒有為情境留下余地——去世的人對喪親之人意味著什么，以及死亡所處的具體情況。有時，我甚至發現自己也在做這樣的判斷。當接受我的治療的一個年輕人在治療的過程中，在我的沙發上因他的寵物狗前段時間的離世而啜泣不止的時候，我懂得了對一只狗的愛的力量。當我們的悲傷超出文化既定的界限時，他人的不理解可能會加深我們的痛苦。

- Stuart McReath -

我們應當思考，這些對于悲傷的文化假設和實踐，是否讓我們有了診斷悲傷的需求。當死亡發生的時候，對喪親之人的同情就像被切分的派，人們按照公式來決定應得的大小。對悲傷的普遍理解沒有考慮到希望、渴望和懷念等這些情感的密度。有些時候，我們認為那些與簡單直接的公式不符的人是想獲得人們的關注。更糟糕的是，我們將他們視為欺騙者。一個女人的男友在一場車禍中離世，她告訴人們他剛剛求婚了，但二人之前沒有將這個消息告訴任何人。我們會想：真的是這樣嗎？或許她這樣說只是為了她能夠被叫做他的未婚妻，從而讓她的悲傷能夠得到承認。然而，當人們想要盡可能多的得到他們能夠得到的同情時，我們要站在怎樣的立場對此作出評判？即便這個女人在當時的情境中的確做出了欺騙的行為，但她這樣做或許是由于我們的文化對悲傷的看法過于吝嗇。如果我們對這些感受有更多的同理心，或許會有更少的人需要被診斷為患有精神障礙。

許多宗教和非西方文化中有紀念摯愛之人的離世的周年活動。猶太教中有逝世周年紀念日（Yahrzeit），天主教中有周年彌撒（anniversary Mass），印度教中有什拉德（Shradh），越南有祭日（Ngay Gio）。這些傳統允許定期地、共同地分享那些可能經年籠罩著一個人的悲傷。伴隨著這些儀式，人們紀念摯愛之人，在余生中的每一年里表達悲傷。注重現世的西方文化沒有為對于悲傷的反復沉浸和沉思留下空間。我們期待人們能走出悲傷，尤其當我們做出如下判斷時：他們與逝者不夠親近；他們的關系不夠重要；哀悼者過于需要支持和關注，或過于軟弱。

隨著我們通過一個新的診斷標簽認識悲傷能夠如何阻礙我們的正常生活，我們也需要重新檢驗我們的假設。這些假設抹消了許多悲傷的面孔。我從悲傷中重生，因為我最終接受并尊重我在令人恐懼的損失中產生的感受。也許我不需要診斷，但我當時或許需要一個懂得創傷性悲傷的復雜性的治療師的幫助。我的生活依舊是平靜中夾雜著痛苦。但痛苦絕不會消失，而我知道，這條路上不止我一個人。

作者：Patricia Harney | 翻譯：Muchun

校對：蘇木彎 | 編輯：山雞

封面：Stuart McReath | 排版：光影

原文：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22/04/what-is-prolonged-grief-disorder-d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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