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作家賈平凹的字，被某位教授著實奚落了一番。文人好罵，自古而然，何以愛罵寫字這檔事呢？有底氣之故也。中國傳統向來重道、輕文、賤藝，圣人有底氣罵哲人，哲人瞧不起學人，學人想罵文人，文人別無可罵，只能罵罵藝人。文人本“無足觀”，連太史公都承認自己乃為人所“戲弄”者，那么書法家當然是自鄶以下無譏焉。然而告別傳統社會，走過二十世紀，文人的這點傲慢資本早已蕩然，所以時下書法家大抵只滿足于做做藝人，不復憧憬“文人馀事”“游戲翰墨”了。

賈平凹受的奚落還算客氣，遠遠不及陳獨秀對沈尹默的當頭棒喝：“其俗在骨。”據說沈幡然醒悟，從此“痛改前非”，深懷感荷，罵架轉為佳話。但事實卻非如此，三十年后重逢四川，陳再睹沈字，仍不滿意，致信沈弟子臺靜農道：“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看來深入骨髓之俗，實在難以根除，有時不免要帶進棺槨了。

書法家被罵“俗”，似乎是有些源遠流長的。明代張弼擅草書，號“顛張復出”，“怪偉跌宕，震撼一世”。當時有位學者定山先生莊昶，號活水翁，就罵張弼的字“好到極處，俗到極處”。后來有人追問莊昶，怎樣才算好字，答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晚清劉熙載將此語倒過來又說了一遍：“丑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

對于已故書家，隔空罵戰更是毫無顧忌。清代傅山罵元代趙孟頫“駒王無骨”，南宋朱熹罵北宋蘇、黃把字“胡亂寫壞了”，北宋米芾罵唐代顏、柳為“俗品”，柳公權甚而被封為“丑怪惡札之祖”。米芾晚年被宋徽宗召到宮里寫屏風，寫完把筆一扔，狂妄而諂媚地說：“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罵書圣王羲之的，米芾之前還有韓愈，他說“羲之俗書趁姿媚”。

相較而言，古代文壇、詩壇雖也常有批評謾罵，但似乎不如書壇這么直截痛快，一個“俗”字可以罵倒一切。何以故？因為重道、輕文、賤藝。書法居事業文章之末，古人一上手就是俗，需要不懈努力，精通筆法，貫注精神人格，才能使字變得不俗。

被人罵“俗”也未嘗不是好事，“宋四家”中至少有兩位是被罵出來的。元祐初年，山谷與東坡同游寶梵寺，興來作草，東坡稱賞，忽一人從旁罵道：“魯直之字近于俗！”此人便是請東坡吃“三白飯”的錢勰，字穆父。山谷被罵后，不復為人作草，直至晚年謫居涪陵，見藏真《自敘》真跡，始恍然開悟，然恨“穆父死已久矣”。蘇門秦觀也被錢穆父罵過俗，既而改弦易張，但后來寫的字“人多不好”。錢勰罵米芾的話則是“刻畫太甚”，米芾從此自出機杼，董其昌贊他“拆肉還母，拆骨還父”。

書法家的“俗”確乎由來已久，于今為烈。當下之“俗”主要有這么幾重：

其一：江湖之俗。不臨經典，不知筆法，乃至不通文字，無知者無畏。書法內容多是古詩文，落款更須文言，所以文化水平一有欠缺就立馬露餡，不打折扣。不除這根俗骨，本不配稱“家”。但如今情形是，書法圈，大江湖，門檻低，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三教九流，熙熙攘攘。有人看不過去，政客、商人罵不得，最后只能罵罵文人。反觀當今文人也確實不爭氣，筆法不通，一寫就是江湖體，如歐陽修罵北宋士大夫“往往僅能執筆”而已，還常以“文人字”自居，又遑論他人？

其二：廟堂之俗。習書多年，技法精到，臻乎完美。有的還是書法博士、書法博導或書協主席，執掌書壇大小廟堂，香火興旺。但過于注重形式，寫字如排兵布將，深謀遠慮，在在充滿機心。如黃庭堅所說“步驟太露，精神不及”，“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技術終究是有限的，套用傅山的話：“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刻意求好，缺少蘊藉，遮蔽性情，沒有學問識見、襟懷人格的貫注。

其三：靈臺之俗。由生到熟，復由熟求生，欲彰自身面目，變法創新，故意示異于人。劉熙載所謂：“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于是，怪書、丑書、吼書你方唱罷我登場。實則欲除筆墨之俗，首需除靈臺之俗。靈臺有求名爭勝之念，腕下則機心蠢蠢焉。石濤號為不俗，然放言：“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要“混沌里放出光明”。人非上帝，不能說有光就有光。光，絕非書法本身，而是筆墨背后全幅人格的閃耀。古人謂不俗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是筆墨形態上的特立獨行。

徐復觀說：“真正的藝術，乃超越于異同之上。”超于異同，并非“也無風雨也無晴”，而是一切“陽舒陰慘”皆“本乎天地之心”。第三重俗，甚難去除，乃最后一關，上不去終落第二乘，翻上去就是通天大道。其境界難以言說，黃庭堅晚年有一段體驗差近之，迻錄于下：

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而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嘆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