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德國將進行聯邦議會的大選，但對于很多德國選民來說，這屆大選并沒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戲劇性，結果無論是現任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所在的Union繼續執政，還是舒爾茨領導的SPD接棒，都不會太令人喜出望外或者大跌眼鏡，因為政治光譜中最中間、最大的兩個黨，中左的SPD和中右的Union正在變得越來越相似。

作為德國第二大黨，中左政黨SPD，曾經是底層勞工階級推選并最為信賴的政黨。但是，SPD在過去十多年支持率一直低靡，并被指責背離“社會公平”這個傳統的核心價值，其中標志性的事件就是“2010議程”的提出。2003年，時任德國總理、SPD黨領導人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出臺了社會福利改革政策——“2010議程”（Agenda 2010）。該政策是一個綜合性改革計劃，包括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多種社會福利政策。雖然這項政策在國際上因其對德國經濟的巨大刺激作用而備受推崇，尤其是國內學者認為這是施羅德政府的一項壯舉；但在德國本土，“2010議程”卻一直因為它帶來的社會公平問題，尤其是對待失業人員的補助政策等，被一致詬病，導致SPD內部分裂，被迫提前大選，失掉了執政地位。此后的十多年，SPD在支持率上一直走低，比它更“左”的許多黨派則百花齊放，比如“左翼黨”、“綠黨”等。

然而，今年SPD推出的候選人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可以算是一個一閃而過的黑馬。從未在德國本土政壇活躍、此前擔任歐洲議會會長的舒爾茨，一開場就表示要修改“2010議程”，實現更多的社會公平，于是舒爾茨一度被很多人視為拯救德國政治的救星。根據德國電視一臺ARD的民調，舒爾茨所在的SPD今年二月份的支持率首次超過默克爾所在的Union，一度高達50%。現在，隨著新鮮的亢奮感過去，加上SPD這期間并沒有詳盡的選舉綱領，人們對舒爾茨的熱情也冷卻到了一個相對冷靜的狀態，對他和默克爾的支持率分別為21％和36%。9月3號，默克爾和舒爾茨進行了電視對話（TV-Duell）。電視對話的初衷是通過針鋒相對的對談彰顯出兩黨的區別，給還在舉棋不定的選民一些參考，結果二人的對話一片和諧，也確證了兩黨在難民問題、社會福利問題上的政策的一致性。

當中左的SPD變的更“右”、更加對改善社會公平問題謹小慎微，當中右的Union變得更“左”、把“社會公平”這樣的非傳統右派議題提上議程，說明追求更多社會福利、社會公平已經不只是左翼黨派的專屬理念，而是左右“不得不”面對的共識。這個“不得不”正是德國公民對議會政治（parlamentarische Politik）參與、推動，那么，眼下獲得了超半數支持率的兩黨之間的對社會福利、公平的共識是否足夠定義“社會公平”這件事的面貌？德國民眾是否可以從此一勞永逸地享受標準的“社會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德國大選的選票上還有40多個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政黨呢。選票有多長，人和人就有多不同，每個人對“社會公平”也有不盡相同的闡釋。哪怕是在德國這樣非常成熟的民主和選舉文化下，“社會公平”也不能被任何一個特定狀態所定義，而只能一種累積。這也是為什么毫無戲劇性的德國大選仍然值得關注的原因——它展現了在德國社會人們如何通過政治爭辯表達自身訴求和爭取更多的社會公平。

德國青年莫里斯·魯道夫（Moritz Rudolf）是萊比錫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同時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成員，定期為親SPD的理論雜志撰文，還曾在SPD資助下出版理論散文集。澎湃新聞采訪了魯道夫，請他談談對德國的選舉文化和難民政策的看法。以下為訪談全文。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你參與的SPD活動、擔任的職務？

魯道夫：我曾經在SPD的青年組織Jusos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領導SPD青年成員的工作小組，策劃演講、講座，還為Jusos自己辦的理論雜志撰文。現在，我已經不在帶領Jusos的活動了，但還會參加SPD的黨員見面會，定期給一本親SPD的理論雜志寫理論性文章。

澎湃新聞：德國的很多左翼人士都對現在的SPD倍感失望，認為SPD越來越背離“社會公平”這個初衷。舒爾茨和默克爾的電視對談也恰恰證實了，SPD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已經與Union在很多問題上沒有實質區別了，比如在難民問題、國內社會福利、歐盟關系等等。這種情況下，許多左翼知識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政治光譜中更“左”的德國“左翼黨”Die Linke，你為什么選擇繼續留在SPD？

魯道夫：SPD與Union的政治意見分歧仍然存在，只不過出于選戰策略，這些分歧往往在公共講話中故意被縮小。但不得不承認，SPD以前確實與Union有著更大的差別。如果政黨政治的面貌能夠分別地、真實地反映社會上種種利益沖突和問題，那么一種民主的“爭議文化”（Streitkultur）在我看來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是毫無保留地支持所謂的沖突，而是認為，在種種利益沖突無法相容的時代，和諧是一種謊言。當整個社會在經濟的、身份認同的等等所有問題中產生撕裂，我們就需要一種更尖銳的“爭議文化”，這種“爭議文化”應當在議會政治的制度下被囊括、被展開，以便撕裂社會的問題本身不會向邊緣排擠，反過來沖擊我們所要保護的價值。

我覺得，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最遲到下一次大的經濟危機，德國會重新出現尖銳的政治對立的。而到了那個時候，SPD將會是社會改革的中堅力量，一方面對抗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也是最棘手和迫切的，對抗右翼勢力。這也是我留在SPD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聞：2017年初，舒爾茨當時還被視為打破固定化的德國選舉文化的救星，其支持率一度飆升至50%。雖然這半年來，SPD的選舉綱領中提出了一些需要改善的具體問題，比如增加幼兒護理位置、取消高速公路收費等，但現在，根據德國電視二臺的最新民調，只有21%左右的選民希望舒爾茨當選總理，而默克爾的支持率在36%。在二人的電視對話之后，很多人認為舒爾茨缺乏對現實問題的了解，認為默克爾比較了解現實問題的有41%，而支持舒爾茨的只有18%。對舒爾茨的支持狀態，從年初的狂喜到現在的冷靜，這期間的變化是因為什么？

魯道夫：舒爾茨的支持率在這半年一直是這樣有升有降的。的確，在一開始出現了一種對“舒爾茨現象”的熱情高漲，現在人們已經回歸到冷靜了，這個轉變是很正常的，這恰恰說明，德國選民對默克爾所在的Union執政的疲倦，需要一個新的政治跡象。它像閃電一樣炸開，但并沒有很快消失，現在還在。

澎湃新聞：法國作家埃里本（Didier Eribon）在暢銷的自傳體小說中提出問題，為什么當代的工人階級不選左翼黨派，而選“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同樣地我們可以問，為什么德國很多傳統SPD或者左翼黨的選民，如今選擇“德國選擇黨”（AfD）？

魯道夫：幾乎所有政黨都流失了選票到AfD，不只有SPD，我這么說并不是想要弱化“工人階級不選左翼黨派”這件事的危險性。確實，像AfD這樣右翼民粹政黨的膨脹是這個時代的危險。

現在的AfD把自己表現得越來越“新自由主義了”，這當然與它成立的自由主義經濟的歷史背景有關。當它把這背后的經濟模式忽略掉，轉而向那些自我感到在社會中受排擠的人群敞開，它就獲得了非常多的選票支持，右翼民粹就在傳統的社會福利和公平為主要呼聲的選區野蠻生長：在奧地利，“自由黨”（FP?）成了大多數地區勢力最強大的工人黨派；在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傳統的工人社區尤其強大；在美國，中西部的傳統老工業區“鐵銹地帶”（Rust Belt）幾十年來首次放棄了“美國民主黨”而選擇了特朗普。

瓦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三十年代就曾說過，每一次納粹運動背后，根本上都有一個失敗的社會革命。當社會的、經濟的轉變帶來錯綜復雜的問題，首先總是左翼黨派的政治敏感性，讓他們把這些問題以政治的形態加以思考，并放到黨派政策中來具體考察，這其中就包括自上而下的社會福利的重新分配。當這個改革的政策失敗了，右翼政治力量才開始上臺。

澎湃新聞：比較令人意外的是，在舒爾茨和默克爾電視對談中，他們用了開始的一個小時談了難民政策。SPD與Union這兩個支持率加在一起超過半數的大黨，在難民政策上非常一致，但大家又都對這個難民政策不滿意，比如在社會融合、在警察權力、在難民遣返問題上，一直爭議不斷。

在社會融合方面，以150萬人口的慕尼黑為例，在慕尼黑生活著10000難民，這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當你走在大街上，去商店買東西等，這些日常生活的場景中根本看不見他們的存在，可能因為他們多數被安排在安置點，所以很多左翼黨派，比如“左翼黨”主張分散安置，以便于難民融入德國的日常生活，SPD在這方面的政策相對而言不會太保守嗎？

魯道夫：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慕尼黑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德國現在對難民的安置仍然以城市邊緣的、大型安置點為主，難民申請者在里面有規定的外出時間，生活用品采購、文化活動都由專門的大巴車接送，很多人仍然在無所事事中等待一個工作機會。這些確實需要改變。但現在說難民融合失敗還為時尚早。

澎湃新聞：但另一方面，如果德國的難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顯現，也許會帶來新的問題，比如社會治安問題。在公共治安管理和警察權力上，左翼政黨基本上都主張限制警察權力，反對公共場所安檢和安裝攝像頭。這背后的理論邏輯是對國家權力介入個人、私人領域的高度警惕，但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劃分本身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小資本主義”的事嗎？在公共治安受到更多挑戰的時候，仍然死守著公民不可被侵犯的私人領域的界限，并不會對解決難民融合問題帶來任何益處。

魯道夫：我完全不認同難民帶來更多公共安全挑戰這個觀點。一直以來，人們都從這個感官上認定的事實出發，這并不是事實層面。自德國大規模接受難民以來，德國整體的犯罪率并沒有顯著變化。我也不認為，劃分公用領域和私人領域是“小資本主義”，維護私人領域不受侵犯是市民革命以來最重要的思想貢獻之一，是作為公民的各個群體，包括所謂中產階級，還有和我一樣的社會主義者，都會維護的價值。它保護著公民不受國家權力的過多干預。我認為，相比于維護私人領域，“偷窺”（Voyeurismus）私人領域才是小市民的。

澎湃新聞：對于難民的遣返，左翼政黨一般都非常抵制現在進行的遣返政策，比如，今天6月因為反對遣返在德國上學的阿富汗學生，左翼人士曾與警察發生沖突。為什么如此抵制遣返？

魯道夫：反對現行難民遣返政策的人，反對的是不加區別的、以國別劃分的遣返原則。誰該被遣返，誰可以留下，并不應該由國籍身份決定，而是應該依據每個人的具體情況進行甄別。也并不是所有的左翼政黨都反對遣返，比如“左翼黨”的黨主席瓦根內西特（Sahra Wagenknecht）去年就公開支持遣返難民，她的聲明使她在黨內受到很大的反對，因為以“左翼黨”的立場來看，肯定是應該反對遣返的。SPD和“綠黨”是堅定地反對遣返戰爭地區的難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