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7年9月24日，德國將迎來第19屆聯邦議院選舉。分布在299個選區內的6150萬選民將在42個政黨及其候選人之間進行選擇，最后組成至少598人的聯邦議院。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及同濟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同觀·德國”專欄，密切關注這場歐盟第一大國的選舉，多方面觀察、分析、判斷德國未來幾年的內政外交走勢及其對國際格局的影響。本文是“同觀·德國”的第五篇，德國失業率連年降低，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左翼黨為此開出的激進藥方看似不切實際，可誰又知道大選后的執政黨是不是還這么想。

本次德國大選中一個重要的特征，無論在德國傳統政治光譜中居于中右的執政黨聯盟黨，還是中左的社民黨，以及在野的綠黨和左翼黨等都將社會政策和貧富差距問題作為了本黨選戰的重點之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對本黨在該領域的政策進行宣傳。貧富差距問題成為了德國社會關注的重點。

失業率降低，貧富差距卻在拉大

在國際上，德國被視作是一個擁有國際頂級社保體系和社會福利的國家。這也成為了難民危機爆發后，大量難民都將德國看做是首要目的國的重要原因。然而，作為世界上最早建立完整社會保險體系的國家，德國的社保制度和社會福利體系在21世紀以來進行了巨大的調整。

21世紀初，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推行了德國社會福利體制變革。按照這項被統稱為“哈茨改革”的法案，很多合同時間短、報酬低下且得不到正式職工的工資和工時待遇的迷你工作（Minijob）、定期合同(Befristete Arbeitsverh?ltnisse)和勞動派遣工作(Leiharbeit)等逐漸在德國社會上多了起來。而簽訂了這些合同的勞動者，不僅要頻繁更換工作，且收入一般比簽訂了正式合同的人要低很多。在今天的德國，兩份新簽訂的工作合同中，就有一份是定期工作合同。這些年以來，很多德國人都為獲得一份正式的長期工作合同而努力。

近年來，德國經濟持續增長，失業率年年降低的同時，國內社會的貧富差距卻不斷擴大。總體來看，德國存在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狀況。2015年，勞動派遣工作者的工資未達到社會平均工資的60%，從而淪為了貧困人群。目前德國有1290萬人處于貧困線以下。據統計，在2017年，月純收入不超過917歐元的單身者都屬于這一人群。據聯邦經濟部的最新統計，位于德國收入高層的那60%的人，每小時純收入增長了10%，而底層的40%，每小時純收入卻下降了7%；1991到2014年間，德國最富階層的平均可支配的收入提高了17%，而最窮階層的收入則僅僅增長了3%。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德國國內的中間階層人數在減少，從1991年的63%降到了2014年的56%。

收入差距的擴大，進一步導致了社會不公的加劇。據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統計，全德的富人要比窮人平均多活10年。窮人不僅營養不足、缺乏運動，同時還常常有沉迷煙酒的不良生活習慣。此外，德國的貧富差距還存在年齡、性別和區域的不同特征。以區域為例，德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后于西部，東部地區2014年貧困率（即收入低于貧困線的人口比例）是19.2%，西部則為14.5%。同時，由于退休金不斷縮水，目前有270萬德國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收入不到德國平均退休金的60%）。這一切都引起了德國公眾的疑問，德國究竟還是不是一個社會福利國家？正因如此，據一項研究顯示，約40%的德國人認為社會福利和公平問題應該成為本次選戰的主題。

主打社會福利和公平牌的左翼黨

在此次選戰期間，德國各大政黨的競選綱領都對工作、福利和社保等重要問題進行了論述。而在具體的競選綱領中，各個黨對于貧富差距問題的表態區別甚大。

作為德國第一大黨的聯盟黨認為，創造了成千上萬工作崗位的德國就業市場的靈活性非常重要。因此，定期工作合同不能被正式工作合同代替。非但如此，聯盟黨還在競選綱領里指出，政府準備推廣臨時兼職工作。聯盟黨認為，德國養老金和工資正在顯著提升，“德國在這個問題上走在正確的方向上”。很可能在本次選舉后進入內閣的自民黨更是直接指出，要增強企業的自由空間，消除包括最低工資法案（2015年1月生效）等官僚制度給企業帶來的負擔。

在此次選戰中，競選綱領里將解決社會公平和貧富差距問題放在首要位置的政黨，是德國左翼黨。左翼黨目前是德國聯邦議院最大的反對黨，同時也是歐洲最大的左翼政黨之一。左翼黨將減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作為了其競選的基本綱領。

在其競選綱領中，該黨要求將每小時最低工資從8.84歐提升到12歐元，并使這一制度在國家的管控下覆蓋到社會各領域。其次是取消定期合同制度和勞動派遣制度，勞動派遣者應該享有和其他同事一樣的工資待遇。此外，左翼黨還提出了提高退休老年人待遇的呼吁。該黨認為，要迅速解決老年人的貧困問題，需要每月為他們增加退休金126歐元（稅后），其每個月最低的退休金應該達到1050歐元（稅后），“沒人應該在退休后依靠撿廢舊瓶子為生”。最后，左翼黨還提出對企業高管的工資進行限制，不能使其超過該企業最低工資者的20倍以上。同時，在德國，任何人的收入不應該高于社會最低收入者的40倍以上。

從歷史來看，過分注重社會福利和公平，往往會影響經濟效率和勞動積極性。這也是施羅德進行“哈茨改革”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時代，德國面臨著來自全世界的激烈競爭。任何過度地壓抑經濟效率而追求公平的措施，都可能會影響到德國的全球競爭力。因此，左翼黨的很多呼吁很難立即得到政經兩界的支持。而左翼黨甚至要求徹底取消“哈茨法案”，因為該法案“以法律的方式帶來了貧困”。這種激進的政策并不符合德國政治生態中追求穩定的傳統。

與激進的左翼黨不同，如果我們來讀一下作為傳統工人政黨的社民黨競選綱領中的有關部分，就會發現該黨要溫和許多。盡管社民黨競選綱領以“是時候爭取更多的公正了”為題，并指出要建設一個更大的“社會國家”，但其具體內容顯然比左翼黨的標準要低了很多。例如，在退休金問題上，社民黨只要求退休金不得低于在職時平均凈收入的48%（與聯盟黨的主張相同），而左翼黨提出了的標準則為53%的。此外，社民黨盡管也提出要提升勞動派遣者的薪酬，但卻沒有像左翼黨那樣，要求取消這種合同制度。而至于提高最低工資問題，社民黨的競選綱領則基本沒有涉及。

就目前的選情來看，若不出現突發重大事件，此次德國大選中的總理一職的歸屬似乎不再有疑問。問題在于，包括默克爾和她的聯盟黨在內的各個黨派到底能在議會中獲得多少席位。這直接影響到新政府的組成。而新政府的組成，將對社會公平和貧富差距這一重要問題的解決起到重要影響。盡管左翼黨的激進改革綱領短期內很難得到實踐，但作為德國政治的重要傳統之一，各大政黨往往會根據時代和選情的變化而逐漸調整自身的綱領。這正是聯盟黨起初堅決反對最低工資方案，而在上次選舉結束后卻選擇支持實施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