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新詩最早的開路人之一，馮至是中文十四行詩的開辟者，也成就了新詩的高峰。1930年代，他翻譯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將偉大的德語詩人里爾克帶入青年學生的視野。這本書在西南聯大廣為傳播，對中國現代詩歌產生巨大影響。追尋馮至的文學蹤跡，可以看見一條小徑，通往中國新詩歷史的花園。近期，《馮至文存》（全七冊）由領讀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這套作品經馮至家人授權，其中包括《伍子胥》《山水》《昨日之歌》《十四行集》《海涅詩選》《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較全面地收錄了馮至先生詩歌、散文、小說、譯著與學術論著代表作品。

青年馮至

馮至早期傾向于浪漫主義。上世紀20年代，他在北大讀書時曾經和郁達夫是忘年交。早先他讀到郁達夫的作品，聽到他有關的故事，雖然未曾見過，但“心向往之”，后來專門去上了郁達夫的課。

彼時他還是魯迅的追隨者，受到了魯迅對民族的深刻反思與批判意識，對人生和自我的剖析的思想的影響。但總的來說，早期他的詩歌傾向于抒情，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

其中，比較典型的作品有《蛇》，

我的寂寞是一條蛇，

靜靜地沒有言語——

你萬一夢到它時，

千萬啊，不要悚懼！

它是我忠誠的伴侶，

心里害著熱烈的鄉思；

它在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頭上的，濃郁的烏絲。

它月影一般的輕輕地

從你那兒輕輕走過；

它把你的夢境銜了來

像一只緋紅的花朵。

這首詩的比喻十分新奇大膽，又充滿了浪漫瑰麗的想象。將主人公的寂寞比作“蛇”，最初略顯驚悚的沖擊之后，是綿綿的情思，主人公告訴所愛的姑娘；不要害怕，寂寞正是因為深深的愛意而生，這種向往就像對故鄉的思念與依戀一般，純潔真摯。

學者陸耀東評價說，這些描寫，介于真實與想象之間，似與不似之間，寫形與寫神之間，它超越現實的美，成為真正的詩美。

《在郊原》也是代表性的作品，這里引用其中的一、二節：

續了又斷的

是我的琴弦，

我放下又拾起

是你的眉盼——

愛啊，我一人游蕩在郊原，

將戀情比作了夕陽奄奄！

它是那紅色的夕陽，

運命啊，淡似青山；

青山被夕陽烘化了

在遑遑的暮色里邊。

這段文字充分地發揮了新詩較為自由的特色，“琴弦”“眉盼”“奄奄”“遑遑”等雙聲疊韻和連綿詞，增加了纏綿情感的音樂分量和濃度，被陸譽為“中國新詩史上最優美的杰作之一”。

馮至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時，他最好的作品還沒寫出來，獲得外界最多好評的詩集，應該是40年代的作品《十四行集》。在這之前的30年代，他在德國攻讀博士時，通讀了歌德、里爾克、海涅、諾瓦利斯等德語文學大師的作品，吸收了許多“外來的養分”，成為我國最早一批研究、翻譯這些德語文學大師作品的人。

馮至在自己的文章《外來的養分》里系統地談論了自己這一生受到最深的外國文學的影響：一個是歌德，一個是里爾克，這兩個人構成了“外來的養分”的兩面。一個像性格相近的朋友，是歌德；一個是像性格相反的朋友,卻能從對方看到自己的缺陷,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是里爾克。

1931年，德國海德堡（左為馮至）

談及自己讀歌德的詩的體會時，他認可歌德“從特殊到一般”的表現方法。他認為，從特殊到一般，意味著從個別具體事物中看出普遍情理，特殊與一般結合，才有較高的詩的意境，只取其一都不是詩歌的上品，只有一般空洞的道理不會打動人，只有特殊事物體現不出更高的意義。從小到大，從個別見全部，從有限到無限，從瞬間到永恒，才是馮至認為的“詩的本質”。

初到德國時，馮至常常心情陰郁、苦悶，在給德國好友鮑爾的信里，他說那時常感到“缺乏勇氣”、“對人生感到恐懼”。但這些都在閱讀里爾克之后得以改變，“自從讀了里爾克的書，使我對于植物謙遜，對于人類驕傲了，我再也沒有那種沒有出息、事事不如人的感覺”。他把里爾克的著作視作他靈魂的故鄉，形容里爾克是“偉大而美”“懷著純潔的愛觀看宇宙間的萬物。”

里爾克十分包容，充滿理想主義氣質。他說，沒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詩，只要它是真實的存在著，他認為應該人類應該從自然中發掘生存的意義和哲學思考。此外，他還強調寫詩相較于情感，更需要的是經驗，“這樣的經驗，像是佛家弟子，化身萬物，嘗遍眾生的苦惱一般”。后期馮至的創作風格也深受里爾克的影響，尤其體現在散文集《山水》里，從一棵極其普通的小草的生命中，他可以看見“一個大宇宙”。

馮至校稿

里爾克曾說，“美是恐怖的開始”，馮至的理解是，“在美的開端，人還能夠負擔；但是美的發展，人不能負擔。感到恐怖的他卻擔當了這個恐怖，走到美的深處，說出來從前人們沒有說過的話”。

他從里爾克那里汲取的，主要是“關聯”、“工作”、“耐心”，生死界限的消除，以及對恐懼的理解。

如果歌德和里爾克是馮至汲取的外國文學的養分，那么他也從傳統文化中汲取了來自“杜甫”的內的養分，對于閱讀杜甫的感受，他說：“讀這些名詩與名句，覺得杜甫不止是唐代人民的喉舌，且好像也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杜甫看到了變亂中人民所受的苦難。馮至也在后來的創作中，對普通民眾顛沛流離的生活感到憂心與關切，《伍子胥》就反映出一些現代人的、尤其是中國人的痛苦。

孫楷第寫給馮至的信，談及杜甫生事

馮至曾經在學術論著里，把杜甫與歌德作過比較：與杜甫在詩歌里熱心關心政治不同的是，歌德甚少在詩歌里談及政治，盡管他長期從事政治相關的事宜，馮至曾經評價，他主張的不是變革德國的政治現實，而是改造德國人的精神世界。

在這些文學群星照耀之下，馮至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在加深，他的作品中融匯了里爾克的玄遠、杜甫的沉郁頓挫和歌德的高瞻遠矚，有對自然界萬物的敬仰，對凡人生活的深切關切，以及謙卑、克制、簡約、委婉等特質。但他從別人那里汲取養分并非照單全收，而是依據自身特質選擇適合的，然后超越前人，獨樹一幟。

經過了十年左右的探索和準備，從早期近似浪漫主義的抒情到兼取存在主義和浪漫主義，轉向了沉思型。朱自清的評論很精準：他不再只是“抒情詩人”，而是成為“從敏銳的感覺出發，在日常的境界里體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詩人”。

《馮至文存》（全七冊）

節選

《山村的墓碣》

節選自《馮至文存》之《山水》

德國和瑞士交界的一帶是山谷和樹林的世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農民。雖然有鐵路，有公路，伸到他們的村莊里來，但是他們的視線還依然被些山嶺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們附近的幾個都市，和他們的距離也好像有幾萬里遠。他們各自保持住自己的服裝，自己的方言，自己的習俗，自己的建筑方式。山上的松林有時稀疏，有時濃密，走進去，往往是幾天也走不完。林徑上行人稀少，但對面若是走來一個人，沒有不向你點頭致意的，仿佛是熟識的一般。每逢路徑拐彎處，總少不了一塊方方的指路碑，東西南北，指給你一些新鮮而又樸實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對著一塊指路碑，躊躇著，不知應該往哪里走，在碑旁草叢中又見到另外一塊方石，向前仔細一看，卻是一座墓碣，上邊刻著：

一個過路人，不知為什么，

走到這里就死了。

一切過路人，從這里經過，

請給他作個祈禱。

這四行簡陋的詩句非常感動我，當時我真希望我是一個基督徒，能夠給這個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禱。但是我不能。小時候讀過王陽明的《瘞旅文》，為了那死在瘴癘之鄉的主仆起過無窮的想象；這里并非瘴癘之鄉，但既然同是過路人，便不自覺地起了無限的同情，覺得這個死者好像是自己的親屬，說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想到這里，這銘語中的后兩行更語重情長了。

由于這塊墓碣我便發生了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興趣：走路時總是常常注意路旁，會不會在這寂靜的自然里再發現這一類的墓碣呢？人們說，事事不可強求，一強求，反倒遇不到了。但有時也有偶然的機會，在你一個愿望因為不能達到而放棄了以后，使你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得獲。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里自然沒有再遇到第二座這樣的墓碣，可是在我離開了那里又回到一個繁華的城市時，一天我在一個舊書店里亂翻，不知不覺，有一個二寸長的小冊子落到我的手里了。封面上寫著：“山村的墓碣”。打開一看，正是瑞士許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銘語，一個鄉村牧師搜集的。

歐洲城市附近的墓園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場所，那里有鮮花，有短樹，墓碑上有美麗的石刻，人們盡量把死點綴得十分幽靜，但墓銘多半是千篇一律的，無非是“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一類的話。可是這小冊子里所搜集的則迥然不同了，里邊到處流露出農人的樸實與幽默，他們看死的降臨是無法抵制的，因此于無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寫得瀟灑而輕松。我很便宜地買到這本小冊子，茶余飯罷，常常讀給朋友們聽，朋友們聽了，沒有一個不詫異地問：“這是真的嗎？”—但是每個銘語下邊都注明采集的地名。我現在還記得幾段，其中有一段這樣寫著：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還有一個小學教師的：

我是一個鄉村教員，

鞭打了一輩子學童。

如今的人類正在大規模地死亡。在無數死者的墳墓前，有的刻上光榮的詞句，有的被人說是可鄙的死亡，有的無人理會。可是瑞士的山中仍舊保持著昔日的平靜，我想，那里的農民們也許還在繼續著刻他們的別饒風趣的墓碣吧。有時我為了許多事，想到死的問題，在想得最嚴重時，很想再翻開那個小冊子讀一讀。但它跟我許多心愛的書籍一樣，塵埋在遠遠的北方的家鄉……

1943年，寫于昆明。

兩句詩

常常夾著一本書，到山里去散步。散步而夾著一本書，是一種矛盾。因為若是把心沉在書里，勢必把四圍的風景都忘卻；若是不能不望一望眼前的樹木以及遠方的原野，書，就往往難以聚精會神地讀下去。有時我想，我要坐在那條有最美的遠景的石凳上讀一讀《純理性評判》，體驗體驗自然的美景，與人的純理性是否能夠在一種境界內融會起來。但是《純理性評判》始終不曾帶到那里去讀，一天卻在一條林徑里讀到兩句詩，那是賈島的名句：

獨行潭底影

數息樹邊身

這樣的境界，怕只有嘗透山林里的清寂的人才會感得到。當時我深深覺得，里邊寫著這兩句詩的那薄薄的一本線裝書已經化成自然里的一草一木，這次我把它帶出來，不是一件多余的事了。

近代歐洲的詩人里，有好幾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歌詠古希臘的Narcissus，一個青年在水邊是怎樣顧盼水里的他自己的反影。中國古人常常提到明心見性，這里這個獨行人把影子映在明澈的潭水里，絕不像是對著死板板的鏡子端詳自己的面貌，而是在活潑潑的水中看見自己的心性。—至于自己把身體靠在樹干上，正如蝴蝶落在花上，蝶的生命與花的色香互相融會起來一般，人身和樹身好像不能分開了。我們從我們全身血液的循環會感到樹是怎樣從地下攝取養分，輸送到枝枝葉葉，甚至仿佛輸送到我們的血液里。（里爾克有一篇散文，他寫到在他靠著樹時，樹的精神怎樣傳入他的身體內的體驗。）這不是與自然的化合，而是把自己安排在一個和自然聲息相通的處所。

這兩句詩寫盡了在無人的自然里獨行人的無限的境界，同時也似乎道破了自然和人最深的接融的那一點，這只有像賈島那樣參透了山林的寂靜的人才凝練得出來，無怪乎他在這兩句的下邊要自下注解了：

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

歸臥故山秋

1935年，寫于海岱山。

原標題：《馮至：從每一處平凡看見“一個大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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