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瓦白墻古韻的葉氏宗祠，坐落在安徽省安慶市宜秀區的書香一品小區的座座高層樓宇中間。從天柱山東路方向朝葉氏宗祠走進來，這段幾百米的道路兩側，規整地樹立著著名氣象學家葉篤正的照片與格言。這條路，因此被稱為氣象一條街，和氣象科普館、陳列館一起，成為葉篤正科普館的一部分。

9月16日這天，這座剛修繕起不久的宗祠，因葉篤正科普館開館儀式的舉行而熱鬧非凡。年過古稀的葉維江站在臺上，幾次掏出親手寫的講話稿默默地讀。他專程從美國趕回來參加儀式，作為葉篤正的長子，要代表葉家人致辭。父親于2013年10月16日去世后，祖籍所在地安慶，以及這座葉氏宗祠，成為了葉維江最深重的情感寄托。

因為這座國內首家紀念葉篤正展館的開館，葉篤正傳奇的一生再度被公眾回味。

“父親去世了，我也已經老了，這兩年，我總是愛回憶小時候，他從美國回來之后的日子。”在向澎湃新聞記者講述父親葉篤正的過往時，葉維江說，他最難忘的，是7歲那年，父親母親歷經周折從美國回到中國，臉上激動而自豪的神情，“那時候我還小，只知道為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而高興，并不知道他們為了這次歸來，給自己賦予了多么強烈的愛國使命。”長大之后，葉維江才懂得，從說出那句“我是中國人，我要為中國做事”起，父親葉篤正已準備好為中國乃至世界氣象科研付出一切。

望族好學生

1916年2月21日，葉篤正在天津出生。美國著名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周錫瑞在所著的關于葉氏家族故事的《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中，記錄了葉篤正的家族背景，和他的成長歲月——生于名門望族，父親葉崇質棄官從商，有三房夫人、十一子五女，葉篤正排行老七。

童年時，葉篤正是和兄弟們一起在家里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小時候，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家庭的概念。”葉篤正在生前接受采訪時，回憶自己的童年歲月，“我只知道家里頭是怎么回事，對國的概念是很少很少的，所有接觸到的人，都是跟家聯系在一起的。”

雖然生長在條件優渥的大家族里，但葉篤正從小就性格溫和內向，執愛學習，他的九弟葉篤成曾透露，“念書的時候，他（葉篤正）就很用功，小時候比較內向，仆人們就給他取了個外號，叫蔫兒七。”

14歲時考入當時代表著先進教學理念的南開中學讀書之后，讓葉篤正逐漸樹立起家國意識。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這讓15歲的葉篤正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海光寺是日本租界地的兵營，他們讓中國人去給他們做炮臺，之后就把中國人殺了，扔進海河。看著漂在河里的尸體，感受著這種侵略和壓制，我的震驚和憤怒不能更大了。”葉篤正說過，南開中學給了他愛國的概念，也告訴他以后該做什么，“不只要有家，還要有國。”

在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葉篤正就在全校名列前茅，1935年，他順利考入清華物理系。關心國家命運的他，積極投身“一二·九”時期的一系列學生運動，后來還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并且在“七·七事變”后，和初戀女友一起輾轉多地，參加抗日武裝和戰地服務團。

但是，初戀女友卻在這個過程中與葉篤正分手了。《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一書中記錄了原因：身為積極革命者的初戀女友有了另外一個男朋友。“我哭了一夜。”耄耋之年的葉篤正在接受采訪時回憶起這段感情，回憶稱，“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

失去了充滿了熱血的初戀，也使葉篤正決定重新追尋科研。1938年，他回到了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昆明組建的西南聯合大學繼續學業。在學校打乒乓球時，葉篤正認識了學長、后來的“兩彈一星”元勛、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他建議葉篤正去學習對國家更有實際用途的氣象學。葉篤正由此開始了與氣象之間一生的關聯。

1940年畢業后，他考入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并在3年后與在浙大相識的女友馮慧結婚，隨后成為了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1944年，葉篤正考取了國民政府組織的第一批赴美留學，他在戰火中幾經周折后抵達美國，到當時氣象研究世界水平最高的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師從氣象系主任羅斯貝，而葉篤正是系里的首位中國留學生。

“我是中國人，我要為中國做事”

1948年，葉篤正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并且作為研究人員留校，年薪4300美元。上個世紀末的美國，一位大學教授的年薪是5000美元。妻子馮慧也在懷俄明大學化學系獲得了碩士學位，來到芝加哥與他團聚。與此同時，葉篤正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績，博士論文《大氣中的能量頻散》被譽為動力氣象學的三部經典著作之一，并且首次通過觀測證實了哈得來氣流的存在，受到國際氣象界了關注與認可。

盡管葉篤正可以在美國過上衣食無憂且精神自由的學者生活，但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他的感受是復雜的。他在生前接受的一次采訪中回憶，“有一次一個同學到芝加哥辦事，讓我幫他找個旅館，在旅館柜臺，一個人對我說了一句話：‘我們沒有中國人的房間。’我沒法形容我當時的感覺，這種打擊太厲害了。”

愛國責任感強烈沖擊著葉篤正，讓他產生了回國的想法。時值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此時，新中國第一任氣象局局長、葉篤正在浙江大學就讀時的老師涂長望致信葉篤正，希望他回國一同開創中國氣象事業，這進一步堅定了他回到祖國的決定。

當時，美國氣象局的一位知名的研究人員力邀葉篤正留在美國工作，且開出了年薪5000美元以上的優厚待遇，導師羅斯貝也反復勸說他留在美國，但葉篤正歸國之心十分堅決，“我是中國人，我要為中國做事。”

盡管歸心似箭，但由于中美當時還沒有建立外交關系，且美方對希望回國的學習科學技術的中國留學生進行了百般限制和阻撓。這使葉篤正的回國之路充滿了坎坷，多次提出回國申請都被美國拒絕。但幸運的是，他和100多名中國學者一起搭上了“威爾遜總統號”郵輪，終于回到了祖國。

1950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剛從美國歸來的葉篤正被任命為副研究員，并擔任天氣組組長，所參加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中國的天氣預報系統。就在當年，他參與組建了“聯合天氣預報中心”和“聯合天氣資料中心”，隨后又帶領僅10多人的氣象研究小組開展與天氣預報相關的研究工作。“有幾個工作原則我們要做，第一，做中國最需要的；第二，不能只一般的做，要與世界潮流接軌，要做就要高起點；第三，一定要把人員培養好。”葉篤正如此描述當時的工作。

在隨后的一個時期里，葉篤正在大氣環流、青藏高原氣象學、天氣動力學理論、大氣運動適應理論、現代中國氣象業務體系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58年8月，葉篤正、朱抱真出版的《大氣環流的若干基本問題》，是大氣環流動力學方面最早的著作，也是大氣環流演變過程和維持機制的經典著作之一。1959年，他與他人合作出版的《西藏高原氣象學》一書，是當時國內外唯一的西藏高原氣象學專著。50年代中期，葉先生與人合作發表論文《東亞大氣環流》，奠定了我國天氣預報的基礎。

“即使受些苦，我也不后悔”

1966年，葉篤正正處于事業的巔峰時期，“文革”開始了，他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美國特務”等莫須有的帽子，遭遇批斗與折磨。

氣象出版社編寫的《葉茂根深學篤風正》一書中寫到，改革開放后，葉篤正率團訪問美國時，此前曾勸說他留在美國的好友卡普蘭教授問他，經歷了那么多的磨難，有沒有后悔當初回國，葉篤正的回答是：“我一點都不后悔，我為祖國做了不少事，即使受些苦，我也不后悔。”

“‘文革’的時候，父親從沒抱怨過，也沒有絲毫的懷疑。”葉維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關于對祖國的情感，葉篤正始終是堅定而純粹的，就算那段時間每天都被折磨，仍然堅持他的研究，爭取把畢生所學教給身邊的人。“他爭取一切機會去看報紙，了解國家正在發生的事，看到好的事，整天都很欣慰，看到發生了不好的，就會很憂慮。”葉維江說，關于愛國，葉篤正很少會對子女說什么，“我們在潛移默化間，懂得他的愛國情懷，也通過他的一言一行，懂得如何去熱愛自己的祖國。這種沉默的力量，更深刻。”

1966年1月，葉篤正參與創建了由天氣氣候研究室從地球物理研究所分出而成的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研究氣象科學的最高學術機構。他也進一步發展了他在青藏高原氣象學、天氣動力學、大氣運動適應學方面的理論，推進了現代中國氣象業務體系，在他的努力下，國家氣象局于1969年正式發布了短期天氣預報。除此之外，他還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做出過貢獻，參加了這項實驗工作的天氣保障工作，榮獲個人二等功。

中美建交后，美國科學團訪華，其中包括葉篤正當初的老同事，因此，葉篤正參與了接待工作，隨后與美籍華人科學家共同開展課題研究。這敲開了中美科技交流的大門，也給葉篤正的工作與生活帶來了轉機。

1978年，科學迎來了春天，葉篤正以更大的激情投入氣象科研工作，榮獲先進工作者獎，同時擔任中國氣象學會第18屆理事會理事長，成為了中國氣象學會的掌舵人。之后，他又連續出任中國氣象學會第19、20屆理事會理事長，第21屆理事會名譽理事長。在他主持學會工作期間，中國氣象學會全方位開展活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81年5月，葉篤正擔任中科院副院長，直至1984年3月。

“我是中國人，就要給中國做事，雖然有坎坷的事，但是這不只是針對我一個人，所以我覺得這都不重要。我對科學有興趣，我就要把它做大。”葉篤正說。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球變化的問題剛被提出，葉篤正便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立即親自參與并組織人力全面投入研究。作為國際全球變化研究最早的發起和組織者之一，他在我國設立了全球變化與研究項目和我國第一批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圍繞世界氣候研究計劃和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帶領中國團隊成為這方面研究的引領者。

至90年代初，全球變化與地球系統研究逐漸成為一門涉及多時空尺度、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復雜科學，同時也滲透著國際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通過擔任國際組織的職務，葉篤正也肩負起了一系列的組織領導職務，這使中國科學家在全球氣候變化研究中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在國際氣候研究與談判的講臺上，發出了更多的來自中國的聲音。

“2001年時，我回國工作了一段時間，和父親時常探討如何應對全球變化的問題，他提出，人類應該有序地進行自我約束，但這不是一個國家做到了就能解決的，需要全球各國共同努力，因此需要國際組織的推動。”葉維江說，他回到美國后，葉篤正多次給他打電話，要求他致信聯合國，提出這一訴求。

2003年5月，世界氣象組織向葉篤正授予世界氣象組織的最高獎——第48屆國際氣象組織獎，它被譽為氣象界的諾貝爾獎，是國際氣象界的最高榮譽，這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獲此殊榮。2006年1月，葉篤正獲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06年，年逾90的葉先生獲得“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榮譽稱號。

“總要后繼有人”

每周三天去大氣物理所上班，是葉篤正最快樂的時間。“就算是在家里，他也經常會邀請學生和其他科研人員一起研究工作，或者聊天。”葉維江說，步入晚年之后的葉篤正，依然從早到晚都沉浸在學術研究里，“這已經是他的習慣。”

而葉篤正的另一個習慣，是留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前后，他的三個子女都赴國外留學深造，并且留在國外工作，但葉篤正與馮慧很少專程前去與子女們共處，少有的幾次在國外團聚，也是因為他過去參加會議，就順便探望，“為祖國奉獻一生，是他的心愿。就算去世的時候，他也是留在中國。”

葉篤正生前常說，任何大事都不是一個人能做成的，需要很多很多人齊心協力，所以，科研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人才培養好，“總要后繼有人。”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黃剛博士，是葉篤正最親近的學生之一，“我父親也是葉先生的學生，我從小是在給葉先生拜年之中長大的，他經常對我開玩笑說，長大了要當他的學生，一起搞氣象工作。”結果，黃剛真的成為了葉篤正的學生，從1994年開始碩博連讀，之后留在大氣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

“他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都是非常溫和幽默的，但是對于科研學術，嚴格到可以說是有些厲害。”黃剛還記得他第一篇論文發表時的“坎坷”經歷，“葉先生親手改了五遍，提出五次修改意見，最后那一遍，我已經覺得改無可改了，自己去找雜志社投稿，結果真的發表了，但是他看到之后很不認可，覺得應該做得更好。他的要求已經超過了學術雜志的論文刊發要求。”而且，葉篤正拒絕在學生的論文作者上署他的名字，“他總是說，署了他名字的論文，雜志不會不發表，甚至不敢提出修改意見，不能反映出學生們的真正水準，只有獨立去完成，才能經得住高標準的考驗。”

氣象這一學科，與很多領域都有所交叉，盡管年過耄耋，葉篤正的視野仍然十分超前，閱讀量依然巨大，還在繼續堅持和科研人員到一線去參與調研考察。“比如全球變暖影響輪作制度，灰霾預報數字化，天氣預報多元化，氣象變化與經濟的關系，等等，這些涉及多個領域的課題，都是葉先生生前一直提出并且研究的。”黃剛還記得葉篤正的那個記事本，“信息量非常大，上面記錄著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看到的很多大事小事，每件事他都爭取去做，自己完成不了的，就會拿出來和我們分享，大家一起商量。”

2010年1月30日，國際小行星中心發布第68447號公報通知國際社會，第27895號小行星永久命名為“葉篤正星”。這顆承載著葉篤正的學術成就和崇高精神的小行星，至此在茫茫宇宙中遨游。2013年10月16日，葉篤正先生安然離世，享年98歲。

離世前的那兩年，葉篤正的眼睛已經很難看清字跡，但仍然堅持把自己的科研經驗與畢生智慧傳授給學生。“他看不見了，就讓我把論文念給他聽，有想法的時候，就會讓我停下來，然后提出他的意見，聲音一如既往的溫和，但是有力量。”這是葉篤正留給黃剛最后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