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與利潤：1652-1853年的中暹貿易》，[泰]吳漢泉著，王楊紅、劉俊濤、呂俊昌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啟微2021年9月出版，348頁，79.00元

泰國的現代商業貿易與市場經濟在許多敘述與書寫中都是從西方勢力進入東南亞后開始的，尤其是東印度公司在這個區域所扮演過的角色不容忽視。朝貢體系在中國存在近兩千年，從最初政治臣服意義為主而后逐漸演變成為“禮尚往來”的一種類似外交關系的體現，明朝開始厚往薄來的政策更是吸引了諸多鄰近國家前來納貢，最終促成了朝貢貿易這一特殊現象。吳漢泉博士撰寫的這本《朝貢與利潤：1652-1853年的中暹貿易》，乍看之下似有些“偏門”，因為清廷大部分時間延續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不允許沿海地區的私人對外貿易，中國與暹羅的貿易即使發生過，大約也是規模小且不成氣候的。（暹羅于1939年更名為泰國，是現在更為人熟知的名稱。但書中所寫時代仍是暹羅王國，所以本文大多數時候沿用“暹羅”，除非是對現當代泰國仍有影響的部分。）然而吳博士從暹羅兩百年間與清朝數次朝貢往來的史料入手，通過令人信服的記錄分析，向讀者展現出了另一番景象：暹羅即使朝代更迭政權數易人手，從阿瑜陀耶王朝到曼谷王朝前期的二百年間，卻都堅持了與清廷的朝貢往來。這些朝貢行為實際構成了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暹羅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不僅為暹羅朝廷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也促成了暹羅原型資本主義（proto-capitalism）的形成，而這一切早在東印度公司等西方勢力深入到東南亞市場之前就發生了。并且暹羅華人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就是說，華人對暹羅（泰國）經濟發展產生的深刻影響遠早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規模南洋華人移民潮之前。那么，暹羅的現代性（modernity）與商業體系是否真如西方敘事書寫中那樣，是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貿易公司和殖民力量的影響下產生的？

這樣一個疑問的產生要回歸到作者的學術背景。吳漢泉博士是最早一批拿到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于七十年代前往美國深造的泰國學生，師從費正清教授，而他讀博士的階段，恰好在經歷學術研究風向的變革。就如施堅雅教授因為冷戰開始而無法繼續在中國大陸從事研究轉而去泰國研究本地華人社會，哈佛大學和費正清其時也有類似的考量。吳博士的父親是第二代潮州移民，他最初在家人的安排下念了華校，后來因家庭搬遷進入教會學校，但從未中斷漢語的學習，也沒有脫離華人社區，同學幾乎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華裔。小學畢業后吳即前往香港圣士提反書院就讀，在校期間他并沒有參加專為國際生開設的漢語課，而是通過努力自修與香港學生讀一樣的中文課。他自述雖作為第三代移民，中國的形象在心中已然模糊，但對漢語的興趣一直非常濃厚。而后他從香港申請至美國讀完本科，回到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院任教，在那里遇到了他后來的夫人。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吳夫人強調她只愿與有博士學位的學者結婚，這給了他很大的動力。加之吳博士因語言學習對中國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好奇心，就申請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碩士項目，也得到了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1971年畢業后因為碩士期間優異的表現，費正清教授主動表示愿意成為吳博士的導師，指導他攻讀博士學位。從這本書中大量關于清廷制度、朝貢具體流程以及貿易宏觀計劃等等的信息，都能看到費正清教授對清朝歷史極為專業的指導。

對于當時在北美或整體西方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來說，因為持續多年的冷戰，幾乎已經很難招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即使是臺灣地區，因為當時政治局勢也還沒有穩定，鮮有合適的生源。吳漢泉博士作為海外華人，既有生長環境塑造的人文背景，對中華文化和泰國人情社會都不陌生，同時還具備多年海外學習造就的卓越的語言能力，再遇上名師指導，各種條件碰撞下撰寫出的這本書給予我們一個嶄新的視角解讀朝貢貿易。也就是說，《朝貢與利潤》這本只從題目上看范圍略顯狹窄、內容也過于細節的書，實際是從全球史的角度展現了二百年間中國清朝對外貿易的一幅畫卷，期間不僅有清廷不斷調整的朝貢政策與暹廷的應對，也有因為朝貢帆船貿易給暹羅帶來的經濟結構甚至政治制度的變化，這背后折射出的是當時亞洲整體商品流動趨勢。比如這本書就指出，中國-暹羅-日本三角貿易不僅對暹羅對外貿易的范圍，也對東亞海域中國帆船貿易的擴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也正是通過研究這個三角貿易發現，直至1720年清廷都試圖進口日本銅來鑄造貨幣以彌補云南、四川和廣東銅礦供應的不足，側面勾勒出了清廷錢幣鑄造的波動。

中暹兩國另一個重要的貿易產品則是大米?！冻暸c利潤》一書所展示的十八世紀數十年的大米貿易，不僅是中暹貿易發展歷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也對清朝早中期東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廣東以及浙江的民生情況有參考意義。作者認為，1720-1760中暹貿易的重生大部分歸功于中國東南對暹羅大米的進口，這也是獨一無二的關乎第二次海禁禁令廢除最具體的要素。清廷在康熙時期就開了允準暹羅運米來華的先河，此后數十年，清廷收購了大量暹米，凡是帶米來的船都予以減稅甚至免稅，米越多稅越低。即使1717年再次實施了東南亞的游歷與貿易禁令，清廷卻在正式記錄中于1722年首次提及了暹羅大米，因為那一年全中國都籠罩在大米短缺、米價驚人攀升的陰影當中。暹羅大米能持續抵華正是由于中暹貿易在二百年間的主要部分都是伴隨著朝貢行為發生的，于是并不會受到時而嚴格時而寬松的海禁禁令過多的影響。雖然清廷允許來貢的頻率在不斷調整，但每次三艘船這個規格延續到了中暹朝貢關系結束。而暹羅每一次遣使來貢都伴隨四次航行，貢船在廣東靠岸后，貢使通過其他交通方式前往北京，加上等待覲見皇帝再返回廣東的時間，往往要半年以上。這時候貢船被允許回國修整，待時間差不多再出發前往廣州接貢使返暹。清廷為了彰顯天朝上國的氣度，對貢船除貢物以外的壓艙貨物都寬厚放行，這些壓艙貨物因而成了貿易主體。并且由于中間可以往返一次，每次來貢裝載四批壓艙貨物，在看似狹隘僵化的體系內蘊藏了大量的經濟機會。所以中國以及東南亞的對外貿易并不是如一些西方學者的角度所秉持的，在歐洲進入到亞洲相關領域之前是不存在或者非主流的。作者通過史料展示出，亞洲區域間的貿易交流互動早就自成體系，且規模遠超想象。

暹羅貢船的貿易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在作者看來有賴于三個因素：時間，即兩國距離以及季風的客觀條件下，可以促成一次朝貢有四次行船；清廷默許，最初是因為大國氣度使然，后來暹羅提供的商品確也為我國尤其是東南沿海所需；第三點則是聰明才智，這里作者所指，就是華人在中暹貿易中所扮演的全方位覆蓋甚至于壟斷的角色了。暹羅政府不鼓勵本國子民從事航海以及對外貿易，但對華人十分信任和重用，在十七世紀華人已經主導暹羅的海上貿易，用作者的原話“雙方互利共生關系演進到實際將外人從所有競爭領域排除出去的地步”。即使在十七世紀五十年代一度被迫與荷蘭簽署不平等條約，暹王依然想方設法規避，繼續雇用華人。王室船只的航行和貿易事務均由華人打理，為國王管理經營貿易的當地商人也都是華人。同時暹羅的對外貿易完全是王室壟斷的，這就打造了華人在暹羅對外貿易獨一無二的地位，于是除了中暹貿易，華人對暹日貿易的掌控也達一個世紀以上。在作者的分析中，華人用自己的智慧，使得每一次暹羅向清廷納貢的旅程都盡量達到最大程度的貿易往來，他們善于觀察市場需求，也懂得如何同中國當地官員溝通交流，更知道在變幻莫測的政策中怎樣尋找突破口以求利益最大化。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即使暹羅政權更迭，從阿瑜陀耶王朝1767年終結經歷短暫的吞武里王朝到1782年卻克里王朝建立，都沒有改變當權者與華人合作進行朝貢貿易的方針政策。拉瑪一世即位后的暹廷立即鼓勵華人留居暹羅，因為他充分意識到華人具有航海以及經營貿易等必要技藝的潛力，還有為官府賺取大筆過路費的能力，這正是作者所言智慧的涵義。從事中暹貿易的華人從早期主要來自福建廈門及周邊地區，發展到十八世紀下半葉，潮州澄海人掌握了大米貿易長達四十年，最終成為暹羅華商中的中流砥柱，也推動了潮州人遷往暹羅的歷史進程。相對的，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中暹貿易的發展也提升了華人對暹羅社會整體經濟的參與度，他們不僅財力日漸強大，更得到了政治地位，到1809年拉瑪二世即位，暹羅的朝廷、官府及民間，華人的影響力已經無處不在。所以即使帆船貿易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衰落，華人的地位并沒有走下坡路，反而完全控制住了本土市場?？梢哉f華人華裔對泰國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的影響，就這樣一路延續下來，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還是泰國社會的中堅力量。

十九世紀中葉起，清朝國力迅速衰落，工業革命后產生的蒸汽船使得帆船貿易吸引力大幅降低，加之西方勢力幾乎已經侵入亞洲除日本外的每一個角落，隨著1853年拉瑪四世停止向清廷納貢，中暹帆船貿易正式畫上句點?！冻暸c貿易》所展現出的，正是兩百年間隨著全球交通、經濟以及科技變更發展下兩國朝貢貿易關系的起起落落，從細節入手渲染出宏大的歷史畫卷。所以吳漢泉博士的論文，能夠在七十年代就被哈佛大學出版社主動要求出版，并在費正清教授的建議下，給了他兩年的時間修改增添，這在當時的學術界可謂鳳毛麟角。讀者看這本書，不必被其中大量詳細數字和具體貨物羅列所困擾，可以去享受時間順序與單個主題相結合下展現出的清晰歷史脈絡與區域貿易鳥瞰圖，也可以進一步了解華人是如何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與勤勞勇敢，即使遠涉重洋在異國他鄉也扎根發芽，譜寫出屬于自己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