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約車的江湖，又有了新的變化。

近期，蘭州、泉州等地方政府的網約車監管政策開始調整，部分降低了準入門檻，例如準入車型標準放寬、駕駛員的從業條件放松、取消部分服務標準的要求等。

長久以來，城市出租車行業積弊纏身。網約車的問世攪動了出租車行業的死水。移動互聯網的特性，讓網約車平臺可以有效地跟蹤與問責駕駛員的服務品質。而且，網約車客觀上打破了出租車行業的數量管制，增加了供給，讓廣大消費者享受到了共享經濟的好處。另一方面，也因為當初網約車管理的不規范，一轟而上，司機魚龍混雜，特別是平臺、司機和乘客的權利義務劃分不清，出現了不少亂相。

所以，去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關于深化改革 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承認網約車合法性的國家；之后，地方監管部門也有的放矢地做出一系列的規范性規定，形成了對網約車“合法化+規范化”的兩手管理。

在各地的規范條件中，既包括直接規定車價、軸距、排量等；也有對司機的戶籍、居住證、考試等提出要求。但其中一些規定也引發不少爭議，比如，之前寧波的網約車資格證考試通過率只有兩成左右，考試中居然還要考“黃宗羲是哪個朝代的人”這種偏門知識。

經過近一年的政策施行，一些地方政府設置的門檻標準，有沒有實現當初的目的？標準有沒有“微調”的必要？這應該有針對性的解答、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

這次蘭州、泉州等地網約車政策的松動，體現了問題的一個層面。一方面這是環境所致，這些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務保障能力遠不如一二線城市，過高的網約車準入門檻，降低了出租車業的服務供給。另一方面，蘭州等城市的收入水平、發展水平有限，但是，蘭州修訂前的網約車準入門檻，甚至部分高于一線城市，這抑制了新業態的發展，因此受到中央主管部門的批評。

蘭州等地方政府放松網約車政策，不管其動力是來自市場的呼聲，還是上級政府部門的推動，都是值得點贊的。事實上，今年7月，國家發改委等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促進分享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意見》，其中就明確表態，要避免用舊辦法管制新業態，破除行業壁壘和地域限制，審慎出臺新的市場準入政策。

可以說，以網約車、共享單車為代表的分享經濟，在業態發展、政府管理經驗等各方面，中國都走到了世界前列。其中，中國政府“包容審慎”的監管智慧功不可沒。

目前，一些地區網約車政策的松動釋放了市場活力，這體現了對新業態彈性監管、及時調整、不僵化的理念。應根據不同城市的發展水平、交通環境，量身定制監管標準——該堅持高標準的，就不應放松；該實事求是的，也當及時放松準入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