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就是在朝廷之上，皇帝當著大家的面命人打那些惹怒他的朝臣的屁股，這是明朝特有的一種不成文的準制度。當眾棒打一個成年人的屁股，這種帶有羞辱人格的形式明顯超過了執法與受刑的必要，說明廷杖的施受雙方是一種施虐與受辱的關系。

那么，皇帝為什么要施虐，為什么能施虐？文官群體中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受辱，他們對此又如何看待？最后，廷杖這種在小老百姓看來十分過癮解恨的刑罰制度，真的可取嗎？

廷杖

棍風初起

公元1376年，大明洪武八年。太祖朱元璋收到了一份來自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疏，洋洋灑灑萬余字。草莽出身的太祖那時候才剛識字沒幾年，這奏疏他看得眼睛生疼，干脆讓人在一旁念給他聽。聽著聽著，他發現奏疏的意思有些不對頭。茹太素說如今政府里的官員們大多是些“迂儒俗吏”，這讓朱元璋大為光火，因為這些官員大多是太祖親自任命的。

于是茹太素被太祖叫來面談。書生氣十足的他很快就耗盡了太祖的耐心，面談成了免談。太祖啥都不說了，命人找來棍杖對茹太素一頓暴打。《明史》記載：帝怒，召太素面詰，仗于朝。這次“仗于朝”就是廷杖在明朝的第一次執行。但事發偶然，杖打朝臣并沒有因此形成固定程序。

事后，太祖再次細讀茹太素的奏疏，冷靜思考之后認為也有可取之處，對日前動手打人的舉動略感不安，于是顧左右而言他，將茹太素的過錯歸結為他的奏疏廢話太多，浪費時間，并說：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余言可盡耳。

整頓文風固然重要，但解決問題的方案可以有很多，何至于當眾折辱文臣，難道太祖不知道“士可殺不可辱”這句話？

其實，太祖還真的不用顧忌那么多。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趙宋時代早已遠去，女真族、蒙古族先后入主中原，用以主仆關系為核心的草原政治體制，大幅消解中國古典式君臣共治體系，迫使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由中央集權走向皇權獨裁。皇權獨裁下，朝臣身份被矮化為皇帝的奴仆，不具備獨立的人格尊嚴。有元一代，皇帝像對待家奴一般，命人用各種器械責打朝臣的事例屢見不鮮。

因此，明太祖這次杖打茹太素，文管集團的反應很平淡，或是迫于太祖的威風，或是因為茹太素的人脈不廣，總之沒有人因此事向太祖提出抗議。或許在他們看來，這種隨意折磨朝臣的事情早已見怪不怪。

茹太素挨打前的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明王朝法典《大明律》頒行，明確規定十惡（十大犯罪類型）、五刑（五種刑法手段）八議（八種減刑路徑），是為大明法律程序正義的基礎。然而，獨裁皇權不受法律約束，使得《大明律》能代表的程序正義殘缺不全。朝臣們手上并沒有一冊完整的朝廷使用說明書，許多事要靠偶然性極強的“揣測圣意”的方式來完成。

《大明律》

中國人向來自詡腦筋靈活，歷來重視唯結果論的“實體正義”，只要結果是好的，就可以不拘小節，不擇手段，程序正義被視為迂腐呆板。太祖朱元璋也這么認為。兩年后，在對開國功臣朱亮祖違法亂紀的處罰中，太祖再次繞過法律程序，直接將當眾將朱亮祖用鞭子活活打死在朝堂上。

的確大快人心！這又一次印證了太祖的英明過人。因為有這份英明作為保障，在太祖的手中，不論是棍還是鞭，似乎都是正義的化身。然而，一旦這份英明消失，誰能保證皇帝手上的棍子不會殘害忠良，甚至屠戮無辜？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僭越程序正義得來的大快人心，不過是飲鴆止渴。

習為故事

朱明皇室的“英明基因”四代而斬。明宣宗后，明王朝進入中學教科書上所說“屢出昏君”的死循環。

當然，評價皇帝好壞的史書是文官集團的作品，該皇帝與文官集團關系是否穩定，矛盾是否尖銳，自然是文官評價皇帝英明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穩定的架構方式是多樣的，明太祖、明成祖的壓迫力可以架構一種形式的穩定；明仁宗、明宣宗的親和力可以架構另一種形勢的穩定，但并不是所有皇帝都有他們那樣的能耐。

《明史·刑法志》在與廷杖有關的記述中說道：至正統中，王振擅權，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嫦，祭酒李時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習為故事矣。

“正統”乃是明英宗皇帝生涯第一個階段的年號，而王振則是明王朝第一個在政壇之上覆雨翻云的太監。年幼登基的明英宗面對父祖給他留下的那幫文臣老頑固，根本無處施展。于是，他與太監王振結成同盟，由王振代表自己釋放淫威，尋機插手朝政。

電視劇《女醫明妃傳》中的王振

《明史》又曰：中官王振假以立威，屢摭大臣小過，導帝用重典，大臣下吏無虛歲。

狐假虎威的王振因此輕松綁架皇帝的利益，不擇手段地利用皇威打壓文官集團。而且這種打壓并不局限于陰謀的范圍，它的形式十分多樣、具體、殘酷。

戶部尚書劉中敷多次與王振一伙發生沖突。王振先后三次繞過國家正常司法程序，由太監在宮里私設法庭，將其打入監牢。其中的第二次，劉中敷因建議將皇家牧場中的一些牲畜承包給民間牧養而觸犯王振的利益，王振撬動言官以篡改祖宗成法為由對其進行彈劾，下獄論斬。

劉中敷所言并非原則性的大問題，只是個小小的經濟建議，卻被上綱上線為“篡改祖宗成法”。況且這個理由也十分無厘頭，祖宗成法到英宗時代被改動得還少嗎？

文官集團因此集體向英宗與王振施壓，救回了劉中敷的性命。但王振不依不饒地要撒一把潑。劉中敷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最后被判決戴著罪人的枷鎖，跪在紫禁城門外思過，整整十六天后才被釋放。

同遭類似羞辱的還有國子監祭酒李時勉。這個老知識分子情商奇低，說話做事只認死理，從不考慮別人的感受。就連當年以好脾氣著稱的仁宗皇帝，都在和他爭論時忍無可忍，命令御前侍衛用金瓜銅錘狠狠錘他，差點沒把他錘死。

后來，這位耿介書生被宣宗安排到國子監做祭酒，這個相當于儒學最高學府校長的職位，可以讓他得到一個相對安靜的學術環境，也算是知人善任。

然而，李時勉沒有躲的過王振。正統年間，英宗命王振前來國子監視察，倨傲的李時勉按照官員接待太監來訪的正規程序，不冷不熱、不卑不亢地接待了王振，并沒有跟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對他百般諂媚。

這筆帳，王振記下了。經過長時間窺探，王振終于抓住了李時勉的一條“辮子”：他曾經裁剪過國子監里的樹枝，沒有向上級報告！王振將其定性為“擅伐官樹”，以此為罪，讓一幫太監拿著假圣旨去國子監對李時勉“執法”。

太監們風風火火地來到國子監門口時，李時勉正在給學生當堂改卷。他并不在意門外瘋狂呼號的太監，安然地保持著原來的節奏，批完一張試卷，就叫那個學生上來領走試卷，音聲氣定神閑。等所有試卷批改完成，他把評定試卷甲乙等級的工作向任課老師做了交代，然后才肅穆地走出國子監來受罰。

他當時也許不會想到，自己將要面對的不是一次儀式感十足的舍身取義，而是一場摧骨挖心的羞辱。等李時勉出來，太監們就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地把他摁入路邊灰土，給他套上數十斤重的枷鎖，讓他跪在國子監門口。那是個三伏天，李時勉就這樣跪了三天。

國子監的學生們不忍嚴師受辱，全體前往紫禁城求見英宗，為老師求情，哭嚎之聲震徹宮廷，驚動帝都，滿城官員為之驚駭。最后，皇太后親自出面責問英宗。英宗這才知道了這回事，迫于輿論壓力，他趕緊命令王振收手，立即釋放李時勉。

此后，文臣繼續向英宗與王振施壓。最終，雙方達成默契。文臣默認王振在英宗的掩護下干政的事實；王振也有所收斂，取消了帶枷示眾等花樣百出的法外濫刑，只保留了打屁股這招。

自此，棒打屁股作為皇帝私刑的統一手段，逐漸開始流行并制度化。這就是《明史》中所言的“殿陛行杖習為故事”。

制度成形

土木堡之變中斷了英宗的皇帝生涯，王振也因之殞命。倉促登基的景帝在當政之初并沒有和文臣集團爆發嚴重沖突，朝廷上的那根棍子也因此沉寂了好幾年。

公元1455年，明景泰五年，景帝的心境此刻及其灰暗。當年繼承皇位時，景帝與大臣約定不會改變朱明皇室的傳承世系，依然要以英宗之子為太子，在自己之后讓皇位傳承回歸英宗一脈。但他坐穩了皇位后，就不想認這個帳了。景帝費盡心機，終于用自己的親兒子替換侄子做了太子。可是沒想到，他那剛剛當上太子的兒子，在景泰四年時夭折了。

景帝不甘心，兒子夭折之后，太子位長期空懸。景泰五年五月，監察御史鐘同上書景帝，要求復立英宗之子為太子，其上書中“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這樣的話語深深刺痛了一個剛剛失去兒子的父親的心。

兩天后，儀制郎中章綸緊接著向景帝射來第二彈，上書規勸景帝多多看望被囚禁的英宗，善待英宗的皇后，并復立英宗之子為東宮。還說只要景帝做到了這些，就能“災沴自滅”。言下之意，如果景帝不按他說的照辦，還會倒更大的霉。

兩個月后，大理寺少卿廖莊又來了一波，換了一些言辭，說的還是景帝最不想聽見的那些事。這撥人被景帝扔進了監獄。

父親想把遺產留給自己的兒子，本是人之常情，何必上綱上線？父親經歷失子之痛后，需要時間來恢復精神，也是人之常情，何必苦苦相逼？而且，這幫文官們可能忘了，皇帝手上還有一項久未使用的刑罰——打屁股。

一年之后，皇帝對司法部門對以上三人的從輕處理不滿，親自為三人加刑。鐘同、章綸在獄中各杖打一百，之后流放。鐘同沒挺住，當場死于棍下。廖莊被杖八十，雖比前兩人少了二十，但其實更加殘酷，因為他受刑之地不在獄中，而在宮廷，在眾目睽睽之下。

廷杖的基本樣式從廖莊這里被奠定，此后的廷杖使用，也基本延續廖莊被打的模式。皇帝在遭遇重大政治議題時，若與朝臣的分歧無法調和，廷杖就會作為論死罪之前最后的流氓手段出現，用以折辱朝臣人格，摧毀其精神上的優越感。當然，哪些算重大政治議題、哪些算無法調和的矛盾，自由裁量的空間很大，完全由皇帝本人拿捏，故偶然性很大。

后來，那位差點被景帝廢掉的英宗太子朱見深走出陰暗歲月，終于坐上皇位，是為明憲宗，年號成化。成化年間，明朝國勢轉衰，四方不靖，財力不敷。正當該是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時候，而皇室開銷卻不減反增，引起一些文臣的不滿與憂慮。

翰林院官員章懋等四人，決定率先出頭，勸誡憲宗取消元宵節例行的花燈煙火晚會，節約開支。不想這卻觸了憲宗的霉頭，這位在憂患中長大的皇帝內向而敏感，十分珍視自己僅有的那點快樂，元宵節的花燈煙火晚會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會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名義來干涉他的小世界。

于是，章懋等四人遭到了憲宗嚴厲的報復，全部被流放邊疆，其中三人在流放之前被廷杖二十以示羞辱。四人秉公立言而得到輿論的褒揚，獲得“翰林四諫”的美名，這是明王朝的官員首次因廷杖而獲譽。此后，官員們從可怕的棍棒中看到了另一種可能：用一屁股的傷痛換一輩子的美名。

孔子曾經曰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古典中國政治體系下的君臣關系理想狀態。然而，如前文所述，古典中國政治體系在明代時已然瓦解，君主像對待家奴一般對待朝臣，那么在這種條件下，朝臣又該如何對待自己的君主呢？

從“翰林四諫獲得美名”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朝臣存在這樣一種邏輯：如果“君使臣以禮”，那么“臣事君以忠”就是很正常的事，沒什么大不了的。恰是“君使臣不以禮”的時候，臣事君依然以忠，那才值得一說。

這種奴性十足的價值觀驅使一些人為了贏得名聲，故意惹怒皇帝，去找那頓打，這使得有關廷杖的故事開始變得無恥與無聊。皇帝也因此不知不覺的成為了今天八達嶺野生動物園里猛獸般的存在，人們以觸怒他為榮，用被他咬過的經歷來夸耀自己的勇敢。

當然，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想。太常少卿沈政投憲宗皇帝愛財之所好，上書建議皇帝將國庫一部分銀兩劃歸宮廷使用。本以為能得到憲宗嘉獎，卻不想皇帝那天不知為何正義感爆棚，不僅拒絕了他，還給了他一頓廷杖。

大家因此以為憲宗將回心轉意，做個好皇帝。南京御史李珊想趁熱打鐵，上書建議皇帝出錢賑災。結果不想卻與沈政一樣，也挨了一頓廷杖，理由是他的上書里有錯別字。

兩件事情聯系起來，證明憲宗把自己與朝廷分得很清楚，他不會去打朝廷的注意，但朝廷也別想來打他的主意。廷杖，就是他手中用來捍衛自己與朝廷之間邊界的武器。

成化年間，憲宗奮舞長棍，終于將廷杖這種偶爾一用的皇家私刑，變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準制度。整個成化年間，皇帝一共十三次釋放廷杖大招，高于從洪武到天順八朝七帝九十六年的總和。

明代廷杖多在紫禁城午門外執行

流毒久遠

有了憲宗的鋪墊，之后的皇帝拿棍子打起大臣們來就再無顧忌。憲宗的孫子武宗，在爺爺留下的良好基礎上，將廷杖進一步地發揚光大。

從英宗開始杖責大臣以來，除了景帝曾經有過一次蓄意痛下殺手、打死大臣外，廷杖都重在施辱而不在傷身。憲宗雖然多次施行廷杖，但都在刑前給屁股上墊好厚厚的墊子，減輕實際的肉體傷害。

喜好惡趣味的武宗卻在太監劉瑾的蠱惑下，不僅撤去墊子，還要求受刑者脫下褲子，露出私羞部位讓他盡情地打個夠。正德年間，遭到這般羞辱的人很多，哲學家王陽明是其中一位。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上書救援因得罪太監而下獄的同僚戴銑等人，被脫了褲子廷杖四十，而后發配貴州龍場充軍。

王陽明的挨打跟正德年間最刺眼的一次廷杖表演相比，就小巫見大巫了。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武宗突發奇想要巡游江南。文官集團為了阻止這場揮霍，群起進諫。被逼煩了的武宗也再次操起流氓本色，對進諫的一百四十六名官員掄起了棍棒。一番廷杖下來，百余人中有十一人死于杖下。

廷杖，至此已經完全沒有什么正面意義，徹底成為皇帝發泄私憤的殘酷手段。此后，每有大臣犯顏極諫，廷杖，這根皇棍就勢必耀武揚威。

武宗之后的世宗朝，廷杖的威風終于登峰造極。在那四十八年間，受到嘉靖皇帝的廷杖，《明史》記載有名有姓的官員就有八十八人，其中杖死者十一人。

自此，文臣的態度分成兩派，大多數人選擇明哲保身，不發一言，逐漸與明王朝離心離德，漸行漸遠。少數人迎難而上，冒著廷杖的危險，硬是要與皇帝論個對錯。這一派又分為兩類，一類逆流而行的原因的確是為維護心中的正義與理想，而另一類卻只是想渾水摸魚，撈個名聲。

萬歷朝，有官員的妻子因為丈夫沒有在勸誡皇帝的聯名上書上簽名，錯過了挨打的機會而后悔不迭。有挨打官員的妻子將丈夫被打時飛出的屁股肉腌制起來，做成臘肉當成傳家寶......各種矯揉造作，不一而足。

真誠與虛偽就這樣光怪陸離地攪和在一起，最終化為一團冷漠，文人的精神家園徹底惡化。明代末年，文官集團在這團冷漠中無法自拔，軍國大事完全被丟在一邊。

明清鼎革之際，這種冷漠居然變成了對國破家亡的坦然接受。如果沒有那么多明朝降將逃臣，入關之后八旗軍哪能打出一日千里的奇跡般戰績？

清王朝雖然終止了廷杖這種低水平的羞辱手段，卻在一個更深的層面繼承了明王朝的工作成果，以更加精巧的手段，幾近徹底地銷蝕了國人的尊嚴，幾乎將中華民族完全地奴化。

辛亥革命后，魯迅先生眼中的國人已是這樣的狀態：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歡喜。把國人搞成這副模樣，明代的廷杖制度功不可沒。而廷杖作為一種法外私刑，能在歷史上大規模地濫施淫威，是因為中華文明對法律程序正義長時間的無視與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