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外賣行業“白色污染”的爭論仍在發酵。

此前，一篇題為“外賣，正在毀滅我們下一代”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等處刷屏。文章稱，外賣就餐的普及使得每周至少有4億份外賣，至少產生4億個一次性打包盒和4億個塑料袋及4億份一次性餐具的廢棄，并將帶來垃圾圍城。

上述數據和結論的準確性，也引發了質疑。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北京零廢棄發起人毛達表示，外賣行業的塑料制品使用量的確呈爆炸性增長，但尚無全面數據顯示該行業相應的資源消耗量，無法直觀看出外賣行業在污染總量中所占比重，“外賣帶來的環境問題值得關注，這是一個提醒，但不能只針對這一行業”。

不過，成為共識的是，如何從源頭減少外賣行業塑料制品尤其是塑料餐盒的使用量，提高其回收再利用率，值得進一步探討。

中國循環經濟科技成果轉化促進中心副主任、總工程師曲睿晶認為，控制外賣行業資源消耗總量，制定塑料制品質量、分類回收標準，提升外塑料餐盒的質量，建立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專項基金，有助于達成這一目標。

外賣行業占塑料污染總量比重數據不明

外賣垃圾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也包括了塑料垃圾和紙巾、一次性筷子、食物殘余等。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以塑料餐盒、塑料袋為代表的塑料垃圾。

近年來，有關外賣行業塑料使用情況的報道屢現，側重觀點也各有不同。一方面指出外賣行業塑料制品使用量大，另一方面有報道稱前述數據在全國使用總量中占比不高。

中新網2016年報道稱，據美團外賣、餓了么、百度外賣等公布的數據顯示，這三家外賣平臺的日訂單量大概在700萬單左右，按照每單外賣用1個塑料袋，每個塑料袋0.06平方米計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蓋42萬平方米，大約相當于59個足球場，大約15天即可覆蓋一個西湖。

而據中國網報道，2015年，我國全年使用塑料袋約2萬億個，其中在線外賣僅占10億個左右；2016年，我國全年使用一次餐盒約340億只，其中在線外賣行業消費約76億只，占比僅為22%，并不是餐盒使用的大頭。

對此，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北京零廢棄發起人毛達表示，目前尚無全面數據顯示外賣行業相應的資源消耗量，因此無法直觀看出其在污染總量中所占比重。

毛達建議，相關主管部門、行業協會應進一步開展基礎統計，收集、公開包括外賣行業在內的各行業使用、廢棄、回收利用塑料制品數量。

專家呼吁定目標控制外賣行業資源消耗總量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北京零廢棄發起人毛達認為，雖然無法直觀看出外賣行業在污染總量中所占比重，但“外賣帶來的環境問題值得關注，這是一個提醒”。

如何從源頭減少外賣行業塑料制品尤其是塑料餐盒的使用量、提高其回收再利用率？

部分專家認為，設定塑料制品總量控制的目標，制定相應質量標準、提升塑料餐盒質量，尤為迫切。

毛達分析，政府部門應當設置管理目標，控制資源消耗總量，他認為，這是目標實現的必要基礎，“資源消耗和垃圾產生的總量控制如同我國政府已經承諾溫室氣體排放要封頂一樣，完全應該成為政策選項”。

在此基礎上，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抑制、鼓勵雙重手段，對企業、行業進行把控。“比如，和類似環境稅的手段，對消耗大浪費多的行業進行經濟手段的調控，或者是通過鼓勵措施促進替代方式的發展。”

中國循環經濟科技成果轉化促進中心副主任、總工程師曲睿晶認同控制外賣行業資源消耗總量的做法并提出，通過提升塑料餐盒的質量、制定質量標準等方式促進其回收重復利用，從而延長塑料制品生命周期，減少生產和消耗量。

曲睿晶介紹，以材料為聚苯乙烯的發泡餐盒為例，它是眾所周知的“白色污染”源頭代表，幾乎沒有回收利用價值。此后出現的聚丙烯（PP）餐盒質量更好，回收價值也相對更高。

而更高質量標準的制定，可以在政府部門、外賣平臺、企業商家和塑料包裝生產商之間搭建橋梁，使得塑料制品的生產、使用、回收更加規范化，重復使用率將得到提升。

曲睿晶舉例分析，制定相關標準后，對塑料餐盒的厚度、重量、體積有了明確要求，外賣平臺作為代表響應，并規范平臺商家所用的餐盒質量，促使商家采購時對塑料包裝生產商提出同樣的質量要求。

專家建議設基金促進塑料餐盒回收利用

塑料餐盒的重復使用也涉及到個人意識提升以及制度創新。

毛達指出，個人外賣叫餐后使用了塑料餐盒，可以在用餐后做到將殘余食物和塑料餐盒分開，并對塑料盒進行簡單清洗，“這樣的小舉動也有利于塑料餐盒的再回收利用”。

此外，為鼓勵外賣塑料餐盒的重復使用，曲睿晶分享了“押金制”方案，這是制度創新的一種可能。“就像購買瓶裝啤酒時，廠家事先制定了瓶子的押金，只有消費者有這個意識，退回了瓶子，才能拿回相應押金，塑料餐盒的重復使用也可依循類似制度。”

同時，這一“押金制”的實施需要食品、衛生監督部門的嚴格把關。在開放塑料餐盒重復使用的條件下，制定塑料餐盒清洗、消毒的標準，規范重復利用幾次或磨損到何種程度的餐盒可以退出循環使用。

而曲睿晶更為倡導的是“基金制”。與“押金制”不同的是，“基金制”下塑料餐盒的生產、回收成本并非由消費者買單，不會給消費者帶來壓力。

“基金制”以外賣平臺、平臺商家、塑料餐盒包裝生產商為主體，由其共同發起、籌資、建立專項基金，用于支付回收利用所需要的成本，促進重復使用的良性循環，“是平臺、企業社會責任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