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擺有話說

“限塑令”為何禁不住“用塑”習慣？綠色包裝、可降解塑料包裝、循環包裝概念層出不窮，為何沒有得到廣泛應用？4月20日，第8期《環球》雜志刊發深圳大學段華波教授的評論文章，探討治理塑料污染背后的“環保賬”與“經濟賬”。

段華波教授指出，理論上的環境效益并未通過政府補貼或其他方式“折現”給企業，在缺乏激勵政策以及妥善的成本分攤方案下，僅依靠頭部企業的環境或社會責任，循環包裝推廣難度顯而易見。

在餐飲外賣領域，循環餐盒的出現為行業提供了一種應對塑料污染問題的思路。作為新型包裝解決方案，循環餐盒與一次性餐盒在全生命周期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孰優孰劣？相對于一次性餐盒，循環餐盒對主要利益相關方的經濟成本與收益變化有哪些影響？

對此，擺脫塑縛聯合段華波教授等專家團隊進行了案例研究，即將發布的《外賣循環餐盒經濟與環境效益研究報告》將為您揭示，敬請關注。

                                                  圖丨新華網

文/段華波

編輯/張海鑫

作為曾經便利的發明，塑料如今為全球帶來了明顯的負外部效應。多年來，各國限塑、禁塑法規密集出臺，限制不可降解塑料使用已成全球共識。但在具體生活場景中，一些既往的“用塑”習慣還在存續。

比如，在國內大中城市的一些小型商超、菜場或各類門店，特別是在一些中小城鎮和鄉村，一次性塑料包裝袋仍在大量使用。此外，在電商網購和外賣等包裝領域，因低廉的包裝成本和監管難題，一次性塑料包裝也十分普遍。

“限塑令”為何禁不住這些“用塑”習慣？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綠色包裝、可降解塑料包裝、循環包裝概念層出不窮，為何沒有得到廣泛應用？要解釋清楚這些問題，就要先厘清治理塑料污染背后的“環保賬”與“經濟賬”。

不對等的成本與環境效應

國內的“限塑令”，要追溯到2007年底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通知規定，從2008年6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超薄塑料袋，并將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

此后，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內的塑料購物袋均明碼標價，單獨收費。至今，這項“限塑令”已經落實14年之久。實際上，通過多年的努力，國內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費量已明顯減少，可降解塑料袋也出現在了各大商超和生鮮電商的店鋪中。

然而，可降解包裝因成本高以及“限塑或禁塑”推廣或管控力度不夠等原因，目前市場滲透率仍然普遍較低。對比于可降解包裝，一次性塑料產能、性能和使用便利度等均占優，而且具有顯著的成本價格優勢。比如，目前在大中城市商超和便利店強制推廣使用的大號或中號購物袋，可降解塑料包裝袋成本（約0.3~0.5元）高出傳統塑料包裝袋的2~3倍，部分包裝膠袋甚至超過3~4倍。

更糟糕的是，顯著提升的成本卻并沒有帶來顯著的環境效益差異。研究表明，可降解包裝從生產、使用到廢棄處置等全生命周期過程，相比一次性塑料包裝，環境效益差異并不大。因為，這類包裝材料的環境友好性主要體現在末端的填埋處置或隨意棄置上，若全量回收且進入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系統進行處置，在廢棄階段的環境優勢并不明顯。反之，因可降解包裝更為“復雜的”生產過程可能會加劇環境影響。例如，大連理工大學史玉基于生命周期評價方法對比了聚乳酸（PLA）快遞袋與傳統聚氯乙烯（PVC）包裝膠袋的環境影響，相同功能單位下（25*35cm規格）的快遞袋，PLA材質快遞袋的綜合環境影響高出近三分之一。

難以“折現”的循環包裝

?近兩年，為徹底達到塑料包裝源頭減量，一種新型的循環快遞包裝進入公眾視野——共享快遞盒。比如，京東“青流計劃”外，還有順豐的“豐BOX”和蘇寧云商推出的“漂流箱”（循環包裝箱）等。目前，這類循環包裝投入運轉良好，但其應用場景或適用范圍仍有一定局限性，如“青流計劃”主要限于部分城市的同城業務，“豐BOX”以B2B或B2C寄遞業務為主，屬于持續推廣階段。

經過研究和測算，這類循環包裝相對一次性塑料包裝而言，可顯著減少包裝廢棄物的產生。以筆者參與的京東物流在海口具體展開的同城B2C循環快遞包裝示范項目為例，共投入循環包裝箱超過1萬個（單個循環使用壽命50次以上）、循環包裝袋2000個（單個循環使用壽命100次以上）。

根據近1年多的投入運行情況，粗略估算，循環共享包裝箱（袋）累計替代一次性紙箱和塑料膠袋約120萬件，減少一次性包裝材料約225噸，其中一次性紙箱類及其他紙類包裝約210噸，一次性塑料類包裝約25噸。相當于減少一次性包裝箱約90萬個，其中紙箱超過約30萬個，塑料袋超過約50萬個，膠帶約180萬米。若能將循環共享包裝全面推廣到海口全市同城快遞業務中，預計1年時間就可減少一次性紙類包裝1730噸，塑料200噸。

但項目運轉過程中，這些理論上的環境效益并未通過政府補貼或其他方式“折現”給企業，相反由于投入增加，項目目前尚未產生經濟效益。在缺乏激勵政策以及妥善的成本分攤方案下，僅依靠頭部企業的環境或社會責任，循環包裝推廣難度顯而易見。

此外，我們還對外賣循環餐盒的環境效益進行了研究測算，結合某企業實際運行數據，研究結果表明：盡管按單個餐盒的投入使用核算，循環餐盒因生產和使用（如回收、清洗和消毒處理）階段增加了環境負荷，但若循環次數能達到6-8次，即可與同等功能或規格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因減少廢棄物產生在綜合環境影響上表現相當。

而根據循環使用超過60次以上的實際運營數據，單個循環餐盒投入使用相比一次性餐盒可減少0.09克SO2、0.03克PO43-以及91克CO2排放當量。以此推算，循環餐盒若能在全國范圍內能廣泛推廣應用，到2025年替代率如果達到10%以上，每年可減少26噸SO2、9噸PO43-和2.6萬噸CO2排放當量，并節約1270萬億焦耳的能源消耗。

但從企業實際運行的成本效益角度來看，單個循環餐盒的生產成本更高（約5-10倍或甚至更高），且需要額外的回收成本（包括清潔和消毒），以及智能配送系統和保溫自提柜等配套設施建設投入，因此綜合成本很高，即便循環效率超過數十次，其因減少一次性包裝而節約的包裝成本還較難抵扣循環包裝的生產、使用以及相關設施的成本。若能將持續降到生產使用成本，并進一步提高循環效率，特別是將環境效益“折現”并分攤給相關利益方，才有望扭虧為盈。

成本如何分攤

塑料包裝產品生產或使用企業始終是包裝材料綠色治理的責任主體。長期以來以來，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形成了以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為主的責任體系，其應用面廣，推廣模式也較為成熟。

EPR制度核心思想是產品所產生的廢棄物處理應由產品生產者承擔，該制度設計的初衷不是讓某一主體單獨負責，而是由產業鏈上的生產者、使用者和消費者承擔共同責任，達到最終減少環境影響或實現減塑的目的。目前，EPR制度在我國主要是用于消費電子（電子廢棄物）的回收處理。

針對一次性塑料包裝材料，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針對不同的包裝材料，EPR制度的具體實施形式也有所差異，例如押金制、基金制、綠點制度等。

德國是首個以EPR為要求進行包裝管理的國家，而最初在德國管理包裝回收系統是Duales System Deutchland（DSD）機構。DSD向制造商和分銷商收取許可費，以便在包裝上使用“綠點”或者“Greuner Punkt”標志，表示此類包裝是被允許進入某種特定的回收系統并進行妥善利用和處置。每種包裝材料收取的費用根據回收處理成本分別計算。這種制度模式可鼓勵生產者盡量使用費用較低的可回收包裝材料并減少包裝使用量來降低相關費用，同時收取的費用用于補貼回收體系的構建和末端廢棄物的妥善處理，讓環境影響降到最低。

隨著我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系統的強制實施和持續完善，特別是居民垃圾分類意識的根本性轉變，EPR制度也可在電商平臺、大型自營式網購平臺、連鎖商超商品、快遞和外賣包裝領域等進行試點，建立合理的成本與環境效益測算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尋找合理的成本分攤模式。

同時，仍需加大可降解、可循環塑料包裝的研發和市場推廣政策、財政與金融手段扶持力度，推動可降解包裝降本增效，規范可降解包裝材料及產品的標志與標識，并科學量化其經濟成本和環境效益，建議將環境效益貨幣化，探索在塑料包裝制品領域開展類似環境排放定額或交易制度（如碳排放交易），研究可降解包裝企業或社會增量成本的收取與分攤模式。

*作者系深圳大學 副教授

本文轉載自《環球》雜志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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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擺脫塑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