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減貧事業成就卓著，短短幾十年實現了7億人收入脫貧，1990年-200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脫貧人口來自中國。

不過，截至2015年底，我國仍有5500萬人生活在年入2300元/年的貧困線下。他們大多生活在農村，80%生活在中西部偏遠地區。

為此，“十三五”規劃（2016-2020）提出，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以及貧困縣整體脫貧。怎么做？中央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思路。

何謂“精準”？首先在于對扶貧對象的識別——不是簡單地將貧困戶“整齊劃一”，而是依據其勞動能力、收入水平、務工狀況等進行區分、建檔，進而采取有針對性的幫扶。

具體而言，對有勞動能力、處于貧困線邊緣的家庭，進行產業和勞務扶貧；對有一定勞動能力、貧困程度較深的家庭，采取產業和保障相結合的幫扶方式；對于喪失勞動能力的，則進行兜底式的保障幫扶。

今年上半年，筆者走訪了第一個通過“精準扶貧”摘掉貧困帽子的縣城。那是在井岡山老區，扶貧力度很大，效果也很明顯，尤其是兜底保障（低保和醫保）一下把收入脫貧的數據拉起來。

不過，在一段時間的調研之后，我也發現當地扶貧不那么“精準”的一面，或者說是漏洞——亦即對農村家庭照護需求的忽視，農村老人的身體狀況、生活能力尚未納入扶貧識別的范疇，更談不上未雨綢繆了。

這實際上帶來了“脫貧”可持續性的問題。在一個典型的農村家庭里，一位留守老人的倒下，往往就是貧窮多米諾骨牌的開端，“照護貧困”的現象比比皆是。罔顧這一點，精準扶貧很可能失之千里。

她們為什么返鄉

有人用“993861”指稱農村的留守人口，其中“99”/老人5000萬，“61”/兒童6000萬，“38”/婦女5000萬。這些年，留守婦女的人數增長得很快，在筆者調研多年的南方農村，許多在外打工的婦女回到了家里。

她們為什么返鄉？是在城里攢夠了錢不必再打工，還是鄉下的日子好過了，又或是其他的原因？

我在井岡山調研時認識了何姐。她四十出頭，與兄弟合作種植經濟作物，是村里的創業先進。但她告訴我，她返鄉不是為了創業，而是家里的老人需要照顧——婆婆患了認知癥，公公生活也不太能自理。如果可以，她并不想與丈夫兩地分居。對于未來，何姐不敢有太多指望，種植業靠天吃飯，有一年沒一年的，加上上有老下有小都要照料，她返鄉后就沒睡過一個整覺，“不知道還可以堅持多久”。

在南方山區，何姐這樣的返鄉婦女越來越多。她們的故事大同小異，毫無激動人心之處：大抵早年家中長輩身體硬朗，青壯年夫婦便外出打工掙錢，留下年幼的孩子由老人撫養；隨著年歲增長，疾病侵襲，老人從照料者變成需要被照料的人，這個時候，女人就要回到家里，承擔照護的重任。

她們踏上歸途，與農村發展無關，與照護有關。

在紀錄片《歸途列車》的最后，男女主角（一對在外打拼多年的夫妻）不得不分開。妻子為家中年邁的老人和即將升學的兒子，踏上了返鄉的火車；丈夫則轉身消失在廣州站的人潮洶涌之中。觀者在黯然之余，不免尋思故事的后來——后來會好嗎？

并不會。在這些年的田野調查中，我遇見的多數家庭掙扎在貧困的邊緣，就像上面提到的何姐。青壯年女性返鄉，往往意味著家庭失去一半在外務工的收入。并且，這一損失無法彌補——女性為家庭照護所束縛，無從投入到當前以生產為重心的扶貧產業中（例如入股經濟作物合作社，或參與其中管理和生產）。這樣一來，返鄉婦女等于是失去了發展機會，家庭財力只消不長，加上夫妻常年兩地分居，日子不免過得危機四伏。

作家梁鴻的非虛構作品《在梁莊》和《出梁莊記》記錄了這種掙扎。在書中，幾乎每一個農村家庭，無論在家鄉或是在外漂著，都生活在“因病和長期照護致貧和返貧”的危機之中。一名家庭成員的重病（大多為中老年人），足以令整個家庭失去重心，跌入貧窮的泥沼而無力自拔。

從“產業扶貧”到“照護扶貧”

隨著人口老化的加速，“照護致貧”的陰影勢將蔓延開來。不解決農村家庭照護匱乏的問題，我們將很難在“十三五”的最后宣布：全民脫貧，使命完成了。

是時候讓“照護”進入扶貧的話語體系了。首先是將“照護需求”納入到扶貧識別的環節中來。對于貧困戶，除了慣常的勞動能力評估，還應對其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ADLs和IADLs）、疾病情況、生活環境，以及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照護需求等進行綜合性評估。在此評估的基礎上，可以適量加大對失能失智程度較高的老人及其家庭的兜底補貼，除了低保和醫保，還可以加上針對中低收入失能失智的照料補貼，補貼到人到戶。

這是第一步，讓扶貧更精準了，但仍屬被動應對的范疇。要更進一步地有所作為，筆者認為應該對貧困鄉鎮、村莊及家庭的長期照護能力進行整體評估，因地制宜地開發潛在的長期照護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將其接入生產性扶貧的軌道。也就是說，要跳脫傳統“產業扶貧”（如發展經濟作物、旅游業等等）的框架思維，系統地發展照護經濟。

首先要有長期照護的基礎設施。以“就地養老”（Aging in place）為基準，以一個或幾個相鄰的行政村為單位，建立社區為老服務中心，為不同照護等級及需求的老人提供相應的照護服務，包括文娛活動、康復／理療、日托、24小時長照（視實際需求）、心理慰藉等。這類機構規模可大可小，每個中心配備1-2名管理人員，根據長期照護需求配備護理員，醫療服務則可由鄉鎮衛生院（所）配備醫生和護士輪流走訪（visiting services）。

以我國的財力和扶貧力度，建起這樣的社區為老服務中心并非難事。在大部分農村，還有現成的照料資源可以利用，比如敬老院、鄉鎮衛生院、村一級的衛生室或衛生站，都可以轉化或整合成社區為老服務中心。此外，早些年因為城鎮化和出生率降低，一些鄉村的小學校廢棄了，校舍成為村里老人偶爾聚餐聊天的所在，現在這些設施都可以改造利用起來，實打實地提供社區為老服務。

除了基礎設施，還要有勞動力；一個是硬件，一個是軟件。那么，勞動力從哪兒來？這個可以參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赤腳醫生”的做法。當時，中國農村普遍貧困，衛生條件惡劣，醫療設施匱乏，傳染病時有爆發，新生兒死亡率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應運而生——鄉村郎中的子弟或是讀過書、懂點醫術的年輕人被送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學習，結業后回到鄉村，一邊務農一邊為鄉親提供基礎的醫療服務，比如衛生防疫、治療常見病、為產婦接生等，快速改善了農村公共衛生的局面。

伴隨農村婦女返鄉的腳步，長期照護的資源正在流向鄉村，需要的只是開發和培訓。第一步是識別，當前對貧困戶勞動能力的評估只注重“生產能力”，今后可以拓展到“照護能力”識別。對于有可能成為專業護理員的鄉村婦女，政府在自愿基礎上為她們提供基礎培訓和繼續教育。初級護理員的門檻較低，許多人經過基礎培訓就能上崗，快速填補農村照護匱乏的空白。一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返鄉女性，則可重點培養，納入社區為老服務的管理層。

通過公共扶貧資金參與建立起來的農村照護體系，一方面可以把照料老人的任務從家庭轉向社區和社會，另一方面則將農村婦女的無酬勞動轉化為有酬勞動，給予她們體面的工資收入和職業渠道。這樣一來，不僅解決了農村“照護貧困”的問題，也緩解了“收入貧困”的問題。

井岡山的李阿姨就是例子。她50多歲，年富力強卻長年游離在勞動力市場之外。家里有位86歲的半失能婆婆，李阿姨根本沒法抽身去參加村里的產業脫貧項目，只能偷空到附近的紅軍鞋店納鞋底補貼家用，即便終日奔忙，仍不免困頓。

通過農村照護體系的建立，像李阿姨或是上文提到的何姐這樣的鄉村女性，完全可以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得穩定的收入和職業上升空間。她們的收入進入消費環節，則可帶起內需，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the Virtuous Economic Circle)，切斷返貧的根源。用社科院楊團研究員的話說，“脫貧”想要可持續，就得全面調動鄉村婦女這支沉睡的勞動力大軍。

結語

1978-1990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可帶動1.32億人口脫離貧困。然而1990年以來，經濟增長的減貧效力卻越來越弱——1990年代，每一個百分點的增長還能使380萬人脫貧；進入新千年，這個數字進一步銳減為100萬。

可見經濟發展并非減貧的萬能藥方。正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景天魁所說，發展經濟在扶貧工作早期一般都頗有成效，然而越往前走，產業發展干預政策的作用會越來越小， 社會政策的作用則會越來越大。

為此，我們呼吁拓展有關扶貧工作的思路，全面評估農村長期照護的需求及能力，系統規劃并建設農村照護基礎設施，積極開發“38”動力大軍，真正扼住貧窮的咽喉——在還來得及的時候，給“歸途列車”一個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