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呂留良為清初著名理學家、出版家和詩人。終其一生主張反清復明，死后受雍正時期“曾靜策反案”牽連，遭剖棺戮尸，其子孫門人亦受牽連，堪稱清代文字獄之首。

201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呂留良全集》。今年1月，中華書局將呂留良《四書講義》單行本編入“理學叢書”。日前，《四書講義》的簡體橫排點校本納入“中華國學文庫”。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談及呂留良的《四書講義》時道：“余讀其書，其發明朱子義理，誠有極俊偉為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在其政論。自朱子卒至是四百余年，服膺朱子而闡述其學者眾矣，然絕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晚村良不愧清初講朱學一大師，于晦庵門墻無玷其光榮?！?/p>

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張天杰在《四書講義》序言中也提到，“呂留良一生從事朱學，然與當時其他講理學者不同，不以語錄、講章行世，而以時文評選著稱，《四書講義》便是其時文評選之中發明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相關義理的精華?！?/p>

下文為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經授權所摘張天杰為《四書講義》所作序言全文。

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別號恥齋老人、南陽布衣，暮年為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崇德縣（康熙元年改名石門縣，今屬桐鄉市崇福鎮）人。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詩人，同時又是著名的理學家、時文評選家、刊行程、朱遺書著稱的出版家，后三者則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其相關成果之一便是《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以下簡稱《四書講義》）。此外，呂留良還著有《何求老人殘稿》、《呂晚村先生文集》等，今有俞國林兄匯編為《呂留良全集》十冊。

一

呂留良的本生祖呂熯，明嘉靖時的江西淮府儀賓，尚南城郡主，后為侍養父母而與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呂元學，萬歷二十八年（一六○○）舉人，后謁選為繁昌知縣，興利除弊，有循吏之稱。呂元學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其中呂茂良，官刑部郎；呂愿良，官維揚司李。呂元學卒后四月，側室楊孺人生下呂留良。呂留良誕生之后，其母無力照料，便將他交給三兄愿良夫婦撫育。呂留良三歲時，三嫂又病故，又過繼給堂伯父呂元啟。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繼過世，故而呂留良的少年時代幾乎都是在不間斷的服喪之中度過的，不可不謂孤苦凄涼。當時的呂家，還是一個深受明朝恩澤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呂留良，還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現得聰慧超群。

呂留良十六歲時，明亡清興，不得不面臨艱難的出處抉擇。起先，呂留良散金結客、毀家紓難，曾與其友孫爽、侄呂宣忠等人參與過太湖義軍的抗清斗爭，失敗之后呂宣忠被殺，呂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鄉。后來，因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豐的呂留良于順治十年被迫易名應試為諸生。其子呂葆中在《行略》中說：“癸巳始出就試，為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庇纱丝芍獏瘟袅茧m不汲汲于功名，卻在舉業上有著非凡的才能，而后從事時文評選而成名也就不足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方才決意摒棄科考，被革去秀才，這在當時也是驚人之舉，呂葆中《行略》說：“一郡大駭，親知莫不奔問旁皇?！贝藭r寫有著名的《耦耕詩》表達其隱居不出、終老鄉野的志向，其一曰：“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里姓名非。茍全始信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比欢逋s并未輕易放過呂留良，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有博學鴻儒之征，浙江當局首薦呂留良，他誓死拒薦；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隱逸之征，呂留良聞知消息當即吐血滿地，無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頭發，披上袈裟，后隱居于吳興妙山的風雨庵。

即便如此，生前在節義之間的掙扎結束了，死后卻依舊難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受到曾靜案的牽連，呂留良被剖棺戮尸，甚至連累子孫以及門人，或被戮尸，或被斬首，或被流徙為奴，罹難之慘烈，可謂清代文字獄之首。

以上之所以稍稍詳述呂留良生平，是因為其遺民心態之曲折，與其學術思想之發展息息相關。

二

呂留良一生從事朱學，然與當時其他講理學者不同，不以語錄、講章行世，而以時文評選著稱，《四書講義》便是其時文評選之中發明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相關義理的精華。

時文，也即八股文、《四書》文，又稱經義、制義、時藝等。明 清兩代科舉考試的第一場，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試學子，且以《四書》中的句子命題，故而對于《四書》以及朱學是否有著正確的理解，也是科舉成敗的關鍵。當然，這樣的評判標準，是建立在學風、士風端正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生逢明清之際的亂世，學風、士風皆難免乖戾，這在結社、選文上表現尤其突出。呂留良在《東皋遺選序》中說：“自萬歷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為事，天下化之。士爭為社，而以復社為東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于浙，一大淵藪也。……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為囮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勛、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例相為表里。”當時的復社、應社、幾社，以及呂留良之兄呂愿良集合浙省十馀郡文士所舉的澄社，呂留良之友孫爽、侄呂宣忠所舉的征書社，也都有選文之舉。而舉征書社之時，年僅十三歲的呂留良就有參與。

呂留良兩度從事時文評選，并成為與艾南英、陳子龍等齊名的時文名家。其前期的時文評選時間較短，順治十二年至十八年，應陸文霦之邀而開始時文評選，主要由于出處節義而內心苦悶彷徨，故借以填補其心；康熙五年被革去秀才之后，再度從事時文評選，直到康熙十二年，一方面是因為放棄諸生后治生之需要，如在《與董方白書》中就說：“選文行世，非仆本懷，緣年來多費，按此粗給，遂不能遽已。”另一方面是因為寄托議論、講明義理之需要，《與施愚山書》說：“某跧伏荒塍，日趨弇固，偶于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為有當于歌謳?！眳瘟袅急阍诩抑虚_設了天蓋樓書局，自己刊刻發行所評選的時文選本，擺脫了書商約定評選時限、篇幅等約束，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真正實現改革時文，并借此弘揚朱子理學了。

關于呂留良為什么致力于時文評選，還需要說明三點。其一，呂留良對于晚明士人的結社、選文之風并不滿意，認為是“以門戶聲氣為事”，在《東皋遺選序》中就說：“于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發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復相顧?！笔匡L之壞，除了結社還有評選時文，呂留良在《答趙湛卿書》中說：“蓋選手二字，某所深恥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跡如之。嘗謂近世人品文章，皆為選手所壞。”他本人親自從事選業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確實當時“選手”多有“齷齪肺腸”，以至于壞了“人品文章”，呂留良之所以以選手為恥而又堅持評選，就是為了矯正不良之風。

其二，呂留良對八股取士并不認同，但也不認為問題出在八股上。他在《戊戌房書序》中說：“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讀何書。探其數卷枕秘之籍，不過一科貴人之業。”科舉考試以八股文的考試為重，導致許多考生的枕邊秘笈只有時文評選的冊子了。不過究其病根，卻并不在八股取士上頭。呂留良接著說：“然以為科目之弊專由八股，則又不然?！蚩颇恐?，由其安于庸腐，而僥幸茍且之心生。文氣日漓，人才日替，陳陳相因，無所救止?！睉撜f他看得還是很準的，科舉的弊病根源在于人心，也就是“僥幸茍且之心”，再養成“庸腐之習”，“故愚以為欲興科目，必重革庸腐之習而后可”。呂留良之所以投入于時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時文，來驅逐惡的時文。事實上，時文也有好文字，比如呂留良曾將自己所作時文匯集為《慚書》，為此書作序的黃周星說：“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麗，詭勢瑰聲，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讀者以為詩賦可，以為制策可，以為經史子集諸大家皆無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間習此技者皆如用晦，則八股何必不日星麗而岳瀆尊也？”因此，呂留良以時文名家的身份來做時文評選，也就能順理成章了。

其三，呂留良更為在意的是，通過講章、時文反對俗學、異學。什么是俗學、異學？呂留良《四書講義》卷一說：“除卻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币簿褪钦f當時廣泛流傳的時文、講章都是俗學，主要由村師所授；晚明以來的講學先生多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將佛、道等異學雜入儒學之中，他們所講都是異學。對此問題，呂留良還在《答葉靜遠書》中有說明：“病在小時上學，即為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為章句傳注之說不過如此；道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為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為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煅水磨之功。”俗學與異學導致士人“以為章句傳注之說不過如此”，“以為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因此不對“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下火煅水磨之功”，還自以為已有所得，結果就是離正道越來越遠了。所以，呂留良要用時文評選來重新講明章句傳注，講明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學、異學搞得烏煙瘴氣的講章、時文風氣端正過來。

此外，還需要再補充一點，端正士人之心也只有時文最為有效。吳爾堯《天蓋樓大題偶評序》中曾引呂留良的話：“讀書未必能窮理，然而望窮理必于讀書也。秀才未必能讀書，然而望讀書必于秀才也。識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識字也。……舍此識字秀才讀書者而安望耶？”在呂留良看來，直接針對士人，也即識字秀才，改變士風、學風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人人都離不了的時文，以最為優秀的評選來作引導，從而端正人心，維挽世道。呂留良以時文反時文，因而著成一系列著名的時文選本，以及后人匯編的《四書講義》等書，整整影響了有清一代。誠如對呂留良評述最為全面而實在的錢穆先生在《呂晚村學述》中所說：“在彼之意，實欲拔趙幟，立漢幟，借講章之途徑，正儒學之趨向?！?/p>

對于時文，呂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態，在《與吳玉章第二書》中說：“取圣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彼J為讀書有得，與其寫八股時文，不如寫古文或講義、書牘，也就是說作時文不見得真有必要了。

三

呂留良時文評選的著作主要有《天蓋樓偶評》、《天蓋樓制藝合刻》、《十二科小題觀略》、《十二科程墨觀略》、《唐荊川先生傳稿》、《歸振川先生全稿》、《陳大樽先生全稿》、《錢起士先生全稿》、《黃陶庵先生全稿》、《黃葵陽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質亡集》等。后來則有呂留良的弟子，將這些時文選本之中的呂氏評語摘出，并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順序加以重新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種：周在延編《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陳鏦編《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四十三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天蓋樓刻本；車鼎豐編《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附嚴鴻逵記《親炙錄》八十九條《呂子評語馀編》八卷附《親炙錄》六條，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上述三書，體例大略相當，編次最全則為《呂子評語》，其正編發明書義，內容與《語錄》、《講義》大致相當，其《馀編》論文章作法，為此書獨有，然此書最晚出，而十二年后曾、呂文案發，車鼎豐兄弟以刊刻逆書與嚴鴻逵等往來獲罪擬斬，故此書流傳最少。因此，在康熙后期以及雍正初年，流傳最廣則是《四書講義》，故而后世學者研究呂留良對《四書》的詮釋，對于孔、孟以及程、朱等義理的闡發，特別是其朱學思想的主旨，還是通過《四書講義》一書。下面就以此書為主，并輔之《文集》，來探討一下呂留良的《四書》詮釋以及朱學思想。

關于呂留良是否篤信朱學，學界多有不同說法，其中影響頗大的則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遺書記》之中的說法：“初南雷黃公講學于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澹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與。交乃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比嫱恼f法影響極大，比如章太炎《書呂用晦事》就說呂氏之學“本非朱學”，“乙太沖主王學，欲借朱學與競”。且不說呂留良是否有與黃宗羲競爭之意，但看其學術發展脈絡，即可知其于朱學必然自幼精通。如其在《復王山史書》中說：“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即篤信朱子細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眳瘟袅甲杂资熳x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并認為由朱子可至二程、張載，再至孔子、孟子，也就是說篤信朱學為儒門正宗。再者，呂留良少年時代就鉆研時文，而時文成敗在于是否對《四書》之精義、實學有所精通，故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篤信朱學?？滴醭跄?，也就是黃宗羲到呂家處館之時，呂留良在與張履祥的信中說“平生言距陽明，卻正坐陽明之病”，也就是說與當時的大多士人一樣，他也受過王學影響，但并不能說放棄了朱學的立場，也正因為有點朱、王調和之心態才會與黃宗羲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后則漸漸放棄調和，轉而推尊朱學，故而與早就轉向朱學的張履祥多方聯系。康熙八年，張履祥到呂家處館之后，呂留良的朱學自然也就更為精進了。

明清之際推尊朱學的學者極多，而呂留良并非簡單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學，而只在于朱學。呂留良《答吳晴巖書》說：“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朱子者，則不惜辭而辟之者，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學其尤著者爾。”呂留良認為只有朱子之學才是孔孟正學，不合朱子者都是異學，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學，還有佛學，還有陳亮之類的事功之學，如《四書講義》卷十六說：“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辟之旨也?！眳瘟袅颊J為，儒門正學唯由朱學而上，方可講求。最為完整的一段論述在《復高匯旃書》中：“金溪之謬，得朱子之辭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馀，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著腳，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道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室?，烈于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為法。今日辟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墩撜Z》‘富與貴’章，先儒謂必先取舍明而后存養密。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扎定腳跟，而后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緣德祐以后，天地一變，亙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呂留良指出，宋代陸九淵（金溪）流于佛禪而非儒門正學，經過朱子的嚴詞辟陸，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時代的王陽明（姚江）則更流于佛禪，且多權詐，故而危害比陸九淵更甚。所以要辟邪，當糾正王學之非；而要糾正王學之非，則又要先得朱學之是。呂留良還指出，自從宋末德祐年間以來，諸如元代的許衡（平仲）、吳澄（幼清）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學之真，因為他們在元代的異族統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學之真則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養密”，也就是“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扎定腳跟，而后講致知、主敬工夫”。在呂留良看來，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講究，因為他們未曾經歷類似“德祐以后”那種天地亙古未有的變化，而呂留良本人則經歷明清鼎革的變化，對于“出處”之中的節義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

在《四書講義》之中，也多有闡發先講明出處、辭受而后方可講明致知、主敬的觀念，這方才是呂留良朱學的根本所在。他所認為的朱學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節義、反功利。錢穆先生的《呂晚村學述》也說：“講理學正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扎定腳跟，而豈理氣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誠偽、判是非？此一主張，乃暢發于其《四書講義》中。亦可謂當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為善述朱學也。”《四書講義》卷三十五說：“近來多講朱子之學，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憂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于立身行己上，定個根腳。”卷三十八則說：“圣賢于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茍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為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能夠做到大圣大賢的人，都是在出處、辭受上必有堅持，經天緯地事業也都從細微小事上做起，所以立身行己，毫厘差不得?！端臅v義》卷七中也說：“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羶營利，喪身失腳，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者何事也。”呂留良講《四書》、講朱學，其出發點都是節義之道，所以認為將心性說得高妙沒有益處，更何況空談心性而自身節義無一可取，或趨于功利而“喪身失腳”。呂留良并不是說“談心說性”，以及講求存養工夫本身有誤，而是說學問也有一個先后之分，也即節義最為重要，先講求立身行己的工夫，然后才是存養工夫；也只有先講明立身行己，方才能夠不趨附于功利以至喪身失腳。

再看呂留良所論夷夏之防，其實也就是從節義之道出發的，指出必須講明節義，反對功利?！端臅v義》卷十七“子貢曰管仲”章說：“圣人此章，義旨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若此節一失，雖有勛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為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圣人此章始矣?？础⒐苤佟洌徊俊洞呵铩反罅x，尤有大于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鼻叭藢Υ苏玛P注極多，唯有錢穆先生強調呂留良講《春秋》大義“為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點是在節義，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蓋夷夏之防，定于節義，而搖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見，則夷夏之防終隳。人惟節義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卞X穆先生的詮釋當是符合呂氏原意的。在呂留良看來，夷夏之防固然當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講明的則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節義而已；至于夷夏之防與君臣之義的選擇，也就在于節義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呂留良還說：“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讎之義也。圣人論管仲，只許其功，并未嘗有一言及于糾、白之是非也?！贝颂幰彩菂问喜煌谥熳又帲熳舆€在辨析公子糾與小白誰大誰小以及“君讎之義”，而呂留良則指出，不必論及公子糾、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論及功名，只要講明管仲所作所為的節義之大小。至于朱子等先儒為什么在此問題上會有糾結，呂留良關于此章的評語原本還說：“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歷講究，固難曉然耳！”此段保留在《呂子評語》卷十七，而《四書講義》則沒有收錄，然而卻可從此看出呂留良對于《春秋》大義的思考，也是與其經歷明 清鼎革之變，在節義上有新的體證相關的。呂留良還說：“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茍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币簿褪钦f，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節義與功名之別，節義大小必須辨析，而功名無論大小都要服從于節義，如不重節義而重功名，就會被失節之徒給誤用了。

再看《四書講義》所論君臣、封建與井田，也是在辨析節義與功利。卷六說：“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本砣咧姓f：“君臣以義合，合則為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為后世封建廢為郡縣，天下統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為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于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因為君臣之義，來自天理，故而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這在周代的封建制之下比較容易實現，在郡縣制、大一統之下則很難實現，所以說“有進退無去就”，更何況“尊君卑臣”以至于君臣上下懸絕，更無法實現士大夫的節義了。所以說呂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關系，并倡導封建、井田，也就是因為倡導“君子行義之道”。當然，呂留良也深知封建制并不是沒有害處。卷三十九說：“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圣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后世不知圣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于無窮，則何益矣！”此條可見呂留良總是超越常人的認識，指出一般認識背后的利害大小，也即節義大小之別，能夠明辨出處節義是第一位的，這方才是“圣人深意”。所以，卷三十四說：“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茍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為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圣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為迂，更復何望哉！”呂留良認為后世廢封建、井田，然后因循茍且，都是一種私利之心，然而就算終古必不能再行封建、井田等上古的制度，儒者也不可不堅持立場，否則的話，就是所謂曲學阿世，成了孔、孟、程、朱的罪人，儒者還當有一點迂拙，而死守其節義，方為世人留存一份希望。

綜上所述，經由呂留良重新詮釋的朱學，彰顯了儒學的節義之道，為人為學當重節義而非功名利祿，以此考量歷代學者，如后世之朱學者，亦先問其出處、辭受之際的節義如何。這種朱學，乃是易代之際學術的一種典型，甚至可以這么認為，呂留良的朱學方才是真正結合其時代的朱學，也是真正承繼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這種思想的特出，與呂留良獨特的遺民心態密切相關，歷經家族與個體于明清兩代之際的多層面的交涉，以及反復掙扎，方才會尤其重視出處、辭受所體現的節義之道。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長，就其人生之抉擇而言，越來越堅定其明之遺民的角色，至于毫無假借；就其學術之抉擇而言，越來越趨向于朱學，亦至于毫無假借。所以說，對其學術思想當有同情之了解，則必須對其遺民心態之曲折亦當有同情之了解。

四

呂留良的時文評選以及之后的《四書講義》，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呂文案之后，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其影響之主流則是對于朱學的弘揚，對于節義之道的弘揚；而支流，或者說往偏執一面的理解則是夷夏之防。

受其直接影響者非陸隴其（字稼書）莫屬，陸氏所著《松陽講義》稱引其當世學者唯有呂留良最多，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說：“稼書議論，頗有蹈襲晚村?！鼻揖汀暗敢u”還有小注：“稼書《松陽講義》十二卷，其間稱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處，跡尤顯也?！贝撕螅€有多種版本的《四書》類著作，也都引用了呂留良論《四書》，如王琰編撰的《四書繹注》，錢穆先生提及時稱其為《呂陸四書繹注》，該書于《四書》各章先摘錄呂留良、陸隴其二人之評語，再附以己說。還有李沛霖、李禎編撰的《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與張庸德增補的《四書尊注會意解》等，因為大量引用呂留良之評語而遭到清廷的禁毀。至于其影響之廣大，則可舉隱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問》一書中也提到呂留良：“近有崇德人呂留良字用晦，極詆陸、王之學，以衛朱子之教，是已?！蓖醴蛑煌耆J同呂留良，然而也極為關注其尊朱辟王之影響。戴名世《九科大題文序》說：“吾讀呂氏之書，而嘆其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拍暌詠?，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偽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此外，還有王應奎《柳南續筆》說：“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王弘撰《山志》也說：“近時崇正學、尊先儒，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呂晚村也?！笨梢娫诋敃r呂留良的書風行海內，且真正起到了推尊朱學，維挽士風的作用。到了晚清，文網稍寬，呂留良《四書講義》等書再度風行，如曾國藩在同治四年七月的家書中就說時文要讀呂晚村，再如張謇《呂晚村墨跡跋》說：“讀晚村批評之制藝，義本朱子，繩尺極嚴，不少假貸，緣此于制舉業稍睹正軌。”由此可見，無論八股時文寫作，或是推尊朱子，呂留良的影響都是覆蓋有清一代的。

再說受呂留良影響之支流，其特出者便是曾靜，曾氏《知新錄》說：“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移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為域中第一義。所以圣人許管仲之功。”至于雍正帝駁斥呂留良，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且從節義入手，也可謂擊中要害。雍正七年四月上諭說：“是呂留良于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身為本朝諸生十馀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庇赫鄄⒉辉斦搮瘟袅贾U發朱學，而論其于明清兩朝之關系，論呂氏最為關切的節義、功利，確實也道出了呂氏心中隱痛。后來命朱軾等人編撰《駁呂留良四書講義》，然此書未被收錄《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此書大都膚末之論，意在逢迎而已。

五

如今再讀呂留良《四書講義》，自然還當重視其對于朱學的闡發，誠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書中悉就朱注發揮，然體會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時亦自出己意，不能盡合朱子?！猿蓞问现畷且话阕裰觳桓沂С叽缯呖梢酝Z也?！眳瘟袅紝τ谥熳印端臅戮浼ⅰ返脑忈寣嵲陔y能可貴，雖其中論析不盡合于朱子，然亦是極有價值的。

呂留良《四書講義》晚清以來雖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點校整理本，則其中朱學精華終究無法為研究學習者廣泛閱讀。精研呂留良二十年的俞國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呂留良全集》，其中收錄的《四書講義》就是第一個點校本；今年則又將《四書講義》再度修訂，出版單行本。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單行本與《全集》本在體例上作了改變，將呂氏講義與朱子《四書章句集注》逐條對應，以便對比考量呂留良朱學詮釋的成就。精心的點校，方便的體例，故而新版《四書講義》當是三百多年來最佳的一個版本。呂留良弘揚朱學、《四書》學功不可沒，國林兄亦功不可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