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5日，貴博講壇第五期在貴州省博物館A區二樓學術報告廳舉行。來自劍橋大學的劉歆益博士演講“飲食、季節與階級：歐亞大陸是如何聯系起來的”，來自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T. R. 基德 （T.R. Kidder）教授演講“理解‘人類世’的根源：晚新石器時代到商代的中國”。本期論壇由貴州省博物館李飛副館長主持。

講演完后，劉博士與基德教授與聽眾進行了互動交流，聽眾就感興趣的問題向兩位教授請教，兩位教授也耐心地作了解答。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貴州省博物館”（gzsbwg）。經授權，澎湃新聞分兩篇轉載。此為下篇《理解“人類世”的根源：晚新石器時代到商代的中國》（現題為編者所擬），包括兩場講座的問答。

主講人基德 （T.R. Kidder）教授

在環境快速變化的背景之下，每個人都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一般來講我們所談的問題是單向的：即環境的變化對人產生了影響？而今天我們要講一個雙向性的問題：即環境變化對人產生什么影響？人的行為對環境產生什么影響？這種反向的影響的時間點在哪里？

考古學家的核心總是試圖理解人，所討論的核心是：人是在什么時候開始影響環境的？于是一些考古學家提出了“人類世”的概念。“人類世”的概念是說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人的行為對環境、對全球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于是我們需要討論“人類世”是怎樣發生的。

之前的很多討論都是關于時間點的，即從什么時候人類開始影響環境。而我想討論的是人類是如何改變環境的？也就是說，我們人類的行為不僅改變了古代的環境，同時改變了我們自己的社會生存環境，然而我不認為這個過程是必然的，可能是巧合發生的，但那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人類的起源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人類的起源與人類對動物的馴化過程中，人類改變了周邊的環境，與此同時，人類也改變了周圍的環境、與動植物之間的關系，改變了對本體社會政治與一系列與人相關的事物。

“人類世”的開始年代一直在提前。目前我們對“人類世”的理解是：人類對環境的改變比我們想象之中的要早。中國很多考古數據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考的框架。下面我希望利用我在黃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來作一些具體的例子。

今天要講的案例是河南省三羊莊遺址，通過這個案例，我要從五個不同的方面（角度）來理解人是如何改變大自然的。

我從五個角度來理解人類的進程：

1.climate氣候

2.population人口

3.politics&religion政治與經濟

4.technology技術

5.environment環境

我今天想強調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不同的作用力是相互連接的。

環境背景是指在不同學科下對古環境的復原得到的大背景。比如說，在中國東部地區、中國東北部地區，古環境在8000年前后到達了一個相對舒適、相對平穩的階段，在此后的幾千年里環境一直在變暖和變干，這是我們環境的一個大背景。

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中國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區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代，其結果是整個社會總量在提升，中國北方的植被相對豐富。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農業的發展即是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形成的。通過考古遺址，雖然無法復原當時人口的情況，但是可以想見人口是在增長的，增長的人口在向黃土高原的西部地區移動。

在環境和人口發展的背景之下，河南河北北部地區，人的活動行為在環境數據里面越來越多，舉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火的使用，具體來說就是“放火燒荒”的行為。

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的時期，整個中國北方的環境變得干燥。因為人口的發展，黃土高原的西部地區水土流失的情況出現了。這是由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農業的深化和集中化，使得環境在急劇惡化。

總的來說，從距今4000年開始，人類的社會和生產活動成為改變中國北方地貌和環境的最主要的因素。

山西的考古遺址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隨著人口的增長，當時的遺址范圍不斷擴大，遺址中考古發掘證據表明人類活動的范圍在擴大，同時水土流失的情況在加劇。之后，水土流失對環境的反作用是持續不斷的。人的行為以及對周圍環境的改造造成了比較大規模的山體滑坡。所以一定程度上，黃河的“黃”就是從這個時代開始的，因為水土流失尤其是核心地區人為的改造，使黃河的沉積率在上升。

在河南對三楊莊遺址的調查和鞍山遺址的調查，希望通過長期堅持的研究，找出黃河的形成以及黃河本身的變化對本地環境影響的因素。

在三楊莊遺址中可以得到古代土壤的數據。當時的農業對該地土壤發育產生了影響。在公元前4000年后，再也沒有看到有土壤發育的跡象，也就是說在商早期，該地周圍的森林植被在迅速減少。土地發育的信號證明了當地人的行為對植被有很大影響。

河南鞍山的遺址中發現了商晚期或者中期所建造的水渠，水渠反映了人與自然競爭的關系。它強調了人與自然的競爭關系一方面是人類的不斷索取，另一方面是環境的不斷惡化。環境的不斷改變，對當地的地貌，水質產生很大影響。

人口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人的發展問題。例如漢代能夠達到現在都沒有達到的高度。人口的密集或者人口的壓力，很快就變成了對于地緣政治的壓力。在人口發展進入瓶頸期時，向外或者向周邊擴展的壓力不斷增強。

另一個說法是農業技術的改變。如漢代的農業技術更集中化，特別是對于同一塊土地的耕種更集中。所導致的結果是：環境在變壞，人口在增加。在全球環境視角下，我們能看到中國或者西方的環境變化。例如甲烷的升高、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我們可以理解為人的行為不僅僅對當地環境產生影響，更對全球環境產生巨大影響。

人類行為對環境變化產生惡劣的影響是惡性循環。人類對土地過度的使用，使得人類不得不去開發生態更敏感的地區的環境。因此人與環境的關系變得更加惡劣。在黃河的下游地區，對環境使用的惡性循環已經進入到政府層面。

在黃河流域的一個古村落遺址中，鐵器在當時的使用已非常普遍。從遺址中能看出很多與日常生活相關的遺跡，如人的腳印、道路的鋪設，給我們展現了一個漢代的生活場景。由于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遺址，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日常生活的場景是這個社群悲慘的結束時的面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東漢之后黃河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黃河改道和黃河大規模泛濫的情況比較少見了。這與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改變是密切相關的，也有上層地緣政治的因素在其中。后面的時代里，尤其是唐代時，氣候干濕條件的變化，雨水變得豐富，這時人口在向外擴張。而當氣候又進入一個干旱時期，人口又在縮緊。后來又進入一個惡性循環。上游的水土流失造成黃河夾帶泥沙沉積河道，為了防止河水泛濫，人們不得不加高堤壩，于是黃河流域又進入了一個危險期。在宋代，黃河泛濫對當地環境的影響變成一種常態。經常會聽說某個地區被洪水沉積所淹沒，環境對人類的影響比我們想象中的更加深遠。

洛陽某遺址周邊環境改變的情況顯示，環境惡化和水土流失的關系非常大，城墻外圍反復被能量很大的水和沉積沖洗，環境的危機、環境變化的能量驚人。這個情況不僅存在于洛陽地區，整個北方都處在環境變化的影響之下。公元12世紀時，黃河流域大規模改道進入黃海的時期，整個黃河下游平原的動力在增加。

類似黃河改道在歷史上是有記載的，是政令實施的結果。人類社會和政治手段使很大范圍的區域地理面貌發生改變。宋代黃河商丘和三羊莊相似的人和環境之間的互動，造成了大規模的水土流失，更大規模的水土流失造成了洪水的泛濫。最后造成本地地貌的改變和一個又一個問題。元代、明代末年黃河水位是在原來宋代水位之上的。這時可以想見，對當地農作物栽種危機有多大？

我的觀點是在理解中國朝代興衰的歷史，在今天看來那是一個惡性循環。通過上述幾個案例，地緣政治和朝代的更迭似乎是聯系起來的。

回到“人類世”的話題，“人類世”的產生比我們想象的要早，它的動力是相互關聯的。通過理解人類世，古代社會和人口環境之間的動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

【問答】

Q：為什么糧食作物是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前相互交流，而經濟作物如芒果、開心果、石榴等是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后才有交流，它們之間有時代的差距，是否在當時的背景下，作物的交流是有選擇的？

A：這實際上是一個時間點的問題，歐亞大陸物質文化和農作物傳播的早晚的問題。一定程度上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還在起步階段，包括對東西方農業的傳播、東西方農業起源的年代和動力，在過去十年里開始積累了一些基礎，但現在談時間表還為時尚早。

東西方物質和知識交流的時間線的問題，關于主糧作物最早的移動，最早的證據可能是中國出產的粟黍由西向東移動的過程。它傳到歐洲的年代現在仍然存在問題，但我們最早應該能推算在6000年到5000年之間。

隨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作為調味品，甚至是作為藥類的植物傳播的年代和馴化動物的年代是相似的。再往后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間。所有社會動力，即人類的主食傳播和底層勞動者相關，與農業最基礎的生產者相關。當擁有了大量的物質文化，擁有了高級的物質文化，才開始有了社會上層的交流。所有關于社會動力的問題，在整個歐亞大陸史前全球化的過程中，它最基礎的動力是自下而上的，而后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

Q：您說到了麥當勞和地緣的傳播與政治的關系，較有趣的食物問題是，中國在前些年開始流行印度飛餅，當然到中國之后是經過改良的；而在這一兩年印度也開始流行中國的餃子等食物，當然也是經過改良的，餃子在中國是蘸醬油、醋，而在印度就變成了蘸咖喱。那您覺得這兩種食物傳播的內在原因是什么？

A：這是關于中國食物轉換的問題。農作物的傳播、食物的傳播和農業知識的傳播都是不能替代的，它們的傳播速度都非常的快。比如說小麥種植的技術從伊朗高原到河西走廊花了500年的時間，從哈薩克斯坦的東部到中原地區用了二三百年的時間。傳播速度告訴我們，技術本身在傳播中是沒有壁壘的，但對技術的使用是壁壘的。青銅技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青銅技術在歐亞的轉變，到歐亞草原上作為以一種武器被傳播，從伊朗高原的東部到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它的轉變傳播都是飛速的。飲食也是一樣，食物本身可以非常快速地傳播，但是它在進入另外一個地區之后必須與當地的飲食傳統相融合。對比東方和西方的飲食傳統：在西方，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形成非常完整的磨面食的技術和烘烤的技術；而中國的飲食結構產生在舊石器時代，其飲食結構是相對保守的，在農業產生之前就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Q：羅森教授“中國弧”的概念來自于“半月型文化帶”，這兩個概念的異同點和側重點在哪里？

A：“中國弧”與“半月型文化”其實是同一個概念，只是處在不同的語境和不同的時代下，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尺度的問題。“半月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見性。而“中國弧”是一個很有趣的想法，如果我們在中國拉一條線從東北到西南，會有一個隱隱約約的相似性，羅森的觀點是近十五年前提出的，一定程度上他所見到的考古學證據更豐富。在過去這15年，考古學無論是在中亞還是中國，都是一個大發展。

Q：人類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在您所講述的歷史時段里面比較有名的例子應該是大禹治水的神話。最近吳慶龍有一篇文章討論黃河堰塞湖洪水泛濫、大禹治水和夏朝的關系，我想請問基德博士，有沒有關注到這篇文章，并做一個簡單的點評。謝謝。

A：這篇文章發表時詢問過我的意見，我認為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但我不同意這篇文章的結論。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到目前為止還未見到環境考古中所呈現的地質證據。從邏輯上來看，如果有洪水就能證明傳說的真實性，這樣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但是，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出現后，能引起大家在文章之外的討論，這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