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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訪談 | 北京交通大學，徐敘瑢院士

2022-05-08 21: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欄目介紹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相關要求，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中國光學》自2021年第1期開始開辟《院士訪談》專欄。

本欄目將結合訪談、自述等多元化形式，記錄院士們在成長、教學、科研等經歷中難以忘懷的故事，以及他們對人生、科學、教育等問題的認識與思考，以此彰顯老一輩科學家的愛國奉獻與創新求實精神。

《院士訪談》欄目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光學專家陳星旦先生悉心策劃和組織。陳先生雖年逾耄耋，但仍親自邀約各位院士，召集相關編輯人員進行匯編整理，逐字逐句審定終稿。陳先生的辛勤付出，實為本欄目之質量保證，深為本刊同仁所景仰尊崇。

《院士訪談》欄目將持續開展，衷心希望廣大讀者通過本欄目，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從而有所啟迪、有所收獲。

《中國光學》編委會

人物小傳

徐敘瑢，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發光學研究創始人之一。1922 年 4 月 23 日，出生于山東省濟南市。1945 年 7 月，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6 年到 1951 年間，任教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51 年，被中國科學院派往蘇聯科學院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深造，1955 年 5 月，獲得蘇聯科學院數學、物理學副博士學位后回國。1980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先后擔任過國際發光學組織委員會委員、中國物理學會發光分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長春分院副院長、長春物理所所長、天津理工學院材料物理所所長、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北京交通大學光電子技術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務。

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研究室。其研究工作遍及復合發光的動力學、過熱電子的實驗論證、能量傳遞、瞬態光譜及光致發光、陰極射線發光、場致發光、發光在癌癥早期診斷中的應用等領域。對發光學的基礎建設、人才培養、國內外學術交流、學會及學報創辦都做出了重要貢獻。2005 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2010 年獲教育部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一、少年立志

1 兒時熏陶

1922 年 4 月 23 日，我出生在濟南，三歲時全家搬到臨沂。我的家庭是一個書香門第，父輩弟兄三人都畢業于高等學校，父親徐中昂參加過鄉試，中了秀才，隨后科舉制度取消，他又進入北京京師大學堂學習。畢業后原擬公派出國學習，適逢祖父逝世，他回家奔喪就未出國。上世紀 20 年代初前后，他曾在原籍臨沂唯一的一所中學任校長，后在外地轉入政界，做過縣長。抗日戰爭時期避難至河南，輾轉遷徙，顛沛流離，最終到達四川。

父親給家中起的名號是：“徐積善堂”，意在積極倡導多多行善——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有一年春節，三哥親手寫了一副對聯，興致勃勃地貼在大門上，上聯是“物華天寶龍光地”，下聯是“人杰地靈徐儒家”。父親看了以后，讓我們趕快揭下，換上“詩書繼世長，忠厚傳家遠”。這一課，我終身難忘。

他從未對我們動怒過，總是和藹可親。即使我們做錯了事，他也都是循循誘導，從事情的發展過程中分析對錯。他常年在外工作，一年大概只有十天左右能回家看看，一生清廉、兩袖清風，每月寄錢至臨沂家中糊口，家中經常拮據。

父親在外地工作，母親則帶著我們居住在臨沂。那是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土匪常常在夜晚進城，母親就拖兒帶女同鄰居老鄉到孔廟去避難。聽說南北軍作戰了，看見飛機在城上盤旋，就從墻上挖出的洞口到鄰居家的地窖內躲藏。有時散兵游勇把長槍摔進院墻內，家人擔驚受怕，就需要想方設法把這些槍支送出去。在這種環境下，哪里能安居樂業？

然而，清貧、勞苦的生活并沒有嚇倒堅強的母親，她很精心地安排我們的生活。魯南的主食是煎餅，一般是高粱做的，過年過節時才能吃上麥子做的煎餅或饅頭，它的制作工序很復雜，要推、磨、烙。偶爾也為我們做點豆腐改善生活，豆腐的做法，很費力，也很繁瑣，母親都一人承擔。直到中學，我才承擔了其中的力氣活及庭院的清掃。

幾位兄長對我的影響也很深，他們不僅從思想上教育我，而且還重視培養專業知識。我三哥當時在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習，他經常給我寫信，放假時回家又當面給我講解，他的這些教誨包括了學習做人、書法、專業等多個方面，而且每信都附有幾個算學難題讓我練習，使我了解了算學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難題和解答方法。

仔細想來，家庭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我的誠實守信、認真負責、心地善良、謙虛謹慎的性格，大都源于家庭。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我正視人生的基本態度。

2 "一瓶不滿，半瓶晃蕩"

臨沂毗鄰孔子故鄉曲阜，受孔府的儒學影響很深。臨沂縣里，建有一座在當地來說極具規模的孔廟，從前稱作"孔圣祠"。辛亥革命后，當地人利用這個廟舍辦起了一所小學校，校名就叫"孔廟小學"。

6 歲時，我被父親送入孔廟小學啟蒙。上學的第一天，我見到了那恢弘的廟堂與參天的古樹，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學業的神圣、讀書人的尊嚴。

我那時成績不錯，考試經常拿滿分。有一次數學考試，卷面 6 道思考題，只需選答其中 5 題作對，就可以獲得滿分 100 分。而我在規定的時間里，將 6 道題全都做對，有的題還列出了兩種不同的解法。老師閱卷后，異常高興，給我判出了破天荒的 120 分。此后的數學課上，老師常讓我到黑板前出題給同學們去做，充當助教的角色。

久而久之，我便慢慢自負起來了，好像自己處理任何事都是正確的，記得有一次大家辯論起長江的寬度來，我們都堅持自己的說法。實際上，誰也不是真的知道，大家卻沒有找老師問個究竟，不求甚解。

一次晚自習時，老師不在，我和同學摸黑到學校大殿里，爬到供桌后孔夫子的塑像上取下了幾個明珠。師長發現后大怒，批評我“一瓶不滿，半瓶晃蕩”。這句話被我牢牢地記在了心里，成為我終身難忘的警示語。

后來我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真正掌握到了認識世界的鑰匙，更加深刻地重新認識了這句話。我們掌握的充其量也就是相對真理，一瓶永遠滿不了，所以，千萬不要晃蕩，永遠要虛心學習。

3 逃難之路

我從孔廟小學畢業后考入了山東省立臨沂中學。學習生活一如既往，只是少了些童年時光異想天開的頑皮活動，多的是對學業與理想的更高追求。

初中時，我夢想成為一名為人解除病痛、受人尊敬的醫生。所以我打算在初中畢業后，投考同濟大學附屬中學，以便將來能夠考入同濟大學醫學系。可惜事與愿違，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局勢突變，各校都停止了招生的計劃，升學考試也不再舉行。所幸我因會考成績出色，得以升入本校的高中部繼續讀書。

不久后，華北大片領土淪喪在日寇的鐵蹄之下。當時的知識分子，誰也不愿留在敵占區，因為文化人如果留在日本人的統治區內，不僅會成為亡國奴，還一定會被逼迫為日本人做事、成為漢奸。這樣的人，將會永遠留下罵名，成為千古罪人。

學校決定南遷，撤往大后方。父親年老體衰，且患有“肺痹”；母親的身體情況也不算太好，又要在家中照料。二老均無法加入西遷大后方的隊伍徒步遠行，只得留在家鄉。我剛做了 3 個月的高中生，便于1937 年冬，整理起簡單的行李，離開了家人，隨同部分臨沂中學的師生一起，帶著圖書、儀器撤出了山東半島。

山東各地的師生，準備在河南南陽匯集繼續辦學。初到南陽，因辦學條件所限，臨沂中學沒有開課。好在我的哥哥徐英玉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在濟南女子中學教數學，此行也一同相伴，多少可以有個照應。也幸虧有哥哥在身邊，除了能在生活上有些照顧，還能為我指導數學，做些習題，不至于荒廢了這段時光的學業。

1937年臨沂中學初中畢業

在南陽停留期間，我得到消息，說河南高中 (開封中學) 由開封市搬遷到了離南陽不遠的鎮平縣，并已經具備了教學條件，準備開課。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與哥哥徐英玉商量后，獨自一人到鎮平去上學。

到了以后才知道，這時的河南高中，只有二、三年級，沒有一年級。我的心里一下就涼了半截，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接待的老師安慰我說：“你先休息幾天，然后我們考一下再做決定。”我聽到此話，感到事情略有轉機，忙問老師都考些什么科目。得到的回答是“也就考一下代數、幾何、三角和語文”。

我有些緊張，因為我還不曾學過三角這門課程。來到學校臨時給我安排的住處，我趕忙取出隨身攜帶的書籍，找出哥哥給我的三角書，急切地翻閱起來。事關能否上學，我絲毫不敢懈怠，用了整整兩天的時間，毫不停歇地把一本三角書看完，并試著做了一些課后的練習題，感到自己可以勉強應付一下了，才多少松了一口氣。

幾天后，我順利地通過了包括三角在內的各門課程的考核，被河南中學批準插班到二年級學習。我終于又可以繼續上學念書了。

奈何身處亂世之中，時局始終不能容我安心上學。入學時間不長，情況就有了變化。日軍進攻的戰線逼近了河南，1938 年 5 月，我告別了在一起生活近 3 個月的河南中學師生，由鎮平趕回了南陽，與山東的各路人馬匯集在一起，分批次向內地進發。

我在撤離南陽時的心情，要比離開家園、告別母親時還要難受。與母親道別，襲擾心頭的只是母子間難以離舍的親情別緒。而此時此刻，涌上心頭的則是對山河破碎、國土淪喪的極度哀痛，以及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憤恨！

從南陽市出發，隊伍一路步行，朝西南方向走去。路途艱辛，聯絡中斷，很難得知親友的消息。這時我才真正明白了古詩中“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深刻含義。出發不久，就有少數同學因懼怕行軍路途的艱難，而離隊自尋出路、另覓前程。

我們這支行進分隊共有師生 100 余人。每天，我們在天還沒亮時就整裝出發，每天步行近百里，往往是日落西山、天黑之后，才能到達宿營地，可謂“兩頭不見太陽”。晚上若是能找到個廢棄學校，還能搭起課桌椅當床睡上一覺，若是宿在破廟里，就只能席地而睡。

剛開始的路途還是平原，不久便進入山區，一路下來都是翻山越嶺。撤往大后方的路途，誰也沒有走過。我們只能是沿途問路，按照大方向前行。行進途中曾數次遇見山里的土匪，但或許是看到我們人數不少，又或許是覺得我們都是些窮教師窮學生，土匪并沒有阻攔我們。

到了漢水北岸的一處地方，隊伍停住了腳步，安營扎寨，打算開學復課。我們找到一座由于戰亂威脅而被僧人們遺棄的古廟安頓下來。根據歷史老師的考察判斷，這座廟宇始建于明代，香火延續了五六百年。可憐如今，空蕩蕩的廟宇香火已斷，顯得衰敗不堪。

我們利用這個空無一人的廟舍，重又拿起書本，開始上課。這里條件很是艱苦，光線陰暗、四面漏風、吃飯也很困難，就連油鹽都很難買到。但是同學們的學習熱情與興致卻一絲不減，老師教課同樣也很認真盡責。

可是，這次復課很快又被迫中止。日寇在攻陷南京后，沿江長驅直入，進逼武漢。武漢瀕臨失守，這破廟也不再安全。1938 年 11 月，隊伍再次出發，繼續向大后方撤退，越過漢水，沿著漢水南岸向西行進。

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1938 年 12 月，我們終于到達了目的地綿陽。在四川綿陽，所有山東來的中學生重新編隊，組成了國立山東中學，后來被命名為綿陽國立第六中學。

1940年在綿陽六中

在綿陽六中的讀書生涯中，綿陽地區屢次遭受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我親眼目睹了空襲后留下的一片狼藉，和人體殘軀掛在樹梢的慘狀，更增加了對日本侵略者刻骨銘心的仇恨。同時，也激勵了我為報效祖國而努力學習的堅定決心。

二、我與西南聯大

1 坐著“黃魚”去上學

1941 年 8 月，我順利畢業，參加了高考。我報考了西南聯合大學、重慶大學和國立四川大學三所名校，并順利地拿到了這三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另外，貴州的鐵道管理學院、陜西的化工學院，也都根據我中學的成績單發來了錄取通知書。

五份錄取通知書擺在自己的眼前，我開始考慮上哪所大學更適合自己。從山東到四川，三年高中的艱苦經歷，一方面磨煉了我的意志，另一方面也改變了我少年時的理想。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使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在這場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中，中國軍隊在日本軍國主義先進武器的打擊下節節敗退。大片山河國土，淪喪在擁有現代武裝的日寇鐵蹄之下。民族危亡面前，不僅使我對日本侵略者肆意踐踏中國大好河山，屠殺中國軍民的罪行無比憤慨，也使得我對于自己的長遠目標和奮斗理想有了全新的認識。科學救國的觀點，占據了我思想斗爭的上風。

我沒有再做過多地考慮，以物理學專業作為我報考大學的第一志愿。五所大學之間，我選擇了遠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因為我十分清楚，西南聯合大學是由中國三所著名的大學——從被日寇占領下的北平撤退到云南昆明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還有被日軍炮火毀壞校園遷到昆明來的天津私立南開大學聯合組成，師資力量和學術水平，在中國境內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

雖然是在戰爭艱苦時期，國內最為知名、聲譽最高的學府，仍是我向往的地方。能上西南聯大，是我夢寐以求的最佳選擇。為了不至于耽誤報到時間，我只是簡單收拾了行李，便即刻啟程踏上了去往昆明的路途。

從綿陽到昆明，這點路程在今天看起來是非常容易的一次旅行，但在戰爭時期根本不存在公共交通工具，要是還像大撤退時靠雙腳走路，是絕對趕不上開學報到日期的。

一路上，我主要依靠搭乘“黃魚車”趕路。所謂黃魚車，是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行駛的卡車，包括專供貨物運輸的軍用卡車，以及少量已被征用運送戰時軍用物資的民用運輸車輛，那是在抗戰時期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

搭乘黃魚車具有很大危險性。搭乘者要想乘坐黃魚車，必須拿出錢來付給黃魚車的司機。而且黃魚車有規定不得隨意搭乘旅客。從綿陽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沿途關卡哨所很多，檢查極嚴。黃魚車司機每到關卡前，必讓搭乘者離車步行通過關卡。等過了關卡后，才準搭乘者上車，繼續趕路。如果遇到司機不守信用，過了關卡后不等搭乘者，自行開車離去。搭乘者所付出的錢財，也就白白地打了水漂。要是行李還留在車上，將會受到無可挽回的更大損失。而且，就連這種黃魚車也沒有直接抵達昆明的。我只能走一段，搭乘一段。

在去往昆明的公路上，我饑飽不顧，幾次換乘黃魚車，與那些卡車里的貨物混裝在一起，一路顛簸，滿面塵土。經過一番曲折坎坷的路途，我終于在 1941 年 10 月開學報到前，趕到了地處昆明郊外的西南聯合大學。

我背著簡單的行李，手里拿著錄取通知書找到了聯大理學院，在物理系報到注冊。根據清華大學檔案的記載，同期在聯大物理系注冊入學的還有包括鄧稼先在內的 23 名同學。

我至今仍記得踏進聯大校園時，在我耳邊響起的《西南聯合大學校歌》——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從此，我開始了大學生的讀書生涯，進入到“求真知、經磨煉、定方向、打基礎”的關鍵時期。

2 了不起的聯大精神

在抗戰大后方的西南聯合大學，當時被稱作國統區內的民主堡壘。這所學校繼承了北京大學兼容并包的歷史傳統，并始終堅持在五四運動中所提出的口號，高舉“科學與民主”旗幟。對于我來說，在這種環境中，不僅能夠及時了解中國和世界的形勢，還能迅速接觸到進步思想和革命道理。在這樣一個堅持民主，追求進步的環境中，我不僅對中國以及世界的形勢，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還養成了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一絲不茍、堅持真理的習慣。

西南聯大理學院物理系 1941 年入學新生有 23 人，每個人都抱有強烈的科學救國之心，認為科學的進步對國家最為有用。而在西南聯大的學習環境中，現實又教育了我們，從單純強調科學救國，進一步認識到：“救國的關鍵是政治”。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培養出眾多人才，與聯大的教育思想、教學制度、學風和政治環境有密切關系。聯大充分繼承和發揚了三校的學術民主精神，特別是兼容并包的精神。這種環境下，聯大成為自由探討學術的論壇。

1941 年，日軍窺伺滇西南，并有過直驅入桂黔的緊急軍事戰況，但西南聯大巋然不動，校內教學如常。三所著名大學的名教授匯集西南聯大，多數都是中西兼通的學者。許多著名教授學術造詣深厚，而且具有強烈的敬業精神，因而教學質量是高水平的，這也是聯大能培養出優秀人才的重要因素。

聯大的另一個特點是嚴格要求、重視實際的學風，這些都集中表現在重視基礎訓練方面。尤其對基礎課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一年級結束時，有些系規定，某一兩門基礎課，成績達不到某一標準（70 分或 65 分不等）不能進入該系二年級。聯大還規定，所有課程不及格不能補考，必須重修。學校對基礎課教學力量的配備也十分重視。一二年級的基礎課程，即使是大一的國文、大一的英文等班次較多的課程，也有知名教授參加任課。有些教授教學上要求嚴格是出了名的，考試評分極為嚴格，不及格率很高。因此，要想學得出色，非下苦工夫不可。

學校剛搬到昆明時，理工科的儀器設備不多。但校方集中財力，盡量通過各種渠道，從上海、香港乃至國外購置必需的儀器設備，再加以教員自己動手制造設備，各系都開出一系列的實驗課程。如物理系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每年都有實驗課，每周一次實驗，在戰時實為難得。工學院在困難的條件下，材料試驗設備齊全，木工、金工、鍛工、鑄工實習從一年級就開始。理工科的教學設備，在戰時的大學中，能具備這種設備條件的是不多的。

西南聯大物理系 9 名教授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當時擔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教近代物理的吳有訓先生。我對吳先生非常崇敬、尊重，多年以后，曾寫有一篇《憶吳有訓老師》的紀念文章。文中敘述了我在剛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時，就聽到在同學中傳頌著吳先生的重大貢獻，但直到四年級才有機會聽吳先生講授近代物理的課程。吳先生講課言簡意賅、脈絡清晰、重點突出，在課堂上就能聽懂，并且可以跟著講課的口述，做出完整的筆記。

我在課后的復習中才發現，吳先生講課的內容十分豐富，邏輯非常嚴密，要經過反復思考，甚至查閱參考書，才能熟悉其內容、掌握其實質、抓住其關鍵。通過吳先生這種視野寬闊、畫龍點睛的教育，加深了我對課程的理解，讓我學會從不同角度認識同一對象及從不同途徑解決同一問題。吳先生的課程除了上述特點外，還會結合課程內容，講一些科學軼事或趣聞。具體事例的傳授，既生動又有科學方法和科學態度，給人的印象很深。

吳先生的教學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非常重視實驗科學。他首先要求教師要有科研素質。西南聯大的條件可以說無法再簡陋了。教室及宿舍的墻是土制的，房頂是用草或一層薄鐵皮鋪的，下雨時或者滲水，或者咚咚作響。即使是這樣，吳先生還同其他幾名教授在名叫大吉普的鄉下創辦了幾個研究所。我在肅然起敬的同時，也產生了想要進入研究所深造的愿望。

物理系為培養學生，建立了幾個實驗室。其中就有近代物理實驗室。大學前幾年的課程，都是論述宏觀世界的形象及規律。到了學習近代物理，才第一次把學生的知識引申到微觀世界。同時，出現了很多嶄新的概念。實驗課對樹立這些有關微觀世界的概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個實驗室，是郭沂曾先生負責的。他安排了和近代物理密切呼應的實驗，如密立根油滴實驗等，增強了學生們對這些新概念的了解。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這個實驗室的情況，印象極為深刻。

我在《憶吳有訓老師》的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敘述：“人們常常議論，為什么聯大條件那么差，竟能培養出那么多有用人才？我個人體會是，一方面是教授陣容強大；另一方面是教授們所倡導的努力向上的志氣及奮斗拼搏的精神，以及這幾個最高學府的民主傳統在學生之間形成了生動活潑、艱苦奮斗的學風。雖然聯大的學生幾乎都在工讀，但學生們并未耽誤參加民主游行，也未耽誤搶占圖書館內的座位。而這些與學校倡導的導向是緊密相關的，當時任理學院院長的吳先生他那寬大廣博的胸懷在促成這種校風的形成及保證它代代相傳的過程中都起到了主導作用。”

3 艱辛求學

西南聯大的學生如果沒有家庭經濟來源，就主要靠公費維持生活。我們自辦了膳食團，輪流外出采買，伙食費與公費大致相等。一日兩餐，伙食質量很差，早餐還要自己解決。買的平價米是糙米，米中常有沙子，有時甚至還有老鼠屎。大多數人要靠打工，包括到中學兼課、做家教等才能貼補上生活必需費用。

住宿條件也很差，宿舍是泥地稻草或鐵皮屋頂。每間宿舍睡 40 人，有 10 個窗戶。每個窗戶旁支兩張雙層床。宿舍的窗戶是幾根木條，冬天就用紙糊住以擋風寒。好在昆明四季如春，很冷、很熱的天氣極少，勉強還能應付。

就是在這樣擁擠的宿舍里，同學們照樣能堅持自習。晚上 7 點以后，宿舍里就變得鴉雀無聲。如果有人稍不注意大聲講話后，只要他人輕噓一聲，馬上就復歸平靜。9 點半以后，有人拿臉盆出去盥洗，宿舍里就開始熱鬧了，同學們在這段時間里對時事或生活瑣事盡情交流。但 10 點半后，宿舍里又歸為平靜。當然，通常只能有一半的人留在宿舍里自修，其他人就得上圖書館或茶館去自習。學校附近的文林街開了不少茶館，只要用很少的錢，泡上一杯茶，就能在那里逗留很長時間也無人干涉。這些茶館成了聯大學生的自習室，是當時昆明一景，我和我的同班好友鄧稼先就經常到這里溫習功課。

1942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到僵持階段。日軍為切斷中國補給戰爭物資的交通命脈，在緬甸登陸。中國政府派出遠征軍開赴緬甸。緬甸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為與英國盟軍溝通，中國遠征軍急需英語翻譯。我在聯大當教員的四哥通曉英文，又是一個積極投身抗戰的熱血青年，毅然響應征召，投筆從戎參加了中國遠征軍，一去再無消息。在四川的哥哥，也因娶妻生子，生活非常拮據，難以再為遠在昆明的我給予經濟上的幫助。我沒有了經濟援助，學習生活變得難以維系。為了維持學習，不至于因生活所迫而中途輟學，不得已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涯。

最初，由于我的字寫得不錯，便利用課余時間幫助一位教授抄寫文章。有時遇到法文文章，只能一字一字地慢慢抄寫。我每天拿出幾個小時進行抄寫，并為系里油印講義。完成一份工作，我可以得到一定的報酬。錢數雖然極為有限，加上少的可憐的公費，卻也勉強能夠維持我在學校里的生活所需。

然而好景不長，1942—1943 年間昆明物價暴漲，平價米已是有價無米。單靠抄寫講義，我的那點收入連稀飯都吃不上了。于是，我找到學生處，經他們安排，我制作過教學模型，在學校圖書館管理過圖書資料，甚至還外出幫工、做過豆腐。干這些事情，所得收入畢竟少得可憐，非常有限。后經人介紹，我有機會到一個有錢人家做起了家庭教師。這家有錢人專橫跋扈，態度傲慢之極，實在是讓我無法忍受，然而為了讀書求學，我還是硬著頭皮干了一段。

我在一篇名為《君子坦蕩蕩》的文章中曾對那時的生活有一段敘述：“物價在天天上漲，家長已無法支持我的學習。為了能維持學習不致中輟，只能走上工讀的生涯，初次感到自食其力的快樂。可是好景不長，父親因病去世了。頓時覺得喪失了生活的目標，無所適從。就想去找師長，又怕麻煩他們，最后采取了到西山頂上通過遠眺，從遙望山景中尋找希望的辦法。”

在大學時，我總是穿著一身舊衣服，也幾乎沒有什么衣服可換。腳上穿的鞋一直穿到鞋底磨爛都沒舍得扔，在鞋底墊些紙，又堅持穿了好長一段時間。稀飯，是我的常年主食，吃不飽的事情常有發生。但無論生活多么清苦，都沒有影響我旺盛的求知欲望。

在學校沒課和無工可做的日子里，我在學校食堂里喝過一碗稀飯后，就盡早趕往學校附近的一家茶館，花幾分錢買一碗最便宜的茶水，占上一個座位，便捧起書本旁若無人地讀起來。直到中午，感到肚子餓了，才想起買兩個燒餅充饑。簡單吃過，我又繼續埋頭苦讀。日落時分，天漸漸暗了下來，我才收拾起書本返回學校。回校后，有時食堂里的晚飯都沒趕上。肚里空空，全靠回顧這一天讀書的內容撐過饑餓的晚上。

在西南聯大物理學系，一年級有普通物理實驗，二年級有電學實驗，三年級有光學實驗，四年級有無線電實驗，還要做六個近代物理實驗，這在戰爭時期的大學中實屬難得。我和同學們一樣，對物理學的任何一次實驗課都非常重視。對于實驗室里的實驗設備格外珍惜，愛護。實驗指導教師虞福春先生為了防備飛機轟炸，在實驗室泥地上挖了一個洞，半埋一個 50 加侖的大汽油桶，實驗完畢后就將一些重要儀器放入桶中，再蓋上桶蓋，以免日機轟炸時遭受損失。

當時西南聯大學生所用教材的主要來源，是同學間的互相轉讓。每年暑假，學生們就貼出小廣告，將已用過的書出售給低班同學，再用此款去購買高班同學出售的教材。上完四年，手中的教科書就剩不了幾本了，但每年上課的教材需要都基本滿足了。我同樣是照此辦理，每到學期末，處理和搜集教科書就成了我必辦的大事。等到即將畢業時，我所能留在身邊的書也沒剩幾本。遇到教科書緊張時，同學們還要自己設法解決教材問題。例如，曾有同學在上姜立夫教授的高等微積分時，要用 Courant 著的書，學校和市場上都沒有。我們就借圖書館的書到外面去石印。印書商人表示，只要滿 30 本，他就可以開印。同學們便趕快設法湊足 30 這個數，去把書印出來。

戰亂中的四年大學生活十分艱苦，除因經濟因素、身體因素被迫輟學的外，西南聯大極為嚴格的教學管理和更為嚴謹的教學進度，也使得聯大物理系產生了較高的淘汰率。從 1941 年入學時的 23 名學生，到 1945 年臨近畢業時僅剩下 11 名學生。

物理系這些青年學生風華正茂，心懷遠大抱負，又都爭強好勝。我們一方面互相激勵、互相切磋；另一方面，我們又暗自憋足了勁，要在學習上互比高低。一起畢業的同學中，有和我同時入學，年齡比我還小兩歲的好友鄧稼先，還有后轉入物理系并同樣小我兩歲的朱光亞。我的這兩位同學，后來都成為中國當代著名的核物理專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獲得者。

1945 年夏，我完成了學業，獲得學士學位。領取畢業證書時，我眼含熱淚，朦朧地注視著這張凝結著無數艱辛與汗水的大學文憑，心中充滿喜悅。同時我也暗想，這只是攀登科學高峰的起點，要想在科學殿堂里自由地翱翔，獲取理想之光，仍要走更曲折的路，還要付出更多的汗水與辛勞。

1945年西南聯大畢業

三、五年的北大教書生活

畢業后，我本可留校當一名助教，可惜聯大決定準備搬遷回北平，為減少人員負擔，學校不再增加教職人員。為了謀生，我經系里介紹，在昆明海口光學廠找到了一份技術員的工作。

聯大的“北返復校”受到重重阻礙，直到 1946 年夏，北京大學終于復校。同年 9 月，我告別了昆明，來到北京大學，與好友鄧稼先等一起被聘為北大物理系助教，開始了我的教書生涯。

1947 年，我開始兼修研究生，師從饒毓泰教授，正式開始了拉曼光譜的相關研究工作。作為饒毓泰先生的研究生，我參加了北大物理系實驗室的建設工作。先是在物理系籌建了五套一組的普通物理實驗室，后兩年又籌建了電磁學實驗室。我既要寫出有關實驗操作的原理、步驟及分析等講義，還要調試實驗設備，同時為學生答疑、批改作業，工作繁忙而充實。

我住在北大紅樓，這里曾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這里接觸到的青年教員不少都具有進步思想。大家在一起時，常常交流對時局的看法。受此影響，我先是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文化工作者聯盟”，后又在妻子劉毓英的引導下，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我與發光學》中，我曾寫道：“1946 年到北京大學工作后，經常參加學生運動及物理系地下黨員郭沂曾同志組織的活動，接觸到進步書籍。特別是解放以后，從共產黨的形象、理論及行動中找到了真理，形成了科學的世界觀，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志向。”

四、赴蘇聯深造

1 翻過語言壁壘

1951 年，上級安排我協助組織第一屆留蘇大學生的選拔考核工作，但這次考核竟無人考上中科院的留蘇名額。后來，科學院向北大、清華要人，學校領導便通知我去應試。

我自己當時并沒有去科學院的打算，更沒有提出過這方面的要求。面對這個通知，我的心里一點準備都沒有。我的第一個孩子剛剛出生不久，如果我離開，會帶來諸多的不便。

更何況，我在拉曼光譜方向上的研究工作進展順利，此時已進入關鍵時期。放棄自己鐘愛的科研方向，跨入一個陌生的科研領域，對我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但黨組織找我談話時，著重強調了新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發展科學技術的需要。我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國家的需要，便在這個關鍵時刻拋棄了其他想法，愉快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

1951 年 6 月，經過重重考核，包括我在內共 7 人，被中國科學院確定為新中國成立后首批公派出國留學的高層次研究人才。

到達蘇聯，橫在我面前的第一道關隘是陌生的語言關。我在學生時代所學的外語是英語，之前對于俄語從來都沒有接觸過，只是突擊學會了幾句簡單的口語。我必須在半年內熟練掌握俄語，取得用俄語和蘇聯同行對話交流的資格。

給中國留學生講授俄語的老師，是一位中國人民所熟悉的蘇聯國際友人，名叫捷姆斯卡婭。捷姆斯卡婭教授是一位語言學家，她在 20 世紀 30 年代就教授過我國在蘇聯的老一輩革命家，對中國很有感情。當時她已年屆六旬，所編寫的專為中國人學習俄語之用的著作在中國廣為流傳。我當年的一篇俄語小作業，還有幸被收錄到了這套教科書中。

還記得上俄語課剛滿一個月的時候，教授布置了這樣一個作業：每個人口述一個故事，時間不限，但不能少于 500 個單詞。這對我們每一個留學生來說都無疑是一次嚴峻的挑戰。我搜腸刮肚，前思后想終于找到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

我先用漢語寫出了一個自己早已熟知的故事。然后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將它逐字逐句地譯成俄文，然后反復背誦，直至爛熟于心。

在第二天的課堂上，輪到我上臺后，我首先用俄語對在場的老師同學們說道：“我給老師和同學講述一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故事。”接著，我便從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講起，其間穿插著紅軍飛越烏江天險、強渡金沙江、翻雪山、過草地等細節，一直講到了紅軍歷盡艱難險阻，勝利到達陜北根據地延安。

由于心里緊張，情緒也有些激動，所以我在講述過程中，語句并不是很連貫，語法上可能也出現了不少毛病。可在我講完后，捷姆斯卡婭教授便興奮地站起來，并評價道：“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非常令人感動的故事！徐講得最好，完全達到了規定的要求。”

我自己都沒想到，來到蘇聯不久，居然能利用學俄語、講俄語的機會宣傳中國人勇于獻身和艱苦卓絕的奮斗精神。

1953年中國留學人員與俄文教員在蘇聯托爾斯泰故鄉留影徐敘瑢（左二）

2 勇攀科研高峰

半年后，我已經熟練掌握了俄語，同時也基本熟悉了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的工作環境，終于擁有了進入課題研究的資格。

在國內時，科學院已明確了我此行要專攻發光學領域。1952 年春，在蘇聯導師安東諾夫·羅曼諾夫斯基教授的指導下，我明確了具體研究方向——固體發光動力學。這是一個理論性和應用性都很強的方向，兼有基礎研究和實驗技術兩方面的特點，要求研究人員同時具有敏銳的思維能力和嫻熟的動手能力，對生產實際具備重要的指導意義。

確定研究方向以后，我整天沉浸在實驗室里。從在西南聯大步入物理學科學研究以來，我就苦于國內缺少必需的實驗條件，心中有很多美好的設想都無法付諸實現。當時蘇聯的實驗條件也比較簡陋，遠不及后來的中科院長春物理所，但的確已比同時期的國內研究所好上太多。

科研之路絕非一帆風順，比如我最初的課題——硫化鎘的發光動力學測試。我做了無數次的實驗，可是數據始終統一不起來。接連數天，我白天扎在實驗室里做實驗，晚上翻閱文獻資料查找失敗的原因。導師多次與我共同討論問題所在，后來還親自送來了一臺新的光譜儀，并關切地說“也許是原來那臺光譜儀出了故障”。

經歷了數不盡的茫然和惆悵，我終于意識到失敗的癥結是沒有選好作為研究對象的物質。沿著這個思路，我又奮戰了數日，終于獲得了令人滿意的實驗結果。導師比我還要興奮，由衷地感慨說：“您和志愿軍一樣頑強，是科學戰線上的英雄！”

我在這次成功的基礎上又接連做了幾個發光動力學的測試，也都獲得了成功。但這些試驗只能算作試筆練兵，還不具有太高的科學價值。我開始了新的沖刺，向固體發光領域的高峰進軍。

在查閱參考文獻時，我從世界著名科學家莫特的一部學術專著上看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導帶電子是不可區分的。”我對此心生疑竇，認為有進行驗證的必要。我把自己這個大膽的想法對導師講了，他聽后驚訝地說：“噢，這可是個龐然大物呀！”莫特的學術地位、威望和影響是國際物理學界盡人皆知的，我又何嘗不了解這一點。然而我認為，在科學面前是沒有高低尊卑之分的。

一年之后，我以無可辯駁的科學數據證明：當用不同的方法使電子能量不一樣時，導帶電子在發光中的表現是不同的，從而證明了導帶電子是可以區分的。這項工作完成以后，我將自己的成果寫成了訪蘇以來的第一篇學術論文《ZnS:Cu,Co 中熱電子俘獲和復合截面之比的測定》。這篇論文提交后，很快便被登載在蘇聯科學院院刊上。

當時的國際發光學界存在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蘇聯科學家認為發光符合雙分子規律；英國科學家則認為發光符合單分子規律。兩個學派各持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我的實驗結果則統一了英、蘇兩國科學家對這一理論的結論——單分子規律適用于激發密度大的條件，雙分子規律適用于激發密度小的條件，兩者都屬于極端狀態。

我的科研成果贏得了蘇聯學者的高度評價。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孫子、光學家列夫·尼古拉·托爾斯泰是給我論文審稿的審稿人之一，他評價說：“達哇利斯徐的工作是一項非常漂亮的工作”，還熱情地邀請我到他任職的列寧格勒國家光學研究所進行學術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