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們思考的嚴重問題就在于，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許多傳統的知識分子在抵抗大眾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其表現是惡劣而丑陋的，他們有嚴重的“傲慢與偏見”，更不用說他們對現代科學發展的低估，以及他們對“現代性”天然的排拒。作為“歷史的必然”，大眾文化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不斷豐富著其內涵，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盡管它還裹挾著種種值得批判的消費文化的嚴重弊端，甚至是不可容忍的麻痹人類和反文化的罪行，但它卻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過程。而其在初始階段卻遭到了部分貴族知識分子的蓄意謀殺，這是我們今天需要反思和總結的問題。就此而言，凱里的一段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即認為大眾具有專門沉迷于事實和普通現實主義的特性。知識分子發現，大眾頑固的寫實主義使他們不適宜欣賞藝術，從而摒棄更高的美學追求。”其實這是一個雙重悖論的命題，其中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怎樣對待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也就是再也不能用舊有的評判標準來回答今天的文學藝術創作了，許許多多現有的創作方法和創作理念都需要我們去重新厘定。

約翰·凱里認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知識分子試圖阻止大眾受教育，阻礙大眾對文學藝術的理解，所以才將文學藝術搞得佶屈聱牙、晦澀難懂，因此所謂的“現代主義”興起也就源自于此。約翰·凱里的這個理論對一個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來說，無疑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版圖上投下了一枚原子彈！我們何曾想過“現代派”的藝術竟是由此而生？用凱里的話來說，就是：“當然，知識分子實際上不能阻止大眾學習文化。他們只能使文學變得讓大眾難以理解，以此阻礙大眾閱讀文學，他們所做的也不過如此。20世紀早期，歐洲知識界就殫精竭慮地決心把大眾排斥于文化領域之外，這場運動在英格蘭被稱為現代主義。雖然歐洲其他國家對此有不同稱法，其要素卻基本相同。它不僅變革了文學，還變革了視覺藝術。它既拋棄了那種據說為大眾所欣賞的現實主義，也拋棄了邏輯連貫性，轉而提倡非理性和模糊性。T.S.艾略特斷定：我們文化中的‘目前，詩人必須是難以理解的。’”如果“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起源是在這樣的語境下蓄謀而成的話，如果約翰·凱里的論斷是正確的話，那將是對“現代派”文學藝術的一次毀滅性的打擊，是對現代主義文學史的一次顛覆性的改寫。從文學藝術的接受史來看，我們從通過大量的翻譯著作和許許多多的臆想而杜撰成的所謂文學史教科書所獲得的知識是可疑的，那些大量地對現代主義進行吹捧的文字和無端的闡釋也就變得一錢不值了。但不可否認的事實卻是，雖然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初衷是以反大眾的目的而生成的，然而經過一百年的發展與改造，已經形成了一個自足的審美文化體系，其游戲方法和審美規則已然被系統化，去掉了它原有的目的性，也就獲得了自身存在的審美價值。

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種持續了百年的文學藝術潮流，現代主義當中還存有當年遺留下來的一些有毒元素，比如奧爾特加·加塞特所強調的現代藝術就是要證明人的不平等，以及用非人化來對抗大眾的觀念，都是值得批判的，正如凱里所言：“奧爾特加發現，非人化是現代藝術對抗大眾的手段。大眾在藝術中尋求人的趣味，如在詩歌中尋求‘詩人背后的人的激情和痛苦’，而不要‘純藝術的東西’。奧爾特加認為，這些偏愛證明了大眾的低下水平，因為‘為藝術作品展現或敘述的人類命運而悲喜，根本不是真正的藝術享受’，關注人性的滿足‘不能與關注獨特的美學享受相比’。顯然，奧爾特加宣稱的藝術上‘獨特’和‘真正’的東西具有相當的隨意性被合理論證所證明。但他提出的現代藝術從本質上排斥大眾的觀點，卻暗示了知識分子的動機而顯得有些趣味。”在這里，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到，強調現代藝術是貴族的專利而排斥大眾的加入，是它不能夠在許多國家和民族生存的主要原因，即使像拉美的“爆炸后文學”得到了世界普遍性的認同，它也只是汲取了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部分方法元素而已，它是生長在本民族“土著文學”現實主義土壤上，嫁接了現代主義枝干的文學，這種“雜交”才有了生命力。

而在中國，其命運就沒有那么好了，在“五四”以后的1930年代的中國，最適宜現代主義生長的大都市上海，“新感覺派”只是曇花一現，而現代派的詩歌創作群體更是每況愈下。而在1980年代異軍突起的“朦朧詩”“先鋒戲劇”“新潮小說”等一系列林林總總的現代主義文學藝術運動，很快就被各種各樣變體的現實主義大潮所覆蓋，就充分證明了大眾文化的強大。為什么會如此呢？我以為，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西方貴族式的現代文學藝術理解不深；二是面對中國汪洋大海似的沒有接受教育的大眾，甚至是沒有閱讀能力的大眾，即便是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也難以展開的現實文化狀況，知識分子的傳播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約翰·凱里甚至對喬伊斯天書般的現代主義小說《尤利西斯》進行了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因此，我覺得現代主義文學和文化是圍繞這樣一個原則形成的，即排斥大眾、擊敗大眾的力量、排除大眾的讀寫能力和否定大眾的人性。”相反，為工農兵服務的大眾文學倒是不排斥大眾的讀寫能力的，但是它創造出來的文學藝術卻是另一取向，這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當中，我們不乏這樣的先例，從50年代掀起的“新民歌運動”，到高玉寶、浩然、王老五、李學鰲等工農兵作家，一直到70年代興起的工農兵“集體創作”，這些現象都是大眾文化的極端后果。

19世紀和20世紀的文學藝術巨匠們幾乎同時以貴族的語氣來否定大眾的人性，他們重塑和重構大眾形象的“目的只有一個：把知識分子從大眾中分離出去，攫取語言賦予他們的對大眾的控制權”。也許，凱里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為“20世紀早期，否認大眾的人性已成為知識分子重要的語言學項目”。凱里列舉了哈代對大眾生活細節的輕蔑、弗吉尼亞·伍爾夫對大眾這個“無名怪物”的仇視，甚至分析了用詩歌的意象來辱罵大眾的意圖所在：“對埃茲拉·龐德來說，除了藝術家，人類只是‘一大群傻瓜’，一群‘烏合之眾’，代表能夠澆灌‘藝術之樹’的‘廢物和糞肥’。在龐德的《詩章》中，‘大眾’和他們的領袖變形為人糞的急流—‘民眾在選舉他們的污物’。這種‘大屁眼’的幻象，龐德解釋說，就是當代英國的寫照。”非但如此，凱里還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對未來大眾社會的描述，設定了一個可怕的文化語境：“勒龐估計，現代社會由群體接管，‘大眾的聲音占主導’。他們的目標是摧毀文明，讓所有人回到文明社會之前的原始共產主義常規狀態，并最終獲得成功。因為正如我們所知，文明是‘一小部分知識貴族’建立起來的。根據勒龐的預測，文明將被消滅而讓位于‘野蠻階段’。那種認為大眾能被教化的樂觀開明思想是錯誤的，統計顯示，隨著教育的傳播，犯罪率實際在增長。學校教育把大眾轉變成‘社會的敵人’，使年輕人不屑于誠實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