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小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去年《覺醒年代》的熱播，讓很多人對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有了更生動的認識。

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正式創刊，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

此后，這本雜志吸引了無數一流學者的積極參與，胡適、周作人、魯迅、錢玄同等紛紛發表政論與作品，他們對文學和思想革命的熱情，以及對民主和科學的宣傳，在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熱潮。

在五四青年節這一天，我們或許還能夠想起魯迅先生對青年人的鼓勵：“愿中國青年都擺脫了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這句話便載于《新青年》的第六卷隨感中。在《覺醒年代》里，我們領略了《新青年》同人編輯們的風采，他們不畏舊勢力的阻礙，熱情宣揚解放思想、文化革新。

實際上，他們在《新青年》發表的各類作品中，有很多精彩激昂的表述，而他們一些議論與辯論要比劇中情節更為精彩。

如果我們閱讀雜志里的文章，或許會被這些“新青年”的“毒舌”所震驚，面對當時反對革新的一些守舊派，他們毫不客氣地用筆作為武器，加以駁斥與嘲諷。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以來，一直將它定位為同人雜志，這意味著它不接受投稿，而純粹由編輯們負責撰稿與翻譯?！缎虑嗄辍返耐司庉媯儯家驗楣餐奈幕硐攵歉宄昃奂饋恚喈斢谝粋€帶有政治傾向的“文化團體”。

正是作為同人雜志，《新青年》的編輯們才堅持著共同的路向，也就是推進思想文化建設。面對著社會上的譏罵與嘲諷，陳獨秀撰文表明了《新青年》雜志的根本取向：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舊倫理、舊政治、國粹和舊文學等。

不同于胡適溫和的“改良芻議”，陳獨秀作為主編“老革命黨”氣質十足，以決絕的口吻，將文學改革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革命論”，他甚至拒絕反對派有討論的余地。這種武斷的態度，在今天看來或許值得商榷，但是卻使得新文學得以摧枯拉朽般迅速推進。

現今看來，新文化運動的很多主張和論斷看似過于激進，比如廢除漢字、完全拋棄古代文學等，然而，在守舊勢力依舊十分強大的1910年代，力主革新的“新青年”們實際上處于弱勢，不得不更多地意氣用事。

同人編輯們同仇敵愾，態度一致對外，在反對者面前往往來不及深思熟慮，而首先表明立場，等到白話文運動等革新取得勝利后，再仔細考察理論分歧，或者做必要的自我調整。

正是這種“矯枉必須過正”的精神與“集團作戰”的思路，使得文學革命出奇順利，加速了教育部的改革。

我們現在看新青年的一些觀點，常常覺得不過是老生常談，已經成為普通大眾的共識，但是民主和科學的路還很長，我們都在這條延長線上，而《新青年》同人面臨的，更是無人問津的寂寞和關乎生死的論戰。

早在民國時候，就有熱心讀者對于《新青年》每號中必有幾句“罵人”的話提出質疑，而陳獨秀針鋒相對地指出了“除惡務盡”的必要，“寧肯旁人罵我們是暴徒是流氓，卻不愿裝出那紳士的腔調”。

后來《新青年》同人分崩離析、各奔前途，晚年的魯迅就頗為感慨地回憶往昔并肩作戰的歲月，還為我們揭露了當時情勢之危急——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憶劉半農君》）

在青年節這一天，讓我們回到《新青年》編輯們激昂而“毒舌”的文字中，感受他們的革命氣魄與進取精神。

01

“這種對名詞的糾結，還是八股底余毒”

作為《新青年》的主編和創刊人，如果陳獨秀沒有那種堅決的革命氣質與改革主張，思想文化革命或許很難進行下去，面對社會上對舊道德舊學問的堅持以及對改革的保守，陳獨秀毫不客氣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面對舊勢力提出的“國粹論”，陳獨秀認為學術“無古今中外之別”，“只當論其是不是，不當論其古不古；只當論其粹不粹，不當論其國不國”。而對于學術的正確態度是“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國”，這類保守排外的態度，使得很多先進思想難以進入中國。

當時的“國粹派”，其實大多數人既不熟悉中國學問，也不熟悉外國學問，甚至認為歐洲近代的科學在中國早有發明。尤其對于那種“每喜以經傳比附科學”的教授，陳獨秀更是加以痛斥，認為這種思想還不如抱殘守缺的國粹家。

對于有的人以《大學》的生財之道比附近代經濟學，陳獨秀嘲諷道，《大學》根本沒有涉及分配論等復雜問題，這種類比無異于“據《墨經》以言理化，據《毛詩》《楚辭》以言動植物學”。

除了國粹論，另外幾種反對改革的態度，一是“不比較新和舊的實質上的是非”，“總要新舊調和才好”；二是說“物質的科學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舊的好中國固有的好”。對于調和論和舊道德的擁護者，陳獨秀也認為他們阻礙了新文化的思想革新。

他堅決表明，新舊總是在調和中遞變，這雖然是人類歷史的事實，卻是“文化史上的不幸現象，是人類惰性的作用”，而“惰性也是人類本能上的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上的一種障礙”，這是“進化史上不幸的事實”，但絕不是應該如此。

而對于道德革新，陳獨秀認為“中國和西洋的舊道德觀念都不徹底”，所以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種種“社會上政治上悲慘不安的狀態”。而舊中國固有的道德“忠、孝、貞節”，都導致了中國人的“虛偽、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觀”。陳獨秀正是渴望學習西方拋棄“私有制度下的舊道德”。

而對于思想文化解放的實際效果，陳獨秀也有清醒的認識：在當時，對于“婦女解放”的主張，很多人雖然主張，卻沒做任何實事，而很多人不反對婦女解放，卻反對“婦女解放”這個名詞，認為這不是自動的，辱沒了婦女的人格。

他憤怒地批評，這種對名詞的糾結，“還是八股底余毒”，而“我們生在這解放時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實際的解放運動上做功夫，不要多在名詞上說空話！”

對于很多青年人的曲解，陳獨秀也批評道，“你說現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廢除一切法律政治。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你說要提倡共產主義，他就悍然意味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長久這樣誤會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底進步還是退步呢？”

02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

提起《新青年》，當然離不開魯迅的貢獻，作為同人編輯的一員，他也愿意“聽將令”，“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而魯迅先生思想獨有的穿透力和深邃性，使得他對舊勢力的抨擊往往鞭辟入里。

對于自己以及其他改革者言論的極端性，魯迅解釋道，“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對于那些反對白話文的人，魯迅斥責他們為“屠殺者”：“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獙硎亲訉O的時代?！?/p>

而對于下一代的教育，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也毫不留情：“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狠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p>

至于守舊勢力對于革新的恐懼，魯迅也以辛辣的筆觸加以諷刺挖苦：“什么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是好，何以應該保存？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是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p>

對于很多守舊派的盲目與自大，魯迅可以說是痛心疾首，認為很多人只是“合群的自大”，“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甚至還有一派認為“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么？”

正是對于這種可怕的居心和對下一代可能的后果的寒心，使得魯迅更為堅定地用筆作為武器，提出“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p>

03

“我們自己不但不會改良進步，

連老樣子都守不住，還有臉來說這種話嗎”

在新文化運動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斗士就是錢玄同。他出身于清代官吏家庭，又精通音韻學，但卻最為激烈地反封建，主張廢除漢字和舊文學，在《新青年》上以極為激進的語氣對舊學進行了辛辣的攻擊。

面對一些留學西洋，反而盲目崇拜西方封建等級思想的人，他毫不客氣地諷刺：“某君到西洋留學了幾年，居然學成了上等人——紳士的氣派，怪不得他常要拿手杖打人力車夫，聽說一年之中要打斷好幾根手杖呢！車夫自然是下等人，這用手杖打下等人，想必也是上等人的職務；要是不打，大概也是‘有失身份’罷！”

對于社會上不僅有“大清國遺老”，甚至也有二三十歲的“遺少”倡議“保存國粹”，錢玄同指出，他們所謂的“國粹”其實是“垂辮；纏腳；吸鴉片煙；叉麻雀；打撲克；磕頭，打拱，請安……提倡男人納妾，以符體制；提倡女人貞節，可以‘猗歟盛矣’。”

錢玄同毫不掩飾他西化的主張：“適用于現在世界的一切科學、哲學、文學、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發明的，我們該虛心學他，才是正辦”，這并不是盲目崇洋媚外，而是他真切地感到當時守舊派的虛偽與無恥。

當時守舊派常說：“大同是孔夫子發明的；民權議院是孟夫子發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發明的；立憲是管仲發明的；陽歷是沈括發明的；大禮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子發明的……”

然而錢玄同反問：“就算上列種種新道理新事物的確是中國傳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學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進步，到了現在的樣子；我們自己不但不會改良進步，連老樣子都守不住，還有臉來說這種話嗎？”

而且如果西洋一切都是中國固有，那么“何以會有什么‘甲午一敗于東鄰，庚子再創于八國’的把戲出現？何以要講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話？何以還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辦法？”

04

我們還需努力造橋

這橋便是彼岸，此外更無所謂彼岸

在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世紀后，《新青年》編輯們的熱情和精神依舊有其價值。陳獨秀曾在一篇隨感錄中指出，改革與進取是永無止境的，就彷佛造橋一般：

今人多言過渡時代，我以為這名詞還不大妥，因為有個彼岸能用渡船渡過去，永續不斷的宇宙人生，簡直是看不見彼岸或竟實無彼岸的茫茫大海，我們生存在這大海中之一切努力，與其說是過渡，不如說是造橋。

自古迄今人人不斷的努力，都像是些工程師和小工在那里不斷的造橋。這座橋雖然還沒有完工的希望，或永無完工的希望，但是從古到今已造成的部分卻是可以行人，并非勞而無功。

我們今后若是不想雙腳蹈海，若是還想在橋上行走，只有接續前人工程努力造橋，使這橋一天長似一天，行人一天方便一天；不但天天要把未造的延長，而且時時要把已造的修整，不可妄想一勞永逸，更不應因一時不見彼岸而灰心。

或者可以說，這橋漸漸造的又長又闊，能容大家行車跑馬，又架上樓閣亭臺，這橋便是彼岸，此外更無所謂彼岸。

原標題：《筍都被奪完了，他們曾經這么毒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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