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祥先生（1882—1965，字閬聲，晚號冷僧，海寧人）一生主要從事文教、圖書事業，學識淵博，生平鈔書成癖，一生鈔校九千余卷，前無古人。

張宗祥

經他校勘出版的重要古籍有《說郛》《國榷》《罪惟錄》等，其中《國榷》的點校整理，可以說是張宗祥費力最為深厚的，時間跨度也比較漫長。張宗祥曰：

此書予假蔣氏五硯樓舊鈔本過錄。蔣氏書，生沐先生（光煦）別下齋所藏。……

甲子（1924）至永嘉，承假攜行篋中，因得全鈔；中有二三空頁。后至江南圖書館檢視八千卷樓本，所缺亦同，乃知同出一源。丙寅（1926）、丁卯（1927）流寓滬上，頗思借劉氏嘉業堂所藏明歷代實鈔，一為校補。悠忽至今，竟未著手。以視先哲劬學著述之勤，愧悚奚似。乙末（1955）又據一鈔本校補，并為分卷。

張宗祥《大小戴禮記合纂序》：

解放之后，即來杭州，任省圖書館職務。從公之暇，忙于整理談孺木先生《國榷》稿者，幾及三年。

是知張宗祥早年即已著手校勘《國榷》，及至1955年又據另一鈔本校補，并為分卷，故有“談先生有知，當不責予魯莽也”一句戲謔之辭！

1958年版《國榷》書影

張宗祥后來之所以重拾校勘重任，蓋古籍出版社有印行此書之計劃。（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是出版總署直屬社，社長由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兼任，編輯不足十人，有徐調孚、張靜廬、章錫琛、陳乃乾等。1956年12月，文化部關于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獨立經營的請示報告，稱根據周恩來總理和陳云副總理的指示，擬加強中華、商務的出版工作，將古籍出版社并入中華書局，組成中華書局的編輯部。1957年3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并入中華書局。）

由于一方要出版，而另一方也已做了很多校勘整理工作，故雙方一拍即合，也商定好了稿酬數額。

但是因時代、政策等因素的變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在稿酬標準上以國家行政發文的形式調整過數次，而該書的出版恰好在調整之后，所以在點校、鈔寫費用的標準核定上，古籍出版社與張宗祥彼此產生了分歧。經過前后三年多的協商與內部討論，中華書局從信義、承諾以及團結作者諸方面考慮，為張宗祥補足了之前“口頭約定”的稿酬數額。

交稿時間與當時之約定

據徐調孚的記載，張宗祥將整理好的談遷史學名著《國榷》交給古籍出版社，時間為1956年（月份不詳）。

當時的點校費是3元/千字，《國榷》字數可能超過4000千字，但張宗祥只負責校勘整理，后期的校對審核工作由出版社負責，故時任古籍出版社副總經理的王乃夫于1956年12月15日批發徐調孚所擬的文件中有“擬送人民幣壹萬元”的批示。由徐調孚與張宗祥做了“口頭約定”（未見文字憑證），總稿酬計為10000元，并于1957年7月預付5000元，余款將在《國榷》正式出版后再行支付。（《國榷》共4284千字，以10000元稿酬計，則為2.33元/千字。）

當時古籍整理書稿的稿酬標準，舉例如下：

點校稿：

《資治通鑒》： 3元/千字。金燦然1956年4月17日所擬與陳述先生函曰：“工作報酬問題，《資治通鑒》一書加工報酬是萬字卅元。所以定為萬字卅元的原因是：為了標點《資治通鑒》，由范文瀾等十幾位同志組成了專門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負責了加工原則的設計、某些原則問題的和具體的組織工作。為執行這一工作，又以顧頡剛等十一位先生組成了專門小組，這個小組用具體辦法進行了標點和審校工作。這樣，可不必再另外請人審校，從而也就沒有審校費的支出。這本書工作報酬是包干性質的，除了標點和為標點所必須的校勘工作之外，其他許多校勘工作，廣鈔稿、標點說明、最后詳校清樣等，均未另外計酬。”

《四裔傳》 ：1元/千字。金燦然1956年4月17日所擬與陳述先生函曰：“《四裔傳》的工作報酬所以定萬字十元，主要是單指標點和為標點進行的校勘一項說的。另外的校勘工作和注釋工作以及前言等，是要另外計酬的。我們以為，僅標點工作費用萬字卅元，那太高了，把校勘工作、注釋工作等包括在萬字十元，一般的說，又嫌偏低了。因此，《四裔傳》的工作費，標點部分按萬字十元，其他工作另外計酬，我們以為不僅標準上和計算方法上都是比較合理的。誠如陳先生指出的，這里不是為了錢的問題，而是為了追求合理。”（這種將古籍文本和校勘、注釋內容區別標準的核算方式，在后來的古籍整理書稿中運用較多。）

金燦然為《四裔傳》稿酬標準與陳述先生函

《歷代各族傳記會注》： 3元/千字。徐調孚1956年7月17日所擬與中央民族學院關于《歷代各族傳記會注》的協議書：“（一）學院負責編輯加工工作，將本書進行編輯、標點，并加注釋。完成后，分批交與出版社進行出版工作。（二）全書共分四編，分四冊出版。第一編的排校印裝日程如下：1、學院于六月底以前將最后改定稿交至出版社。2、出版社于七月交印廠付排，于八月起，陸續將清樣送交學院校對，于九月全部送畢。3、出版社于十一月以前，將本書第一編出版。……（六）第一編之報酬辦法，議定按每千字三元計算，于簽訂此協議書后，先按原稿字數致送百分之五十，于出版后再按排印頁字數全部結算付清。第二編以下各冊，臨時再行協議。”

《歷代各族傳記會注》合同（底稿）

著作稿：

《尚書通論》： 陳夢家著，1962年簽訂合同，12元/千字。

《海瑞的故事》： 吳晗著，1962年簽訂合同，8元/千字。

根據上述文件，大致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稿酬標準的情況。而《國榷》以最初約定的總稿酬萬元，也是合乎標準與情理的。

1958年7月文化部頒發稿酬之《暫行規定》

如前所述，新中國初期高標準的稿酬（所謂高稿酬，是相對于普遍收入者而言的），陸續引起多數人的不滿。政府職能部門也因此經常討論，及1957年后，稿酬標準逐漸降低，至1958年7月14日，文化部頒發《關于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稿酬的暫行規定（草案）》，于同年8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試行。正式采用“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付酬原則。（1958—1962年，基本稿酬的標準：著作稿4—15元/千字，翻譯稿3—10元/千字。參見陳明遠《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文匯出版社2006年。）

該標準“試行兩個多月后，北京和上海的一部分作者和出版社提出倡議，要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式的勞動，建議降低稿酬標準。文化部根據上述建議于10月10日發出通報，將《暫行規定》的稿酬標準降低一半”（王澤泗《我國稿酬制度的歷史與現狀》，載《中國出版》1992年），稿酬再次降低，即著作稿3—8元/千字，翻譯稿2—5元/千字。（一年后，文化部發現降低標準不妥，不利于繁榮創作和提高作品質量，于是進行更改，繼續實行1958年7月制定的《暫行規定》。）

由于是普降稿酬，古籍點校稿的稿酬降低至2—6毛錢每千字。

圖書之成本、定價

1956年，文化部頒布《全國出版社一般書籍、封面、插頁定價表》，確立了正文分類別、按印張定價的基本模式。自此后的二十八年間，除在1958、1963和1973年基于政治目的對定價標準向下調整，印張定價模式一直延續到1984年，成為完全計劃經濟時代圖書定價的基本模式。

其制定的“保本微利”原則，或曰不能按照實際生產成本定價；或曰沒有讓出版社所創造的利潤全部轉化在價格中，而是讓一部分利潤（通常是大多數）有計劃地讓渡給社會，實現利潤的重新分配。

定價類別分了十一類，共二十六個分類項目，最后都有相應的定價標準。古籍整理圖書屬于第六類，定價標準為：0.09元/印張（新聞紙。若使用更好的紙張，可稍作增加）。

由于未能找到《國榷》一書的定價原始卡片，現參考中華書局兩種書的“圖書出版記錄卡”，以為當時圖書之定價情況：

《三國志》（平裝）：49印張，4插頁，5冊，1963年12月14日發印，1版3次。“備注”一欄之下，羅列定價計算公式：49印張×0.09元/印張＋0.015元/插頁×4插頁＋0.035元/封面×5封面＝4.645元。而在左側的實際定價里，寫著“5.30元”。

《遼史》（護封精裝）：50印張，12插頁，3冊，1974年10月出版，1版1次。羅列定價計算公式：49.8125印張×0.09元/印張＋0.01元/插頁×12插頁＋0.01元/封面（平裝）×3封面＋0.85元/封面（精裝）×3封面＝7.453125元。實際定價里，寫著“7.50元”。

《三國志》圖書出版記錄卡

上述兩書之定價，其實只根據所用紙張以及按印張數核算印刷、裝訂之直接成本，并未考慮其他成本，如排版、校對、編輯、設計、稿酬、管理等諸費用。

當時古籍整理圖書之直接成本各項費用名目與標準如下：

印裝費：0.023元/印張

紙張費：0.021元/印張

排版費：4—8元/千字

稿 費：按約定。

《國榷》于1958年12月正式出版。1版1次版權頁：

字 數：4284千

印 張：195.25

印 數：1-1000

定 價：29.00元

出版社：古籍出版社

印刷廠：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根據《定價表》核算：

196.25印張×0.09元/印張＋0.85元/封面（精裝）×6封面＝22.7625元

實際定價是29.00元。但此書之成本組成如下：

印 裝 費：0.023元/印張×196.25×1000套

紙 張 費：0.021元/印張×196.25×1000套

排 版 費：4元/千字×4284千字

布面精裝費：0.40元/個×6個×1000套

稿 費：5000元（以另外5000元不付計）

不算校對、編輯、設計、管理諸費，總成本為33171元。發行折扣是70%，則總實洋20300元。《國榷》第1版1次虧損12871元。

出版時間與最初之溝通

《國榷》出版的時間，版權頁標明是1958年12月，出版社依然署“古籍出版社”，而在中華書局的檔案里，卻都是以“出版于1959年1月”來記錄的。且其出版時間，都晚于1958年10月10日文化部頒發的《關于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稿酬的暫行規定（草案）》的通報。

1959年1月22日中華書局與張宗祥函（底稿）

徐調孚1959年1月19日所擬與張宗祥公函，其事由內寫“《國榷》稿酬作為結清”，文曰：

宗祥先生：

      《國榷》一書，我局已經出版，樣書二部業已寄奉，想早收到。稿酬標準，在整風以后已普遍降低，本書按照新標準，該致送斷句費和校勘費共二千六百元正，因前已預支伍千元，我們即作為付清，不補亦不退。又，原書仍行寄還，請收。

       此致

敬禮。

此公函22日經財務組會簽，曰“同意”，并于是日簽發。

宋云彬1959年1月日記：

二十四日：昨日徐調孚語余，閬聲鈔校之《國榷》，原定致送稿費一萬元，已先后匯去五千元，現在稿酬辦法另有新規定，不擬再付。余謂應再酌付若干。金燦然在旁，謂余言甚是，當再考慮云。

二十五日：上午，寫信給閬聲。

宋云彬

宋云彬先生（1897—1979）與張宗祥同為海寧硤石鎮人。1952年，宋云彬回浙江任文聯主席、省文史館館長，張宗祥時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省文史館副館長，且二人還有姻戚關系。1957年宋云彬被打成右派，次年舉家遷北京，任中華書局編輯，參與“二十四史”的點校、編輯工作，兩人書信往返頻繁。

1959年1月28日張宗祥與宋云彬函

1月28日，張宗祥復宋云彬函，曰：

老姻丈：

手書敬悉。近來多病，嫌煩，一無興致可言，遂至稽覆。《國榷》稿費，已得中華來書，據云五千元已支領過頭，舊說一概抹殺。這也好玩的事，我想不再過問，如有良心和信義，再寄一些來，我也不拒。……

1959年2月28日張宗祥與宋云彬函

2月28日，張宗祥又與宋云彬函，曰：

云彬姻丈：

近略能多坐，且亦從事《本草經》疏解矣。《國榷》一部，計六冊，另郵奉。書局贈兩部，一送圖書館，一自留作紀念。此乃另購，以踐宿諾，到請哂存。……

此事至此，及其后兩年左右的時間里，未有再發現相關記載。

從上述張宗祥的信里，我們能讀到他的不滿。中華書局在此事的處置上，雖說是根據文化部規定執行，并不違規，但也有“失信”之嫌。而對于處置結果，從張宗祥“不再過問”四字推測，雙方似已默認了此事到此為止。

中華書局最終之處理意見

轉眼到了1961年歲末，張宗祥與宋云彬函，舊事重提，希望中華書局“能補足稿費一萬元”，宋云彬并告諸古代史編輯室或局內負責同志，謂張宗祥“當時對此種做法，認為編輯部對鈔校者的勞動不夠尊重，任意降低稿酬，是不滿意的”（具參見謝方《〈國榷〉稿費檢查報告》）。所以在12月11日中華書局內部召開征求讀者意見會議期間，關于是否補付張宗祥《國榷》稿費事，又再一次討論。

據宋云彬1961年12月日記：

十一日：上午，局中有小會，談征求讀者意見問題，也談到了補送閬聲《國榷》稿費問題。

十二日：致張閬聲函。

中華書局討論后，即安排編輯部謝方將《國榷》稿費問題作一梳理，并擬出處理意見。

《國榷》稿費檢查報告之一

會議次日，謝方寫了一份《〈國榷〉稿費檢查報告》。該《報告》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情況及問題”；第二部分是“處理意見”：

我們認為對《國榷》稿費的處理，是不夠慎重的。按一般鈔校費，千字三元，這是很高的標準（一般斷句和校誤費僅千字二—六角）。按《國榷》的性質，工作的難易，千字二元比較合理。但我們沒有向作者說明這個理由，而是用另一種不講道理的片面“通知”，說要將鈔校費改為斷句費和校勘費共計二千六百元。又竟說過去已付的五千元，不用退回，而將原來最初定的千字三元或共付稿費一萬元的事卻一字不提。這是對鈔校者的勞動沒有應有尊重。我們認為應該補給他稿費。補的辦法是全部按新的標準，千字二元，并向他說明過去的標準不合理。計全書共四百二十八萬四千字，以鈔校費千字二元算，合共八千五百六十八元，除已付稿費五千元外，應補稿費三千五百六十八元。

《國榷》稿費檢查報告之二

此《報告》同日經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丁樹奇圈閱后，即交副總編輯蕭項平批示。

蕭項平副總編輯同日批示：

《報告》所敘情況及問題符合事實，但處理意見仍不妥。應照王乃夫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批發徐調孚同志所擬的一函中約定“擬送人民幣壹萬元”的數字，再送五千元。片面廢除合同，無論如何是不應該的，補就要補足，補得有理由，否則仍達不到團結作者的目的。

“王乃夫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批發徐調孚同志所擬的一函”未詳所以。（王乃夫曾于1945年任大眾書店經理；1951年西北人民出版社成立，任副社長；1956年任古籍出版社副總經理；1958年4月任中華書局副總經理，同年7月調甘肅省文化局工作。稿件是1956年交到古籍出版社的，稿酬總計萬元也是那時商定的，故王乃夫的批示時間應為1956年。）

梁濤然副總編輯1962年1月5日批示：

連鈔寫費在內千字三元致酬，不足之數全部補上。請調孚同志寫信。

是月9日，徐調孚即據《報告》并諸領導批示，擬公函，有之前種種“不合情理，不尊重您的勞動是不應該的”，此番按“千字三元的標準致酬，共應付12852元”，“除已預付5000元外，特再補奉7852元”云云。此份擬稿函，未見簽發，可能是大家對于超乎約定的標準付酬，又有不同的意見。

另有一份由王季康1962年2月10日擬的公函，事由是“補付《國榷》稿費事”：

出書后沒有按照原先約定的稿費數額支付。另根據新的稿酬標準計算，片面的決定。……這種處理是很不合理的。……

除之前曾致付5000元外，再補付5000元。此款即由銀行匯奉，請惠收，并盼示覆。

此份公函，經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經理潘達人、張北辰副總經理、徐調孚、傅惠時（財務科）會簽，潘達人副總經理旁批曰：“此件請打字，發出前再請王季康同志校對一遍。”梁濤然副總編輯2月12日簽發，批曰：“請交燦然同志，電話匯報后再發。”在天眉，有金燦然2月14日的簽名。（“再補付5000元”原作“再補付7852元”，看筆跡，應是金燦然最后修改的。）

由這份經編輯部草擬，并經組長徐調孚、財務科傅惠時會簽，由副總經理潘達人、張北辰簽閱，副總編輯梁濤然簽發，并由總經理總編輯金燦然最終簽字核發的文件，足見中華書局對此事之重視。

據宋云彬日記，1962年2月4日、15日分別有寄張宗祥函，第二函即在上述發文之后，有可能即將書局會議討論按3元/千字標準支付的情況告訴了張宗祥。

1962年3月3日張宗祥與宋云彬函

張宗祥3月3日復宋云彬函曰：

云老姻丈：

兩書敬承。伍仟元已到，此即意外；且照原約，不必再望意外。

兩個“意外”，第二個前冠以“不必再望”四字，疑似對宋云彬信里所提的回應（即原來約定的3元/千字標準重新核定支付）。

至此，《國榷》稿酬問題，終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