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初期，“歷史終結論”盛行，人們篤信“世界是平的”，認為最終各國都只有一種發展方向。

歐盟的高歌猛進似乎正是這種樂觀情緒的寫照。隨著1999年歐元區建立，歐洲各國被進一步捆綁前進。在歐債危機爆發前，歐盟給世人的印象是：各國除了語言，其他的終有一天要交給歐盟管。

今天，大家已經不再認為各國都要往一個方向發展了。連美國都開始改選更張。在歐洲內部，各國的自身特色也比以往更為突出。今天看歐洲，如果還只是把歐洲看作一個大經濟體，那么就像昏暗的燈光下看一身五光十色的袍子，難得其妙了。

要把歐洲拆開來看的話，首先還是要講德國。德國是歐洲的人口大國（8千多萬人，占歐盟5億人口16%）、經濟大國（GDP為2.5萬億歐元左右，占歐盟兩成）。在各種“資本主義模式”學說中，德國基本上都被視作某一資本主義類型（比如“萊茵模式”、“協調市場經濟”）的典型，這充分說明了德國經濟模式獨具特色。

要說德國經濟的最大特色，還數其出口。一般只有后發國家才采用“出口導向”的戰略來發展經濟，亞洲的“四小龍”、“四小虎”都是靠這樣起家的。在發達國家中，以出口見長至此者實為罕見。出口對德國GDP的拉動作用非常顯著，不但高于美國、日本等出口大國，甚至與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也不相上下。中國在2009年取代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但2014年德國又反超中國，成為世界上頭號貿易盈余國。

德國的這個特點并非憑空而來。二戰結束后，在美國的支持下，德國建立起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1976年，德國社民黨在競選時提出了“德國模式”（das Modell Deutschland），主要指德國的新重商主義出口模式。這種模式經歷了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經歷了歐洲一體化和歐元的誕生，經歷了歐洲債務危機，仍顯示出極強的活力。

德國出口主要是金融產品和各種各樣的高技術、高質量的機械設備和日用品，這類產品在國內的消費有限，因此主要針對國外市場。這種“出口導向”的思維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國的歐洲一體化戰略。德國支持建立歐元區的主要考慮是換取法國對“兩德統一”的支持，但歐元區建立后，德國實際上受惠很大。德國馬克的含金量高于歐元，德國加入歐元區后相當于貨幣貶值，刺激了德國向歐元區其他國家以及區域外國家的出口。

然后再講法國。法國是歐洲一體化“雙頭領導”中的另一頭。它最大的特點，不是出口，而是“國家”。

法國是歐洲最早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也是唯一一個經歷過徹底革命的歐洲強國。革命強化了法國的中央集權傳統，在法國的資本主義運行中，國家一直發揮重要作用，法國因此也被一些學者視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法國政府的稅入占GDP一半左右，僅略低于北歐國家。

法國出口競爭力不如德國，在加入歐元區前比德國更習慣于用貨幣貶值作為刺激出口的手段。法國之所以同意建立“德國版本”的歐元區，蓋因想用多邊體制牽制統一后的德國。通過一體化拉住德國，可以保住其在國際舞臺上的特殊地位，這也是法國積極參與領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重點所在。但歐元區成立之后，法國經濟表現不濟，而且改革難以推進。相比持續飆升的德國出口，法國出口則停滯不前。由于無法再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法國的貿易赤字越來越大。法國勞動人口中的失業率近30年來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少有低于7%，近十年更是在10%徘徊。

法國雖然重視國家的作用，但過去幾十年受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義影響也很深。歐債危機后，法國的資本家對德國所倡議的緊縮政策表示歡迎，認為緊縮政策也有助于改善法國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由于法國的經濟情況不如德國，所以法國政府也有心以“南歐老大”自居，敦促德國出資救歐。與德國相比，法國更支持“增長”（即刺激經濟）和“共同債券”（即各國在財政上互助）等倡議，其實質用意是讓德國承擔更多的救歐成本。

然后再講英國。英國的最大特色是“老大帝國”。這個帝國的歷史能夠解釋英國的許多思想和行為。

首先，作為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的經濟與全球聯系非常緊密。這導致其一直不愿完全把自己綁定到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中來。其次，由于英國要經營全球，因此有非常深的自由主義傳統——自由主義最有利于最強大的國家。

在戰后初期，與德國的強勁復蘇相比，英國經濟較為遜色：投資不足、制造業增長乏力、出口長期處于逆差狀態。英國資產階級接受了這個制造業衰退的現實，轉向金融業。英國向金融業的轉型非常成功，倫敦金融城成為可以與美國華爾街相媲美的全球金融中心。為了保持自己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英國拒絕加入歐元區。

和美國一樣，英國金融業大發展之后，英國經濟增長提速，甚至高于德國；但與此同時，居民儲蓄減少、房地產價格攀升、信貸消費增加。因為英國經濟高度依賴金融業，因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英國經濟受到的沖擊比別的國家更大。為了應對危機，英國出臺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因此財政赤字上升，赤字水平與美國以及南歐國家相當。發現自己處于這種情況之后，英國又及時地痛下決心削減赤字，搞起了緊縮與改革。到2014年，英國改革收效，經濟增速在西方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

英國金融業的發達也與其“帝國遺產”有關。在1914年前，英國在全球殖民，這為英國資本家帶來了大量利潤，也導致英鎊在19世紀的世界經濟中獲得了類似戰后美元的霸主地位。后起的國家覬覦英國的流動資金，英國銀行業正好可攜英鎊優勢在全球開展金融業務。全球金融危機后，英國雖然有心重拾制造業，但其高度倚重金融業的經濟格局并沒有實質改變。歐債危機后，歐元區加速一體化，建立在英鎊之上的英國金融業越發難以融入歐元區的規劃中。出于對“自由主義”特色的堅持、對“帝國遺產”的自信以及對歐盟經濟發展前景的悲觀，不少英國精英認為應徹底退出歐盟。

說完英國，再說意大利。

意大利經濟發展勢頭不如英法德等國，是“地中海模式”的代表。與英法德三國相比，意大利的中小企業、家族企業別具特色。但就國家整體經濟結構而言，意大利的南北差距值得一提。

哪個國家都有內部經濟差距，但意大利的是個歷史問題，北強南弱，長期困擾意大利政府。在上世紀60年代，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希望通過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彌合南北差距，但因為意大利的資產階級也有南北分歧，因此未能達成一致。意大利的左翼政治力量希望通過產業政策推動意大利從凱恩斯福利國家向社會主義逐漸轉型。但是，和法國社會黨、法國共產黨、英國工黨一樣，意大利左翼的戰略也失敗了。上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興起之后，意大利也開啟了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型。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意大利不再通過政治手段縮小南北差距。意大利北部融入了全球產業鏈，意大利南部卻一如既往地依靠財政撥款，南北鴻溝成為意大利右翼地區主義、政治沖突、政府赤字、“吃福利飯”等種種現象的根源。

因此，當歐洲各國討論組建歐元區的時候，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政黨都把加入歐元區看作融入全球產業鏈的手段，看作逃脫政治動蕩、赤字上升、貨幣貶值的手段，換句話說，看作解決南北差距問題的手段。加入歐元區對于意大利來說結果有好有壞。意大利加入歐元區之后雖然財政赤字有所下降，但經濟增長率也下降了，并且失業率上升。意大利的南北分化仍然嚴重，只是這個問題變成了歐盟框架下的“地區發展”問題。

上述德、法、英、意四國，算是歐洲的核心國家，下面再說說歐洲的“邊緣國家”。姑且以歐債危機中的主角希臘為典型。

希臘是靠歐盟“上位”的歐洲邊緣國家。1981年，希臘成為歐共體第10個成員國。但希臘卻一直沒有經歷像其他歐洲邊緣國家那樣的高速增長。希臘的經濟發展軌跡與歐洲核心國家非常同步：戰后復興、70和80年代增長放緩、90年代之后增長速度稍有回升。希臘的增長主要是靠國內消費拉動，但國內家庭儲蓄率已降至負數，大部分人的消費在相當程度上依賴的是信貸。因為國內投資與生產不足，消費主要靠外債支撐，貿易逆差也很大。加入歐元區之后，希臘信譽上升，借外債更為容易。外債在一段時間內支撐起了希臘經濟繁榮的假象。希臘在加入歐元區時，宏觀經濟指標并未完全達標；但歐洲大國看重希臘在經濟和地緣上的戰略地位，對希臘“開了后門”。

粗粗講完歐洲幾個有代表性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國家和人一樣，各有各的特點；即便住在了一個屋檐下，也難改經年形成的稟賦習氣。一個國家要往何處發展，外界的影響因素之外，其歷史也同樣對其能選什么路走構成了制約。不同國家之所以愿意在一個屋檐下共存，都有各自的考慮?，F在歐盟發展受挫，一體化前景難料，各成員國如何根據自己的國情、利益、傾向來和歐盟互動，對歐盟的發展前景就至關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