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戲稱為“歐洲總決賽”的德國大選將于2017年9月24日舉行。同近兩年歐美其他國家的大選類似，雖然有自由民主黨表現意外、社會民主黨后繼無力等多個話題涌現，但輿論關注的焦點還是集中在近幾年異軍突起、被劃為右翼的“德國選擇黨”之上。

截止到本周，德國選擇黨在各獨立調研機構舉行的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百分點雖然剛剛達到二位數，但仍然足以成為角逐總理人選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和社會民主黨外的第一大黨。正在這個時候，選擇黨提名的總理候選人之一魏德爾被曝出“郵件門”。在這些郵件中，魏德爾表示：吉普賽和阿拉伯都是“沒文化的民族”，德國政府的所有人都是“豬頭”，德國不再是一個獨立國家。這樣的言論讓熟悉德國政治的人不禁感到疑惑：這不犯忌嗎？

雖然德國選擇黨的競選活動多由該黨目前的總理候選人魏德爾和高蘭德領導，但角逐大選所需的政治資本早在2016年就開始積累，選擇黨連續進駐各個聯邦州州議會為大選打下基礎。而真正使該黨成為政治現象和“新聞爆款”、最終在輿論和政治上都獲得影響力的人，其實是前任黨魁佩特里。

歐美政治體制下，一切政治活動都需要民意支持。一些政治活動家篤信“為民辦實事”從而贏得民意，但另一類技術型政治活動家則懂得用輿論帶動政治。《明鏡》周刊就曾刊文指出，德國選擇黨從佩特里的言論中獲益良多。即便在卸任黨魁多月后，她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仍時常被人詬病。

2016年，佩特里在接受《曼海姆晨報》采訪時曾經公開表示，為了把難民擋在德國國境線外，警察“必須學會開槍射擊”。歐美社會承平日久，暴力雖然在新聞報道和影視作品中并不少見，但經過二戰后整個西方社會對暴力的系統反思，傳統意義上的暴力早已遠離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據報社的線人透露，在德國選擇黨的一次黨務會上，常務委員中有人憤憤地攻擊佩特里壞了事：“你做的一切都是屎！”佩特里回答：“請問我該怎樣理解這句話？”對方回擊稱：“屎這個字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事實上，佩特里提出的“不妨使用武力”論已經悄悄改變了右翼勢力謀求上位的套路。在此之前，盡管右翼勢力會在宣傳中“意有所指”地表示外來移民會竊取本國國民的工作機會，意在激起和加大人們心中對外來者和“反傳統”者的恐懼，并選取合適的時機借題發揮，提出歐洲和西方文明將要因此消亡，從而將這些恐懼轉化為憤怒。但這一切僅僅停留在“意有所指”的階段。在以深刻反省二戰著稱的德國，像佩特里這樣公開而直接地談論“開槍射擊”，是集體記憶中自前民主德國士兵開槍射擊試圖越過柏林墻的“逃亡者”之后的首次，在歐美政治語境中無疑是越界之舉。

2016年3月，作為“大選熱身賽”的三個聯邦州的選舉開始前不久，德國選擇黨在民意調查中已獲得了12%的支持率，足夠使之成為德國政黨角逐中的第三大政治勢力。就在德國內部民意高漲的時候，和佩特里同屬德國選擇黨執委會的比阿特麗克斯·馮·施托赫又站出來強調，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排除必須對婦女和兒童開槍射擊。

到了2017年大選前夕，除魏德爾的“郵件門”之外，高蘭德則在圖林根舉行的一場選舉活動中，公開對著歡呼的人群表示要“解決”（entsorgen）社民黨的一名有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女議員——用的“解決”一詞正是70多年前，納粹德國提出“解決猶太人方案”的那個“解決”。

回想2016年3月，也許阿特麗克斯·馮·施托赫并不是“腦子被驢踢了”，也不是圖一時最快，而是已經意識到，哪怕是在歐美國家中對“暴力”二字最反感、對“種族”問題最敏感的德國，新的游戲規則也正在形成。

從2013年成立以來，德國選擇黨的迅猛發展態勢獲得了不少關注，吸引了帶著擔憂、喜悅、謹慎的各路目光。但無論如何，在從2013年到2017年短短四年時間內，德國選擇黨完成了從成立到在各州議會站穩腳跟最終走進國家議會的全過程，對比傳統歐美大黨，這么快的發展速度可說是史無前例。如果說社會民主黨用了20多年的時間力證自己代表德國產業工人的利益，當時被譽為政壇黑馬的綠黨也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堅持不懈地表述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格局下人們對環境的擔憂，那么德國選擇黨又是如何在短時間里迅速獲取民意，贏得輿論和政治的雙重關注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對新老聯邦州（注：兩德于1989年以民主德國并入聯邦德國的方式統一。因此，對屬于前民主德國的五個聯邦州稱新聯邦州，對屬于前聯邦德國的十一個聯邦州稱老聯邦州），德國選擇黨提出了不同的口號。

新聯邦州比較好忽悠。兩德雖已統一很久，但各方面、尤其是經濟上的差距還是很驚人的。在柏林乘坐地鐵，只要一過曾是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分界的亞歷山大廣場，窗外的景致幾乎是兩個世界。統一雖給民主德國的經濟帶來了好處，但也使其滯后狀況在聯邦德國的繁榮面前無所遁形。沒有了柏林墻和軍警擋住人員“外逃”，過去民族德國的很多地方現在已成“鬼城”。而更令前民主德國的人們吃力的是，經濟還沒有恢復過來，就跟著聯邦德國一起被拖進了全球化的大潮。經濟基礎差、失業率高、人員外流，這三點足以構成排外的最好土壤，所有的問題都會被怪罪到“外人”的頭上：經濟基礎差，是外人毀了我們的市場；失業率高，是外人搶了我們的工作崗位；人員外流，是外人擠壓了我們青年人的生存空間。所以，德國選擇黨在新聯邦州打的就是愛國牌，但是他們又巧妙避免了牽涉過多政治因素的愛國主義，而僅僅提出“保護家鄉”的口號。

但“愛國主義”這張藥方在老聯邦州那里就不怎么靈了。首先，老聯邦州相較于新聯邦州本來就有經濟和政治體制上的優勢，他們并沒有那么強烈的“失去家鄉”的感覺。其次，“愛國主義”這個概念，在老聯邦州的語境里并不受歡迎：二戰之后，對納粹的全面反思使“愛德國”成了政治和文化中的禁忌。在德國不僅很少聽到國歌，而且直到2006年世界杯，街道上都很難看到一面國旗。并且，經歷了1960年代的左翼學潮、70年代的后現代主義、八九十年代的解構主義思潮之后，德國社會早就對一切宏大概念失去了興趣。“愛國”也好，崇高也好，煽情也好，在老聯邦州都是已經過時的梗。但這最后一點，雖然斷絕了在老聯邦州打“愛國”牌的可能，卻被德國選擇黨頗為精準地揉捏轉化為另兩面輿論的大旗：“傳統”和“反抗”。

所謂“傳統”，指的是回歸“純德國式”的傳統。就像政治學家總結的那樣，其代表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保守的、信基督教的、較為年長的白人男性”，最好還是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這實際上就是科爾執掌基督教民主聯盟時的樣子。但不要忘了，科爾任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黨魁是在1973到1998年，任德國總理是1982年到1998年，他的權力全盛時期正好覆蓋了冷戰由白熱化走向消退最終結束的過程。而千禧年前后的歐洲和國際局勢發生的改變完全把德國和世界變成了全新的局面：老齡化社會的問題開始凸顯并逐漸升級為養老危機；六七十年代來到西歐務工、幫助德國重建的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已經長大并且走入社會，他們自身所挾帶的文化、甚至是他們的存在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使歐洲的文化和社會圖譜發生變化；歐洲的發展已經到了不得不做出戰略調整的地步——最直觀的例子就是歐元誕生——盡管北約仍然存在并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有約束力，但歐盟的誕生和壯大已使歐洲各國有底氣在涉及各類國際問題時，優先考慮自身而不是美國的態度。

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提“傳統”的意義何在呢？千禧年后，全球化的步伐越來越快。這對歐洲國家的沖擊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若干“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起，另一方面是歐洲“老大哥”美國的擴張。盡管很多人認為，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歐洲會對“第三世界”更加警惕。但實際上，美國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勢力上的擴張和滲透和歐洲社會的自然發展才是使所謂的“傳統”更有比照性的原因。

或許那些訴諸“傳統”的人們不能理解越來越多的外國商品甚至公司的“入侵”是全球化經濟規則的必然結果，但他們起碼會看到：大街上出現了越來越多麥當勞，年輕人不再聽貝多芬，愛聽的歌和美國人愛聽的一樣都是英語唱的，越來越多的人通宵達旦地蹦迪，電視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有色皮膚和奇異的著裝、習俗。在德國這樣一個以自己的文化為榮的國家，這些改變傷害了部分德國人脆弱的神經和自尊。他們對此捶胸頓足，大嘆人心不古。他們認為德國式的德國，應該是“美好舊時光”的樣子：男人西裝領帶出去干活，女人擦著粉和口紅在家燒菜，在丈夫到家前還得換身裙子，夏日偶爾帶上兩個孩子去意大利度假，一家人周日去教堂禮拜，回來吃的是甘藍燉肉配土豆湯。這樣的“傳統”，跟德國選擇黨在新聯邦州提倡的“愛國”其實是換湯不換藥，都是針對那些有“舊日情結”、并把發展所必然帶來的不適歸咎于發展的人。

這種“傳統”論的悖論在于：真正經歷過那個被呼喚的年代的人并未對所謂“美好的舊時光”表現出多少懷念。這些圖景描繪的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德國印象”：彼時，經濟奇跡使德國人擺脫了困苦的戰爭記憶，開始有閑錢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全球化的浪潮尚未波及到德國。然而，保守地以25歲到55歲作為工作年齡段估算，真正在這段時間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人多半經歷過戰爭，最起碼也經歷過戰后的廢墟時代。當選擇黨鼓勵人們想象花紅柳綠，教堂巍峨，掛著古老人像的鄉間旅館里，臉蛋粉紅的姑娘笑瞇瞇地端上一盤奶油醬汁豬肩肉配炸土豆的“美好舊時光”，并且質問為什么一切不能停留在那個年代時，時代真正的見證者們卻清楚地知道：彼時的鄉間小道滿是泥濘，那個臉蛋兒粉紅的姑娘可能是當地某個農民的私生女，因為身份不被接受只能在鄉間旅館端菜，桌子對面掛著的人像也不是什么“農民風情畫”，而是旅館老板對那些把生命留在二戰戰場上的家人的記憶，并且人像還穿著納粹軍裝。

而所謂“反抗”，指的是德國選擇黨把自己包裝成“小人物”和激進的代表。對結構和階層的反抗自六十年代末的左翼學潮，經由七十年代的議會外反對黨運動，到今天已經深深植根于歐洲的政治文化。反抗意味著勇氣和革新，意味著“大多數”的小人物力量壯大，并向權力結構的“高層”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而爭取自己的權益。在近來的事件中，德國選擇黨巧妙地把其他政治力量的技術錯誤轉化為“那些高層的人不聽你們說話，不在乎你們的感受”的“定性分析”，然后以“我們來代表你們”的形象出現。德國選擇黨還抓準了后現代的社會語境下流行的反崇高的文化心態，微妙地把流行于各大傳統政黨、政治場合以及媒體的“歐洲價值觀”和虛偽的“崇高”劃上了等號，向選民傳遞出這樣一種信息：知道你們聽夠了，我們就是要撕下這些頭腦僵化的人的華麗外衣，給你們一個接地氣的現實，也許我們說的不那么動聽，但你們知道，這才是真實。

不無諷刺的是，“反抗”已經從最開始的“物不平則鳴”逐漸變成政治和社會機制里固化的一環，變成了“為了反抗而反抗”，從而使“反抗”自身也帶上了它最初所要反對的“權力”、“結構”和“階層”的色彩。“宏大敘事的終結”成了新的宏大敘事。盡管德國選擇黨給自己的公共定義是“小人物”的代表，但就連佩特里本人都在黨代會上說過：“我們不能只是賺錢少的小人物的黨”。

距德國大選還有不到兩周。按現在的趨勢，德國選擇黨進駐德國聯邦議會成為在野黨幾乎已無懸念。接下來，無論哪個政黨組閣，都必須面對這個“攪局者”同其他在野黨分工甚至聯手的局面。主流媒體上，依然有很多人無法接受這么多選民選擇了“種族主義者”。

但也許，“種族主義”并不是德國選擇黨最合適的標簽。事實上，盡管人們傾向于認為選擇黨的“民意基本盤”是那些“失敗者，失業者和低素質人群”，但這只是無法忍受“侮辱”的人的某種自我安慰。選擇黨的成員構成實際上非常復雜，其中既不乏教授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也不乏從基督教民主聯盟這樣的傳統大黨“叛逃”過來的人。更合適的說法是，選擇黨代表的是一種情緒，有別于其他傳統政黨的是，它在策略上選擇了“情緒”而不是“階級”作為自己的輿論訴求。正如若干右翼用來做文章的發展帶來的不適一樣，德國選擇黨的上位也是發展的結果。傳統大黨與其痛心疾首地拒絕接受“侮辱”，不如深挖造成這些情緒的社會和經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