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國結婚登記數據為763.6萬對，創下36年來的數據新低。長期以來，社會偏見中常將結婚率低的責任歸結為女性眼光過高，“剩女”等標簽也因此衍生。然而結婚率低的現象實由眾多因素綜合導致。從人口結構來看，中國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三千多萬，失衡的人口比例造成部分男性或女性無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擇偶而出現“婚姻擠壓”。

澎湃問吧邀請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萬喆、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翼做客，從人口經濟學與人口社會學角度思考婚姻擠壓現象與當今時代婚姻的意義。

開頭結尾：Coyote Wedding- Martin Klem

插      曲：Every Reason I Know-Bireli Snow

【時間軸】

19:45  婚姻擠壓的多個維度：性別擠壓、區域擠壓、階層擠壓

25:40  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為何女多男少

27:10   韓國歷史上的性別失調何以糾偏

35:40   城市多剩女、農村多剩男，何解？

39:35   兩性認知脫節，成為阻礙婚育意愿的原因

46:10   彩禮背后的經濟學邏輯

57:00   貝克爾《家庭論》：現代婚姻是市場行為嗎?

57:56   為何說被當作工具的婚姻，反而更穩定

60:00   愛情與婚姻是兩回事？怎樣看待婚姻的經濟性質

【以下為本次訪談節選】

出生性別比，何以導致婚姻擠壓

澎湃新聞：出生性別比如何計算？何為性別婚姻擠壓？

萬喆：出生性別比這個概念實際上反映社會中男性與女性的性別比例。所謂出生性別比高是指以女性為基數，也就是女性計為“1”的情況下男性比女性所得的數字。由于中國的人口基數很大，因此即使男性與女性的人口比例為一百零幾與一百，當對應到兩性人口時就發現，中國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三千多萬。

由于出生性別比，就間接導致適婚年齡的男女性中出現婚姻擠壓現象。所謂性別婚姻擠壓，較為一致的定義是：“在一夫一妻制前提下，婚姻市場中供需失衡，即某一性別人口與可以選擇的異性人口比例失衡，導致了部分男性或者女性無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擇偶，出現成婚困難，這一現象即為婚姻擠壓”。簡單地說，有一部分人太多而找不著對象。當然，婚姻擠壓也有階層擠壓、學歷擠壓、地域擠壓。

澎湃新聞：世界哪些國家經歷過性別失衡情況，何以導致，又如何糾偏?

萬喆：根據歷史發展來看，發達國家總體來說性別比相對比較平衡的，但是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性別比失衡相對嚴重一些。如果再仔細看，也會發現整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等因素，對性別比都有所影響。

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一度陷入女多男少狀態。總體來說當時認為是二戰后的一段時間，由于戰爭導致男女失衡。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自然調整，漸漸恢復平衡，一直到目前為止都保持比較平衡的狀態。

另外俄羅斯也有女多男少現象，一方面與二戰、冷戰、經濟轉型等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和社會文化有關系。一些調查表明，俄羅斯男性都比較酗酒，不少人因為酗酒壽命相比女性短得多。

另外還有一些男多女少的例子，在亞洲國家發生較多。韓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兼具中國和美國的特點。上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性別比并不偏高，甚至有些時候是偏低的，因此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婚齡女性比婚齡男性多，與美國等類似，這大概也是一種“戰后現象”。

此后韓國出現了短暫的“嬰兒潮”，即補償性生育，導致人口迅猛增長。這段時間，韓國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生育管理。由于韓國本身有偏好男孩、重男輕女的文化，外加當時B超、人工流產等技術逐漸發展，不少父母對于嬰兒進行性別干預，一胎的人工干預幾率相對比較小，二胎三胎的時候就呈指數級上升，導致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男性嬰兒人口增長。

1960年，韓國人口總和生育率達到5.9，韓國進入了近代化、城市化和經濟增長并行發展的階段，其認為高速的人口增長已經嚴重阻礙韓國經濟社會發展，因此將控制人口數量納入第一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1962年，韓國政府開始提倡計劃生育，到上世紀80年代，又進一步倡導一孩化政策。經過這一階段的調整，韓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80年代中期下降到更替水平，人口類型完成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所以可見，歷史、社會、文化、政策因素對于性別比均有較大影響。韓國的戰爭、經濟騰飛、計劃生育、父權文化等，都給性別比的波動打下了烙印。

張翼：還有幾個影響因素可以補充。第一個是宗教信仰跟婚姻制度密切相關，例如泰國結婚難主要是很多男性選擇出家，導致大量適婚年齡段的女性擠壓，男性根本不追求女性。所以我去非洲一些國家訪問時，這些村落中信基督教的可能只娶一個老婆，信伊斯蘭教的則會娶四個老婆。

另一方面也與人口遷移有關。例如在“五月花號”剛到美國的那一段時間，美國女性人口非常短缺。后來在移民過程當中，不少女性經過本地化過程，或與當地的土著結婚，導致人口比例逐漸走向均衡。

此外在中國的環境內也可以看出，人口遷移會放大婚姻擠壓的問題。比如在中國現代城鎮化過程之中，人力資本高的人優先遷移到城市，這些群體能力越強在大城市生活的能力也越強；而人力資本低的那些人口則會留在農村。但在婚戀市場之中，地域偏遠、經濟條件差、生活條件不理想地區的農村男性，難以找到對象、進入婚姻生活。這就導致了先行遷移對后行遷移造成的擠壓。

既有剩男，何來剩女

澎湃新聞：我國既然男多女少，那么應該擁有市場“優勢”地位的女性為何也會“剩下”成為一個現象級話題呢？

萬喆：“剩男”和“剩女”更多是對社會現象的表述，因為目前處于社會變革非常快速的時期，傳統觀念和現代觀念有極大的撞擊。其實兩種群體背后有非常不同的成因。

剩男大多是由于不平衡的人口性別比。在適婚年齡的男性比女性多三千多萬的情況下，多出來的這一部分人，選擇面就會比較窄。所以說剩男實際上是統計學概念上的“剩余”。

但對于“剩女”來說，實際上是另外一種現象。指現在有一些女性不再像以前那樣追求一定要進入婚姻，或者現狀沒有達到可以步入婚姻的滿意狀態，因此就保持獨身的現象。傳統思潮中對女性的要求，還是以家庭為主的社會個體，但目前出現很多女性過了婚齡仍然單身，因此被叫做“剩女”，其成因、動機跟所謂的“剩男”并不一樣。而這背后也反映著，過去很多支撐婚姻的理論或架構現在可能已經不復存在。農業社會中，如果沒有結婚生育、家庭和家族不壯大，可能在生活甚至生存上都遇到困難。但到了工業社會以后，家庭和家族規模開始逐漸縮小。隨著女性參與進工業化勞動之中，體力弱勢不再重要，兩性經濟關系越發趨于平等，過去促進兩性家庭組成的動因也開始有一些新的變化。

澎湃新聞：為何“農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

張翼：后工業化階段以后，我國出現大范圍的鄉村往城市的人口流動，女性在城市找工作的容易程度比男性好一些。根據統計數字，北京市內20歲到30歲之間的年輕女性比男性多將近100萬人。此外，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群體中，女大學生的數量也開始逐漸超過男大學生的數量。所以這一情況就導致城市里剩余的女性大多是學有所成、工作較好的精英女性。對于城市中的這部分女性來說，主要由于精英男性比較少而造成擠壓。

而對于農村男性來說，主要則是由于女性人口短缺形成擠壓，由于婚姻市場是個競爭的市場，家庭偏遠、來自農村、有殘疾或人力資本較低的男性被動剩下的現象就更為突出一些。因此可以說，人口流動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婚姻擠壓的程度。這一點可能是當前中國在轉型時期不得不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

澎湃新聞：曾有專家提出“讓農村剩男與城市剩女配對”，引發了很多批評的聲音。老師們對于這一事件怎么看？如果要緩解中國很明顯的婚姻擠壓，可以從哪些維度嘗試疏通？

萬喆：這當然是一個很無稽的提議。因為如果把婚姻想象成市場也必須是自由市場，供需雙方至少應當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另外正如前面所說，剩男和剩女的成因非常不同，機械化地湊到一塊毫無意義也不負責任。

如果要嘗試解決問題，我認為要從兩頭來解決。對于被動擠壓剩下的中低層剩男問題， 一方面是對于生存技能給予扶助，幫助加大人口流動的程度，使他們在經濟市場與婚姻市場中都更有競爭力一些，至于能不能進入婚姻，確實只能夠看自己的緣分。另一方面，男性應當提高自己對于婚姻的認知。過去常認為男性是提供好資源的一方，但新時代女性對男性的要求更多會偏向你能不能做一個好配偶，對于精神的要求在不斷上升。因此讓思維認知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就非常重要。如果男性對于女性、對于婚姻的認知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在婚戀市場上當然難以找到合適對象。

而對于“剩女”現象來說，我們會發現有時候受過高等教育、經濟水平高的女性反而在婚姻市場上不受歡迎。社會其實對于優秀的女生存在著潛在的擠壓與偏見，這種擠壓對于女性而言是否公平呢？如果對此類優秀女性并不公平，又怎么能要求她們進入到婚姻市場給別人更多的機會、對她們提出這么高的要求呢？所以我認為社會也需要跟隨女性的發展，有一個再認知的過程。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聊婚育問題。過去常說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生育率就會越低。因此在這種形勢之下，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往往比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地區低。但是事實上，北歐的發達國家并非出生率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地方反而是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

為什么不能用過去的這套理論解釋了？我認為隱含了一個新現象，就是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會產生男女性認知的脫節。那些男女認知相對較為對等的社會，例如北歐十分強調男女平等、女性平權，女性感受到婚育之后能夠得到的尊重與保障，所以生育率相對來說較高。另一個反向案例是，中東的一些國家因為宗教的原因，一個人可以娶多個老婆、生育很多孩子，男女雙方在認知上也較為一致因此并沒有影響生育率。因此不管認知是在哪個水平上一致，只要男女雙方的認知越一致，生育率就越高，如果認知差別越大，則生育率越低。

而男女認知特別不對等的國家，比如韓國兩性之間的認知差距非常大，就會導致生育率越低。前幾年韓國的一部電影《82年的金智英》播出時，受到很多女性追捧，卻被男性大罵和批評，兩性出現了特別強烈的點評分化。婚姻說到底是一男一女構成，當男女對于兩性的認知有極大差距時，雙方對于婚姻中兩性關系的認知如果達不成共識，就非常難步入婚姻、組成家庭。

婚姻的本質是利益捆綁嗎

澎湃新聞：剛剛老師們也提到婚姻中涉及的一些經濟問題，如何看待很多男性認為結婚難怪罪于天價彩禮？彩禮背后是怎樣的經濟學邏輯？

張翼：彩禮本身是自私有制發展以來的一個歷史性產物。由于在過去，結婚之后是女方離開自己的家庭，在學術上叫做“從夫居”或“從父居”，意味著女性跟隨男方到男方的村落里去，形成新的家庭。而在過去由于女性結婚年齡普遍較早，因此女方家庭把女孩養十五六歲，女方尚未給娘家干過任何活，就直接嫁到男方家里給男方干活與生育后代。因此在農業社會跟工業社會的早期，彩禮大多是作為對女方家庭尤其女方父母的補償，是對人力資本付出的代償。

但在工業社會中晚期以后，女性跟男性都具有非常強的勞動能力，女性掙錢也不比男性少。即使結婚生子以后，女方仍能在家庭內部擁有一定的決策權利，女性可以將收入的一部分用來回報娘家父母。因此，就會發生兩種情況：越是在人力資本低的人群里，婚嫁索要的彩禮就比較高，比如農村等相對貧困的地方彩禮越高；越是在城市中女方家索要彩禮多為象征性，陪嫁金額可能比彩禮更高，背后反映的就是對于婚姻預期的不同。

這也就可以解釋，目前在江浙比較富裕的一代，出現男女兩方家庭協商后產生新的結婚制度，名叫“兩頭婚”，即雙方結婚后既不到女方家也不到男方家定居，“男不叫娶、女不叫嫁”，兩邊都有婚房，都有生活的空間。另外一個特點是生兩個孩子，一個隨男方姓，一個隨女方姓。這種情況下通過協商的方式，就把禮金跟陪嫁的問題完全給解決了。所以我覺得彩禮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在發展過程當中這個現象很難在短期之內消除，但未來我們要倡議的是移風易俗，也倡議將來婚姻里的男女平等。

澎湃新聞：當我們討論彩禮的問題的時候，底層邏輯是否承認了現代婚姻成為一種市場行為？是否會像貝克爾《家庭論》中所說的那樣讓婚姻滑向工具主義的邊緣？

張翼：貝克爾對家庭的分析整體是放在經濟學背景下分析的，把生小孩也叫做耐用消費品。總體來說婚姻確實是競爭的產物，如果男性希望尋找不要彩禮的女性，那么就發現你其實找不到不要彩禮的女性，彩禮是你喜歡她就得付出的必須成本。彩禮也不是沒有原則的要價，而是在社會里被逐漸定義的產物。因此我們把彩禮制也應當作一個規范來看就比較容易理解。

萬喆：貝克爾的研究中是用經濟理論來進行分析。我覺得婚姻確實有一定工具性，從古至今看婚姻就會發現它從來不止是感情融合的產物，過去的工具性只比現在強，不比現在弱，封建時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只是出于地位、經濟的考慮。

但工具性并不一定純粹是弊病。當婚姻被視作工具時，穩定性有可能更強一些，因為牽涉到非常多實質性的利益，使得它在這樣的基礎上保持了某種穩定性，婚姻不會因為感情的消散而輕易解體。

而為什么現在婚姻其實變得更不穩定了？一方面，在工業社會或者是后工業化社會，每個人都面臨非常快的變化和流動性，過去“一生只愛一個人”是因為你一生也見不到幾個人。另一方面，婚姻的本質也發生了變化，婚姻對于感情的需求更高，大多希望找到精神合拍的對象，但隨著生活閱歷、情緒認知上的變化，不穩定性反而會因此凸顯，很可能因為哪個階段兩個人沒有完全同步就各奔東西。可以說工具化的意義對婚姻越少，實際上它的外部支撐就越少，一切情感只建基于兩個人認知的協調性，一旦認知的協調性發生變化，關系就可能土崩瓦解。所以從這個維度來看，婚姻中的工具性并不見得完全是壞事。

澎湃新聞：婚姻的工具化與愛情的崇高化是否脫節，如何正確地看待婚姻中的經濟性質？

張翼: 愛情是倫理的，但婚姻是合法的。本質上婚姻關系是個家庭關系，家庭關系是個經濟關系，所以它是私有制的產物，也伴隨私有制社會所描述的私有制變化而發生變化。在更多的時候，家庭尤其是婚姻制度是一種契約關系，是被國家的婚姻法所約束的正式制度。包括目前也出臺離婚法對于婚姻雙方進行保護，就是希望通過法律協商的方式，形成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局面。所以有時候愛情與婚姻重疊，有時候不重疊。

我覺得當前的婚姻制度只是與當前的社會有關系。等將來社會、科技繼續發展，現在所維護的婚姻制度在未來社會依然會以變化的方式存在，也會創新出新的兩性之間的制度，這是我的基本判斷。

萬喆：結婚確實會考慮工具性，只是過去的“工具性”更偏物質性，沒有這個工具可能導致生存能力大大下降。但目前物質性的取向大大弱化，很多人不結婚也能養活自己。此時對于婚姻工具性的認知就發生了層面上的改變，現在會發現工具性可能體現在精神支持。當你一個人面對世界感到孤單，或很難一個人扛過去某個階段的時候，有這樣一個人能提供安慰或陪伴，就是當下時代伴侶更重要的意義。包括女性對于喪偶式育兒特別不滿，也是因為認為伴侶的角色應當能夠提供較為細膩的支撐。

因此婚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效用。我認為在當今時代，離婚沒有什么問題，不結婚也沒有什么問題，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結婚，除了有所謂社會傳統的慣性以外，其實還是因為在婚姻中找到了需要的東西。我認為在新的環境中找到新的需求，這種需求其實是值得大家再去發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