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與介紹

在后冷戰時代，美國成為了國際社會中唯一的超級大國。與此同時，其社會和政府對自己所奉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充滿信心，并表示要在世界層面將其實現。這具體表現為一種自由主義霸權政策（Liberal Hegemony）：擴展自由主義國際組織——北約、歐盟和世貿組織——的規模、推廣經濟的全球化以及向他國傳播自由主義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這一政策起初取得喜人的成果。前蘇聯羽翼下的東歐各國紛紛加入了歐盟和北約；中、俄這樣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大國也加入了世貿組織；在中東，美國更是用武力將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強加于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政策出現了問題。全球經濟危機向世人揭露了自由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缺陷；而歐盟諸國也在英國啟動脫歐進程之后離心離德；中東沒有得到自由和民主，反而成為了廢墟和恐怖主義的溫床。

針對上述種種亂象，芝加哥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于2019年出版并被譯介入中國的《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一書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該書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下解釋了冷戰后美國自由主義霸權政策的來龍去脈。其主要觀點是，美國自由主義霸權政策的目的是以美國社會為藍本對各國進行社會工程，從而在世界層面實現自由主義。這一政策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因為自由主義在根本上是與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相對立的。而真正奠定國際社會及其運行規則的是民族主義對民族自決的需求以及現實主義對地緣政治的考量，而非自由主義對民主、人權和自由市場的空想。《大幻想》一書在美國學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作為攻勢現實主義理論（Offensive Realism）的開創者，米爾斯海默在書中以他一貫的清晰文筆、犀利邏輯以及對激進自由主義的批判立場贏得了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等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和羅伯特·梅瑞（Robert. W. Merry）等保守派評論家的盛贊。即便身處向來推崇自由主義霸權的民主黨核心，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也不得不承認, “當代史更多地站在作者（指米爾斯海默）一邊，而不是美國政府一邊。” （Jake Sullivan, ‘More, Less, or Different: Where US Foreign Policy Should and Shouldn’t Go From Here’,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9, pp. 169.）

近日如火如荼的俄烏問題也是自由主義霸權政策的一個縮影。早在2008年，不斷東擴的歐盟與北約便已表達了將烏克蘭納入其中的意愿。美國更是花費50億美元向烏克蘭傳播民主制度。2014的一場政變則推翻了烏克蘭當時尚且中立的亞努科維奇政府，親西方的新政府取而代之。自此，烏克蘭先后經歷了克里米亞戰爭、烏東內戰以及當下的俄烏戰爭。又一次，這一政策沒有為她的目標國帶來自由主義所承諾的人權、民主和繁榮，而是戰火和苦難。在對烏克蘭人民的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時，生活在和平中的我們不禁追問：為什么美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他國采取自由主義霸權政策？這種政策為何在近年頻頻失敗？它在俄烏問題中有著怎樣的表現？米爾斯海默是筆者修讀芝加哥大學國際關系學碩士專業期間的老師。他在教學之中對《大幻想》中的觀點亦多有闡說。值此風云變幻之際，捧讀這部國際政治的著作對我們思考上述變局或許不無益處。

《大幻想》作者米爾斯海默

政治的起點

對于米爾斯海默，政治的起點是對于人性的兩點假設。首先，人類的理性批判能力是有限的。（19頁）因此，人類不能夠就哲學上的第一原則問題（First Principle） ——什么是好的生活——達成共識，所以沖突不可避免。其次，人是社會動物。（20頁）我們都生在有著不同的文化以及對于第一原則不同理解的社群當中。基于這兩點假設，我們可以推論，圍繞于第一原則的沖突本質上是不同社群之間的沖突，而這種沖突經常是暴力的。如果一個社群想要在這種暴力沖突中生存下來，它需要構建自己的政治制度以建立內部的等級制度，從而實現其自我決定。同時，像軍隊這樣的政治制度使得社群能夠通過擴張來征服和消滅其他社群，從而掠奪資源以增強自身實力、保障自己的生存。（47-48頁）因為一個社群保障自己生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變得比其他社群更強大。

然而，自由主義對于人性有著不同的看法。雖然它同意上述假設的第一點——人類有限的理性思維使得我們無法就第一原則達成共識，但它并不同意上述的第二點。 因為自由主義認為人類不是社會動物，而是帶著普世且與生俱來的權利出生的許多獨立個體。（62-63頁）因此，對于自由主義，關乎于第一原則的沖突并不是社群之間的沖突而是個體之間的沖突。個體構建社群也不是出于共有的文化，而是為了保障每個人都能夠按照自己對于第一原則的理解生活，并且防止不同個體因對于第一原則的不同理解發生暴力沖突。因此，接受自由主義的社群為達上述目的采取三種策略。第一是明確每個人生來具有不可剝奪的、按照自身意愿生活的權利。第二是在社會上樹立寬容的典范。第三是建立一個位于社會之上、保護個人權利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主要職能有二。首先是作為一個“守夜人”通過制定法律來仲裁關乎第一原則的沖突，從而保護個人的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如私有財產的所有權以及生存權等只要不受到他人侵犯即可保持完整的權利。其次是對于自身加以限制和平衡，由此防止國家侵犯個人的消極權利。（63-65頁）能夠做到這兩點的國家叫做自由主義國家。考慮到她們在近現代大多實行民主制，所以書中也稱其為自由主義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

自由主義的“幻想”

在工業革命以后，自由主義的一支——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認為自由主義國家的職能不應當只限于上面兩點。除了當“守夜人”，國家還需要作為“社會工程師”通過社會工程促進個人的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如公平享有發展機會和社會資源的權利——的實現。（60頁）與上述的消極權利不同，這種積極權利即使沒有受到他人的侵犯，也必須在政府主動干預之下才能夠得到實現。同時，在國際社會上，“進步自由主義”認為自由主義國家應該通過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傳播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建立自由主義的國際制度并且開放國際市場——來以自身為榜樣干預國際社會，從而在國際層面上實現自由主義。（169頁）在他們眼中，通過改變他國政權向海外傳播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能夠捍衛普世的人權。且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能夠在國與國之間建立寬容的典范，從而讓世界更加和平。再者，向海外傳播自由主義可以消滅國外的意識形態對手并且保護自由主義在國內的主導地位。（170-171頁）

這一戰略的背后有著三種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在做支撐。一是民主和平理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該理論認為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266頁）其理由是這些國家推崇寬容、尊重個人權利、和平解決爭端和國與國之間的互信等價值觀。還有，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對于政府的制衡能夠有效防止戰爭。因為戰爭多是出于政府領導層的意愿，而選民多不愿有戰爭。另外，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領袖們在危機時刻更擅于公開表達自己的決心，這一點能防止他們因猜疑而開戰。二是經濟依存理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有著密切經貿往來的國家之間極少發生戰爭。（266頁）該理論假設國家會認為繁榮比生存更重要。國家間密切的經濟往來使得戰爭的代價極高。畏于此代價，民眾和利益集團會推翻發動戰爭的政府。三是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它認為自由主義的國際制度能夠通過國際合作推進國際法的實施，以國與國之間的法律防止戰爭的發生。（267頁）因為國際制度可以通過重復合作（Iteration）、事件關聯（Linkage）、提高信息的透明度（Transparency）和降低交流成本（Transaction Cost）等方式促進國與國的合作。

“幻想”終歸是“幻想”

在作者眼中，政治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本身就有漏洞。首先，普世的、不可分割的個人權利是一個過于抽象的概念。在現實中，相較于實際的利益，抽象的權利并不被多數人重視。（112頁）還有，既然自由主義認為人們不能夠就第一原則達成共識，那么，世人將如何就一套普世性的人權達成共識呢？（113頁）

其次，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發生沖突時，前者必然落于下風。（113-114頁）因為民族主義更符合人性與歷史。（139-141頁）民族主義認為民族是享有共同文化的社群，而人類也的確是因文化而凝聚為民族的社會動物。還有，民族主義重視主權、自我決定和生存，從而促進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并且兼并比他們弱小的民族。（114-115頁）這是近現代主權民族國家（Sovereign Nation State）的基礎。而所謂的自由主義國家也建立于其上。因為一個國家要先成為主權民族國家才能夠成為自由主義國家。（126-127頁）美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相較之下，自由主義將人視為獨立的個體并且將國家視為僅僅服務于個體的工具是與人性和歷史相違背的。

最后，當自由主義國家試圖在海外建立普世的自由主義時，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矛盾使得這一目標無法實現。對現實主義來說，我們的世界是由在歷史當中生存下來的主權民族國家組成，她們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所以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Anarchy）的狀態。（181頁）其中每個國家都具有一定的軍事能力并且按照理性行動。（181頁）她們也永遠不能夠確切地知道對方的意愿。（182頁）在這一世界里，每一個民族國家將生存作為其首要目的并且認為實現生存的最佳方式是變得比他國更強。她們畏懼彼此、通過自助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問題并且進行著權力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以彼此的生存和權力為代價增強自己的權力（184-185頁）。為防止被對方在這種博弈里削弱和消滅，每個國家都采用均勢邏輯（Balance of Power Logic）——通過阻止其他國家增強她們的力量來保障自己的生存，與此同時盡一切手段增強自己的力量——來參與國際關系。在上述前提下，自由主義霸權無法以自身為藍本重塑世界秩序。因為這個藍本需要一個凌駕于各國之上的“政府”來扮演政府在自由主義國家內部的角色。但是，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不允許這樣一個“政府”存在。所有主權國家為了生存獨立行事、相互博弈，沒有一個“政府”作為“守夜人”或“社會工程師”來保護或促進它們的權利。

再者，作者認為支撐自由主義霸權的三個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理論或實證的層面是站不住腳的。第一，民主國家的制度無法支撐民主和平理論。這一理論的假設——人民不希望有戰爭——是錯誤的。（273頁）如果領袖讓人民相信戰爭對他們有利，人民會希望戰爭發生，也愿意承擔戰爭的代價。另外，關于戰爭的決策多發生于危機關頭，這種時候民主制度里對政府的制衡機制往往會被凍結。（276頁）而且，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領袖未必能更好地公開表達自身的決心，因為他們也需要讓自己的威脅模糊化，以增大自身的談判區間。（276頁）同時，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尊重、寬容、信任、和平——也不能支持民主和平理論。因為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和自由主義國家的多數人民一樣奉行這些價值觀。（279-280頁）另外，在布爾戰爭和一戰當中，實行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國家也曾經同彼此交戰。第二，經濟依存理論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戰爭的經濟代價并不總是難以承受。戰爭中的國家可能快速取得勝利，也可能在戰爭中獲利。（285頁）即便國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出于生存和自決的考量也一定比出于經濟的考量對國家決策更重要。（286頁）第三，自由制度主義只適用于有著共同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往來。（290頁）國際自由主義制度意圖通過國際合作促進法治與和平。但是，如無共同利益，合作無從談起。總而言之，這三個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有兩個共同的缺陷。一是它們充其量只適用于一種情況：整個世界由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構成且這些國家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二是這些理論認為民主制度、經濟依存和自由主義國際制度能夠極大地提升和平的可能性，但不論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它都不能夠消滅戰爭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米爾斯海默認為我們的世界總體上是民族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產物。（196-202頁）人性與政治通過民族主義以主權民族國家的形式結合起來，而這些民族國家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下構成了我們的國際社會。在這樣的世界里，自由主義在與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發生沖突時永遠是失敗的一方。

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

實際上，縱觀近現代史，米爾斯海默發現自由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霸權政策是個十分少見的現象。因為，當有兩個及以上實力相當的大國共存的時候，她們中任何一個的首要目的是在與其他大國的交往中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實現某一種意識形態。（213-124頁）因此，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只能夠在一個自由主義國家恰好成為世界單極（Unipolarity）的前提下發生。在冷戰結束后的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時代，這一少見現象因美國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且她恰好是自由主義國家而發生。

但是，由于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存在，美國并沒有實現她的目的。首先，美國并沒有通過在中東進行政權變更成功推廣普世的人權。相反，美國在當地的侵略行為導致了當地民族主義對美國價值觀的強烈抵觸。（226-231頁）其次，美國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除了東歐和中東的騷亂，美國還讓自己與中俄的關系變得更糟。因為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在全世界推廣人權的目標使得美國試圖干涉他國內政，這讓其他國家出于民族主義感到十分反感。（231-233頁）另外，自由主義霸權政策讓美國與非自由主義國家的外交舉步維艱。因為自由主義使得美國對與之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持有一種敵意和優越感，這令美國在同不接受自由主義的敵人沖突時難以保持克制并基于現實主義考量作出理性決策。（239-242頁）例如，美國本可以在與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府合作的情況下進行反恐戰爭，但它選擇了消滅這兩個政權。更何況，對于不同意識形態的這種敵視本就不符合自由主義所謂“寬容的典范”。自由主義還使美國盲目，以至于它不顧其他國家仍在采用現實主義的均勢邏輯而忽視這一邏輯。（234頁）例如，美國不考慮俄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支持北約軍事力量東擴，打破這一地區的均勢，導致克里米亞戰爭。（235-238頁）近日的俄烏戰爭也是這一政策的后果。最后，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危害了美國國內的自由主義。由于這一政策導致的連年戰爭，美國國內的安全部門得到極大的加強，同時戰爭也讓美國的領導人回避國內的批評聲音。（242-248頁）因此，美國在9/11事件后監視自己的公民并且建立了關塔那摩的集中營。這些行為都與其標榜的自由主義人權理念相違背。

鑒于上述，在書的最后，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應該摒棄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并基于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采取更為克制的外交政策。（309-310頁）美國應該從地緣政治出發，在東亞、中東和歐洲維持各國軍事力量的均勢，而不為傳播某一種意識形態而貿然進行戰爭。（314-316頁）同時，考慮到民族主義對自決的強調，美國應該避免對他國進行社會工程，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于人。（317-318頁）最后，美國對朋友和敵人的界定也應當基于利益而不是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接受程度，這將使得美國可以與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合作，有效達成自己構建均勢的目標。（319頁）當然，米爾斯海默認為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文化傳統當中已然根深蒂固，美國也難以靠自己作出上述改變。（323頁）在他看來，真正能讓美國擯棄自由主義霸權的因素其實是中國的崛起。（310頁）如果中國能夠崛起為世界上的第二個超級大國，那么——自由主義美國是世界單極——這一自由主義霸權政策的根本前提便不復存在。在一個兩極（Bipolarity）對峙的新世界，新的國際結構將迫使美國思考新的政策。

回首俄烏局勢

讀罷《大幻想》一書后回首當下的俄烏戰爭，我們便對其成因有了一個答案。正如米爾斯海默在書中指出，當美國及其盟友邀請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盟，并且向烏克蘭輸出民主的時候，美國忽視了俄羅斯在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當中所采用的均勢邏輯。（235-238頁）這正是俄烏戰爭的導火索。如果隨著亞努科維奇2014年的下臺，美國在烏克蘭的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大獲全勝，其后果將不是俄羅斯可以基于均勢邏輯所能夠接受的。在地緣政治層面，烏克蘭是前往莫斯科的兵家必爭之地。蘇聯曾經在衛國戰爭期間于此地熬兵百萬、流血漂櫓。出于生存考量，俄羅斯不會容忍這一地區落入自由主義陣營的勢力范圍、鞏固美國及其盟友在東歐的軍事力量。于是俄羅斯在烏克蘭2014年政變后立刻攻占克里米亞并支持烏東親俄武裝進行內戰。但烏克蘭在失去克里米亞和烏東內戰的雙重壓力之下仍然在2019年立憲表示自己將加入歐盟和北約。俄羅斯遂在今年對烏克蘭采取了軍事行動。所以，《大幻想》中認為自由主義在與現實主義的沖突中無法成功的觀點于俄烏戰局當中得到了佐證。

然而，米爾斯海默在《大幻想》中的另一觀點，自由主義在與民族主義的沖突中無法成功，卻未能在俄烏戰局當中得到印證。其實，兩者在烏克蘭非但沒有互相沖突，反而相得益彰。我們近年可以發現，面對俄羅斯的威脅，烏克蘭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如米爾斯海默所說，民族主義重視主權、自我決定和生存。（114-115頁）烏克蘭人民希望烏克蘭可以抵抗俄羅斯的鐵蹄，為自己的民族爭取到生存與自決。他們強烈地支持親美的澤連斯基政府，因為這是他們自己選出的政府。他們也對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盟的進程報以熱情，因為他們希望通過潛在的盟友保衛自己的生存、自決和主權。甚至可以說，從2008年開始，美國及其盟友對烏克蘭的自由主義輸出一直都受到該國人民的歡迎。這種種現象表明，烏克蘭的民族主義非但從一開始就沒有與美國輸出的自由主義發生沖突，反而在戰爭陰云下與自由主義越走越近。而當這個民族選擇了自由主義的這一自主選擇被俄國人粉碎之時，烏克蘭的民族主義終于被激怒，它將讓烏克蘭成為俄羅斯棘手的敵人。

在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經常成為一個民族在對外戰爭中的“戰力倍增器”，并造就拿破侖戰爭、衛國戰爭與抗日戰爭等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軍事佳話。這一規律也可見于俄烏戰爭中的烏克蘭。在這場戰爭中令許多國際關系專家費解的是，盡管俄烏兩國軍事實力懸殊，烏克蘭仍然讓俄羅斯在戰爭中步步維艱：烏克蘭挫敗了俄羅斯從北線攻取基輔的計劃，在馬里烏波爾和哈爾科夫讓俄軍付出巨大的傷亡，甚至于對俄羅斯本土發動奇襲、打擊俄軍的油料補給。于是，盡管俄烏戰爭已開始兩個月有余，俄羅斯非但沒有讓烏克蘭人在談判桌前屈服，反而深陷戰爭泥潭，被西方諸國以各種制裁手段或對烏援助不斷放血。在這一切的背后，經自由主義加持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這里，我們還不能夠說俄烏戰爭對米爾斯海默的上述觀點提出了反證。因為作者僅僅說自由主義在與民族主義發生沖突時注定失敗，但并沒有否認兩者共存的可能性。但是，既然上述事實證明自由主義不但可以與烏克蘭民族主義和諧共處，甚至能將后者強化為“戰力倍增器”，那么俄烏局勢便對《大幻想》的結論，美國應當摒棄注定失敗的自由主義霸權，（309頁）形成了反證。因為這些事實證明，即便自由主義霸權政策不能夠成功地在全世界實現自由主義，它至少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服務于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盡管自由主義烏克蘭的幻想已經被雙方的炮火炸得粉碎，自由主義對于烏克蘭人民產生過的吸引曾讓烏克蘭成為俄羅斯門口的一個陷阱：對一個自由主義烏克蘭的忌憚讓俄羅斯決定先發制人，陷入一場久戰不勝的戰爭。另外，自由主義在烏克蘭的破滅激起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怒火，而這種怒火又讓烏克蘭成為了美國在東歐布下的一根尖釘，狠狠地刺傷了俄羅斯。在這種俄烏兩國乃至整個歐洲都籠罩在戰爭陰霾中、一損俱損的情況下，美國成為了漁翁得利者——不論烏克蘭的命運如何，歐洲都會因與俄羅斯的決裂更加依附美國，俄羅斯也很可能因一場消耗戰實力大減，不再是和中、美處于一個層次的大國。美國雖然沒有在烏克蘭實現自由主義，但她穩穩攥住了歐洲的咽喉。她的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即使不能夠實現自由主義霸權，也還是能夠維護美國的霸權。

既然如此，雖然自由主義霸權政策與其自身所標榜的意識形態目的相違背，它為美國帶來的上述地緣政治利益至少說明，出于現實主義的均勢邏輯，美國還不能夠擯棄這一政策。在這一點的基礎之上，我們則可以進一步質疑《大幻想》中的一個根本假設——自由主義霸權的目的是在海外傳播并實現自由主義。（169-171頁）這一假設的缺陷在于過度理想化。美國的確沒能在全世界實現自由主義，但是，她的真實目的會不會本就不是實現自由主義呢？美國將東歐諸國逐步納入北約和歐盟，她的真實目的恐怕不是帶給她們自由主義，而是要制造一個對俄羅斯的包圍圈。美國令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滿目瘡痍，這的確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失敗，但她成功防止了中東地區霸主（Regional Hegemon）的出現，且維持了自己在中東的離岸平衡地位（Off-Shore Balance）。米爾斯海默認為對均勢邏輯的忽視讓美國在烏克蘭實現自由主義的企圖失敗，但是，這一企圖本身會不會就是出于均勢邏輯和零和博弈——以俄、歐的生存和權力為代價鞏固美國在歐洲的霸權，而自由主義只是它的一層華麗外衣呢？自由主義在烏克蘭與現實主義發生沖突時的確被粉碎，但這里的現實主義考量只來自于俄羅斯嗎？美國的確忽視了俄羅斯的均勢邏輯，但這一“忽視”是自由主義狂熱下的無心之舉，還是現實主義思維下的有意為之呢？所以，我們始終無法排除的一種可能性是，美國自由主義霸權的目的并沒有米爾斯海默所設想的那般理想化。至少在筆者看來，自由主義霸權的本質，一言以蔽之，則是：自由為虛，霸權是實。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場旨在實現美國意識形態的“大幻想”，而是一場意圖維護美國單極地位的大戰略。

可能性與復雜性

當然，筆者在此提出的觀點也僅能作為一種可能性。其實，在1990年代，美國政界與學界曾就美國在后冷戰時代的外交政策進行過激烈的辯論。最占上風的兩派一是首位論（Primacy）, 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在軍事上維持對其他國家的絕對優勢，防止其他大國崛起，以維持美國霸權之下的單極世界。另一派是共同安全論（Collective Security）, 他們認為美國應該積極建立基于自由主義的國際制度和秩序，從而建立一個擁抱自由主義的和平世界。《大幻想》一書顯然假設自由主義霸權政策來自后者——共同安全論。但根據上述分析，自由主義霸權當中也處處可見首位論的影子。既然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實質上也是兩派妥協的產物。這兩派直到今天也仍然相持不下，所以本文和《大幻想》的觀點也都有待討論。

同時，筆者相信，探討自由主義霸權的根本目的到底是“自由”還是“霸權”對于我國的當代外交和政治學研究有著非凡的意義。首先，既然美國是我國最重要的伙伴和對手，理解其外交政策的目的有助于我們處理愈發復雜且關乎人類命運的中美關系。更重要的是，此種討論還能促使我們去回答一個政治學的終極問題：意識形態在政治中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換言之，當一個國家在追求自己生存與發展的時候，其自身文化傳統里對于普世性社會理想的構思到底是主導國家政策的大舵，還是戰略與戰爭的面紗？

筆者按：本文當中出現頁碼一律來自該書中譯本：[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M].李澤譯.劉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同時，針對文中部分部分人名和專業術語，筆者都已附上英文原詞，以避免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