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善行，一次爭議，一次再普及。

成功為自閉癥兒童群體籌款1000多萬元的“小朋友畫廊”項目，引發了一場爭議，也讓公眾接受了一場慈善知識的再普及：善款是否應該直接給到畫畫的自閉癥兒童、善款具體的預算情況應該如何公開、募捐是否可以引入商業活動……

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的多位專家學者表示，這起事件確實反映出慈善組織在信息公開方面做得還不夠好，但也折射出公眾對慈善公益的認識不足，仍存很多誤解。

很多人將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務劃了等號，認為做公益就是免費的，不接受募捐資金的一部分作為公益人員勞動報酬的做法，不認為公益也是一個行業。

慈善組織信息公開程度不夠、不及時，反過來加劇了公眾的誤解及不信任。

“不能只按照法律規定進行最底限的公開，而要積極主動將很有可能引發公眾質疑的內容進行公開，才能消除公眾質疑。”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國非營利評論》執行主編馬劍銀表示。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勁則建議，除了法律法規要求的最低標準，“為了贏得普通公眾捐贈人和公眾的支持，公益機構可以自己決定公開哪些信息、不公開哪些信息，引入良性競爭，讓捐贈人和公眾自行選擇給予或者放棄支持。”

與西方國家的百年公益相比，中國的公益起步未久，其未來走向也成為業界討論的焦點。從傳統的“授人以魚”到“授人以漁”，再到“改變漁業生態”，業內人士已經開始探討商業慈善的實現路徑。

公開弱

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法》規定，只要在民政部門登記滿兩年的慈善組織，若機構治理和運作符合相關條件，便可以獲得公募資格。慈善組織可以采取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組織形式。

在此之前，獲得公募資格卻難上加難，甚至有業內人士用“婆媳”來形容主管部門與基金會之間的關系。作為一直以來慈善機構的主角，基金會曾分為公募與非公募兩種。

“在以前，只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性社會團體才可以擁有公募資格，且完全根據相關政策批出來的。”陸璇說。

此外，根據《慈善法》，如今即使不具備公募資格的組織和個人也可以和有資質的慈善組織合作開展公募，近期引發多方關注的“小朋友畫廊”公益項目便屬于此種情況。

多名法律及公益界人士近日向澎湃新聞表示，這一年來，慈善資源正通過更開放的方式進行良性競爭，有利于慈善資源更合理地配置。

希望到來，質疑也緊隨其后。“公募得來的資金用在哪些地方”、“是否用在了’刀刃上’”、“是否存在詐捐”，一系列疑問直指公募的信息公開。

于亮是輕松籌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運營官，他認為，慈善組織普遍在公募后續資金使用情況的監管上存缺陷，“現在絕大多數數據只能靠手動公開”。

2016年8月31日，輕松籌和另外12家單位一起，被民政部指定為全國首批可以統一發布募捐信息的互聯網平臺，公募信息的發布突破了慈善組織自身信息渠道的限制。

《慈善法》關于信息公開的第七十三條顯示：“慈善項目實施周期超過六個月的，至少每三個月公開一次項目實施情況，項目結束后三個月內應當全面公開項目實施情況和募得款物使用情況。”也就是，“事后公開”（項目和資金使用情況）有一個“三個月”的寬松時間標準。

相比之下，有關公募“事前公開”的爭議聲更大。

按照《慈善組織公開募捐管理辦法》的規定，公開募捐前，需將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起止時間和地域、活動負責人姓名和辦公地址、接受捐贈方式、銀行賬戶、受益人、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財產的處理等）在活動前十天報給有關民政部門，由民政部門向社會公開。

不過，這其中的“募得款物用途”一項并未明確包含資金預算。

“一般基金會不愿意公開他們的項目預算。一方面，預算很可能是粗略計算，另一方面，也許一部分費用要做項目的宣傳和推廣，實際上這種情況在項目落地層面是合理的，但是公眾可能會覺得，沒有把每一分錢用在救助本身上。”于亮稱。

除此之外，《慈善法》和現行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要求慈善組織（基金會）每年向民政部門報送年度工作報告（包括財務會計報告），接受檢查，同時民政部及時向社會公開對慈善組織的檢查評估、表彰處罰結果。

于亮介紹，目前只有很少部分的基金會會主動公開民政部的審計結果，“普通百姓看審計報告也很難看出門道。”

信息到底如何公開才算足夠透明？多名學者和律師向澎湃新聞表示，信息公開應更加積極主動、明確詳細，但卻不適宜設置硬性規定。

“國內以前的慈善組織常常忽視和用戶之間的交流。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已從單一個體的大額捐贈變成了很多個體的小額捐贈，需要把這些小額捐贈人的一次性捐款變成長期、定期捐款，這個關系的培養就建立在反復的信息溝通上。”于亮說。

在他看來，從慈善組織角度出發，只有將公募項目所有資金流轉的票據向公眾公示，才能證明資金的合理合規使用。

“輕松籌正在做區塊鏈方式公開數據，希望每使用一筆資金，出處都能自動錄入，相當于建立一個電子賬本，所有賬目信息都能體現出來。”于亮介紹，目前一些基金會也有意向引進區塊鏈技術，但被費用壓力、內部財務流程等問題牽制未能改變。

不信任

“公眾對公益慈善的理解需要一個知識上的轉型。”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國非營利評論》執行主編馬劍銀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這樣說。

在他看來，認知公益有兩個維度，一是通過捐錢、捐時間做志愿服務，二是以公益為職業，用勞動換取自身的生活成本。

問題在于，公眾混淆了兩者，將做公益與志愿服務劃了等號。“在慈善組織里有大量的專業人士，跟其他單位沒什么區別，只不過是從事的領域不一樣而已，這并不意味著要志愿服務，做公益不一定就是免費的。”馬劍銀表示。

上海映綠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發起人、董事長、總干事莊愛玲，以具體的項目對公益事業的專業性做了進一步闡釋。

“以做自閉癥兒童的公益機構為例，并不是誰都會做自閉癥兒童康復教育的，首先你要了解自閉癥，學習康復教育技能，然后還要經過專業人士的代教、督導等過程才能獨立做自閉癥兒童的康復教育。”

在莊愛玲看來，這個過程與到師范院校學習才能登上三尺講臺教書沒有區別，都體現了所屬行業的專業性。

在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鄧學平看來，公眾對公益慈善的不信任，還緣于我國《慈善法》、《慈善組織公開募捐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出臺較晚。之前有關慈善組織的法律規制缺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募捐程序不規范的現象，反面案例的曝光，也就進一步引發了慈善組織公信力的問題。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為促進公益事業的發展，我國相繼出臺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等法律法規。

曾參與慈善法修訂研討的復恩社會組織法律服務中心創辦人、理事長陸璇認為，為避免被所謂的慈善組織詐捐，除了政府要積極開展普法教育，公眾自身也應該學習相關法律知識。“學好法律知識，就會意識到慈善組織應該出示相應的資格證書、年報等材料以證明籌款的合法合規。”

馬劍銀也表示，公眾應該對自己負責，承擔有可能被騙的風險。

莊愛玲呼吁公眾對公益機構和具體的項目要有耐心，中國的公益事業的全面興起，其實是在201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之后，與歐美百年公益史肯定是不能比的。

同時，她也強調，公益機構應該通過各種形式邀請公眾參與到具體的活動中來，形成良性互動，“公眾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了，才有可能消除誤解，愿意給你捐錢。”

待修規

《慈善法》于2016年3月16日由全國人大通過，同年9月1日正式施行。

馬劍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慈善法》的一處表述不規范，即第十條第2款的“本法公布前已經設立”的措辭。

據《南方周末》報道，這意味著在《慈善法》公布日（2016年3月16日）前設立的慈善組織可申請認定為慈善組織，而慈善法實施日（2016年9月1日）后新設立的非營利組織可以直接登記獲得慈善組織身份，偏偏處于兩者中間近半年時間里成立的社會組織不知如何獲得慈善組織身份。

法律維度亟待解決的還不只這些。馬劍銀透露，《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這三大條例作為《慈善法》的配套條例，本應在《慈善法》出臺后也修訂出臺。但一年多過去了，還處于征求意見階段，“無論學界還是業界都希望這三個條例的修訂版趕緊出來”。

他還認為，現行的三大條例與《慈善法》并不是很匹配，尤其是《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針對的是民非，而《慈善法》里又出了一個新概念“社會服務機構”，現實的問題是，目前又沒有一個相應的社會服務機構的法規。

“那你的法律依據呢，什么是社會服務機構，慈善法里只是出現了這么個概念，沒有具體解釋，但圈內人士都知道它是原來的民非轉過來的。”馬劍銀認為，亟需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進行修訂，改為相應的社會服務機構登記管理條例。

此外，這部條例也沒有規定一些民非到底什么樣的情況下就可以認定為慈善組織。即便是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組織認定辦法》也只是規定《慈善法》公布前已經設立的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非營利性組織，申請認定為慈善組織，適用本辦法，并沒提及民非。

參與過《慈善法》修訂研討的陸璇也同樣表示希望新的條例盡快出臺。他認為，這些法規不出臺會導致很多困難。“比如那些沒有被認定為慈善組織的公益組織，如何參與募捐活動需要有進一步解釋，包括這些組織的活動地域也都需要進一步的解釋和規范。”

他透露，很多在9·9公益日上出現的公益性組織并不是慈善組織，對它們來說，要規范發展，則需完善相關規定。

此外，陸璇認為，新條例出臺也利于對公眾開展普法教育，加強社會組織工作人員的法律能力建設。“公眾對于非營利組織的法律規范不了解，進而會誤會一些現代慈善的操作方式。社會組織不了解這些法律規定，也會犯錯誤。”

舊的條例為匹配《慈善法》要修訂，才出臺施行一年的《慈善法》的具體規定也要真正落實，以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

《慈善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組織、捐贈人、受益人依法享受稅收優惠的，有關部門應當及時辦理相關手續。

在法律學者看來，這條激勵性措施并沒有很好地落實，且有優惠的具體規定不明確。

馬劍銀說，對捐贈發票的使用沒有很好地落實，現在實踐中對自然人的捐贈是按月來抵扣所得稅的，也就是說假如某人這個月捐贈了兩萬，只能抵扣他當月的所得稅額，不可順延或到年底集中抵扣。“這顯然是不太合理的，嚴格來說與慈善法的基本精神相違背，因為稅務部門這么做并沒有法律依據。”

在陸璇看來，對慈善組織的稅收優惠政策也是滯后的，并沒有出臺配套條例規定享受怎樣的優惠。

商業慈善

中國慈善事業未來的定位和走向，成為眾多專家學者討論的落腳點。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勁建議，政府和行業監管應遵循適度監管與互聯網思維去中心化監管相結合的思路。

他認為，監管太嚴會限制當前中國公益行業特別珍貴的創新活力，監管太松會造成自律不嚴的機構鉆空子，對行業的健康發展不利。

“中心化的監管意味著，并不是所有的規范、規定和方法都由政府部門統一制訂，而應充分運用互聯網和市場機制，通過良性競爭，優勝劣汰，讓公眾用實際行動投票、選擇。設立這樣的機制，鼓勵這樣的機制，而不是集中制訂標準和規范。” 李勁覺得，這或許是未來努力的一個方向。

陸璇對監管限制太嚴做了進一步解釋，他說，國外根本沒有管理費用和慈善活動支出的限制，而中國規定了慈善活動支出的最低限額和管理費用的最高限額。

在民政部、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于2016年10月11日聯合印發的《關于慈善組織開展慈善活動年度支出和管理費用的規定》中第七條規定，慈善組織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年度慈善活動支出不得低于上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費用不得高于當年總支出的百分之十。對于暫不具備公募資格基金會，在這方面的限制則更多。陸璇認為，這一規定或許可以放寬一些。

雖然在國外沒有規定限額，但不代表慈善組織可以隨意使用善款。陸璇介紹道，在國外，如果挪用善款太多，比如百分之八十的錢都用于管理上，監管部門、相關利益方、捐贈人可以追究慈善組織責任。“美國紐約州有專門的慈善局，可以訴訟那些中飽私囊的慈善組織，但由于對管理費用沒有硬性標準，雙方可以在法庭上舉證討論，法官會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上海映綠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發起人、董事長、總干事莊愛玲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法律監管應排最后，作最底限約束即可。作為具有廣泛公眾性的慈善行業，首先，公益組織要依靠章程自我約束；其次，鼓勵公益組織自發成立行業協會，制定行業規范，使違規者無法立足；此外，公眾包括媒體要監督公益組織的行為，還應該成立以監督公益組織為使命的公益組織；最后，法律約束作為最底限。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的數據統計，2016年，全國共有各類基金會5559個，比2015年增長16.2%，其中公募基金會1730個，非公募基金會3791個，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共接收社會各界捐贈625.5億元，占2016年社會組織接收捐款總額的80%。

見證了中國公益從無到有，莊愛玲看好未來發展前景。“中國公益其實迅速發展也就五到十年的時間，我覺得再過十五年到二十年，我們應該會比現在做得好很多。”不過，她也坦言，要想達到歐美水平，還是需要相當一段長的時間。

陸璇認為，應提倡通過商業慈善來解決社會問題，多發展社會企業，解決問題的效率會更高。“商業手段強調，慈善組織本身要有一定的盈利能力，獲得服務性收入。”

陸璇表示，在中國，能夠以市場作為資源分配方式，公益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公益市場化是不對的，但如果能將公益和市場的一些規則掛鉤，實際上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