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巴巴拉·塔奇曼 三輝圖書 

1349年被燒死在火刑柱上的猶太人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巴巴拉·塔奇曼在《遠方之鏡》一書的開頭寫道：

本書緣起于一種渴望：發現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災難對社會的影響——此災難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據估計，它使生活在印度與冰島之間的1/3人口命赴黃泉。鑒于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諸多可能性，我對此感興趣的原因顯而易見。答案被證明是難以捉摸的，因為14世紀飽受如此多 “奇怪而巨大的危險和災禍”（用時人的話來說）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亂無法追溯至任何單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圣約翰（St. John）想象中的四位騎士，而是七個災禍——瘟疫、戰爭、苛捐雜稅、打家劫舍、腐敗政府、叛亂暴動和教會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這一切都源于黑死病爆發前就已存在的狀況，并在疫期結束后依舊持續。

出于相似的原因，這段歷史可能也會引起我們的興趣。我們會在其中發現，人類面對疾病的方式是如此相似：疾病并沒有使人相互團結，而是使人相互逃離；遭受不幸之人依舊要在人群中尋找替罪羊，使其承受加倍的不幸。猶太人理所當然地成了當時的替罪羊，因為歷來受憎恨，在瘟疫來襲時，他們是最脆弱，最先喪失人權的。

今天的推送，摘自《遠方之鏡》，原標題為“‘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許多城市都頒布了嚴厲的隔離措施。比薩和盧卡（Lucca）剛一受到傳染，它們的鄰居皮斯托亞（Pistoia）便禁止其可能去那兩個遭受瘟疫襲擊的城市走親訪友或做生意的市民回家，同樣也禁止羊毛和亞麻布的進口。威尼斯的總督和議會下令在島嶼上的掩埋深度最少要達到5英尺，并組織了一個船隊來運送尸體。波蘭在邊境修建了隔離帶，這成功地使它處于相對免疫的狀態。米蘭的專制統治者、14世紀最肆無忌憚的統治家族之領袖喬瓦尼·維斯孔蒂大主教（Archbishop Giovanni Visconti）也采取了嚴厲的措施。他下令，在瘟疫最早被發現的3座房屋外砌起高墻，連同它的住房也被圍在其中，將水井、病人和死人都封閉在一個共用的墳墓中。無論是否得益于他的機敏果敢，米蘭稍微躲過了死亡的席卷。萊斯特郡的一位莊園獨裁者多少有點兒維斯孔蒂的脾性，當瘟疫出現在諾斯利（Noseley）村時，他下令燒毀這個村子，將其夷為平地。他顯然成功了，因為他的直系后代仍然居住在諾斯利公館（Noseley Hall）。

醫生的裝扮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死于1327年的圣羅奇（St. Roch）被認為具有特殊的治療能力，他是與這場瘟疫有關的特殊圣徒。在年紀輕輕便繼承了大筆財富后，他像圣方濟各一樣，將財產分給了窮人和醫院。而在一次前往羅馬朝圣的歸途中，他遇到了一場傳染病，于是便留下來幫助病人。在自己也染病之后，他隱居在森林中準備獨自死去，在那里，一只狗每天會給他帶來面包。據傳說：“在這些悲傷的日子，現實是如此令人憂郁，人世是如此艱難困苦，竟使人們把同情歸于動物。”圣羅奇恢復了健康，由于他像乞丐一樣衣衫襤褸，所以被當成間諜投入監獄并死在獄中，死時，有一道奇異的光芒照亮了牢房。隨著他的故事的傳播和被授予圣徒地位，人們相信，上帝將會治愈任何一個乞靈于他名字的染上瘟疫的人。若這一舉動不見效，人們便更加深信，人類已經變得太過邪惡，所以上帝其實想要滅絕他們。正如朗蘭所言：

上帝現在閉目塞聽，對我們的呼聲充耳不聞，

祝禱失去了效力，瘟疫盤桓不去。

在一個可怕的相反說法中，圣羅奇和其他圣徒如今被當成了瘟疫之源，是上帝之怒的工具。薩索費拉托一位名叫巴爾托盧斯（Bartolus of Sassoferrato）的法律教授寫道：“在我主1348年的那場大瘟疫期間，上帝的仇恨比人的仇恨更加強烈。”但他錯了。

《第七封印》劇照

事實證明，人的仇恨是針對猶太人的。人們指責猶太人向水井投毒，意在“除掉和毀滅整個基督教王國，統治全世界”，于是，在第一波瘟疫造成的死亡之后，處私刑之舉于1348年春開始出現。最初的攻擊發生在納博訥和卡爾卡松，在那里，猶太人被拖出自己的家門，投入篝火之中。雖然認可神圣的懲罰為瘟疫之源，但身處悲痛境地的人們仍舊在尋找人類的替罪羊，好把無法向上帝發泄的仇恨發泄到他們身上。作為永久的異鄉人，猶太人是最顯見的目標。猶太人是局外人，出于自我選擇而讓自己獨立于基督教的世界，數世紀以來，基督徒們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憎恨他們，認為他們被夜以繼日地灌輸著針對所有基督徒的惡意。由于猶太人生活在自己與眾不同的群體之中，居住在特定的街道上或寓所內，所以他們也是最可行的目標，而可加掠奪的財產是進一步的誘因。

給水井投毒的指控遠可追溯到雅典瘟疫時人們對斯巴達人的指控，近可參照1320年至1321年的瘟疫；當時，麻風病人是指控對象。那個時候，人們相信，麻風病人在猶太人和格拉納達的穆斯林國王（Moslem King of Granada）的教唆下參與了一場被放逐者的陰謀，目的是摧毀基督徒。1322年，數百名麻風病人從法國各地被聚集起來燒死，而猶太人則遭到重罰，官方對他們處以罰金，民間對他們加以攻擊。當瘟疫到來時，該指控立即死灰復燃，矛頭直指猶太人：

……河流和泉源

曾是多么清澈而干凈

他們在許多地方都投下毒藥……

法國宮廷詩人紀堯姆·德馬肖（Guillaume de Machaut）這樣寫道。

這種敵意由來已久。猶太人之所以會變成普遍憎恨的目標，是因為早期的教會，作為猶太教的分支，在意欲竭力取母教而代之的努力中，將猶太人變成了憎恨對象。猶太人拒絕承認基督是救世主，且頑固不化地拒絕接受用《福音書》中的新律來替代摩西律法。這種態度使猶太人成為對新成立的教會的永久侮辱，他們是種危險，基督徒社群必須與之劃清界限并保持距離。這正是基督教于4世紀剛剛成為國教時便由早期教會會議頒布的剝奪猶太人公民權法令的目的所在。隔離是相互的，對于猶太人而言，既然基督教起初是個有異議的教派，而后又成了背教者，那么他們也不想與之有任何接觸。

反猶主義的理論、情緒和理由在當時都得到了確立——在由教會會議編纂的教會法規中；在將猶太人斥責為殺死基督者的安提阿（Antioch）主教圣約翰·赫里索斯托姆（St. John Chrysostom）的長篇攻擊性演說中；在圣奧古斯丁的審判中（他宣布猶太人是“被放逐者”，因為他們不接受基督的救贖）。猶太人的流散被認為是對他們不信仰基督的懲罰。

積極的攻擊階段始于十字軍東征之時，當時，所有歐洲境內的敵意被集中于射向不信基督者的箭鏃。根據“家中的不信基督者”也應當被滅絕的理論，對猶太社區的大屠殺成了十字軍向巴勒斯坦進軍的標志。伊斯蘭教徒對圣墓的占領被指責為是受了“猶太人的惡意指使”，針對Hierosolyma est Perdita（耶路撒冷正在失去）而發出的“嗨嗨！”的吆喝聲變成了殺人的號令。人們迫害的正是他們所害怕的人，因此，猶太人被描繪為魔鬼，他們充滿對人類的憎恨，并在暗地里企圖消滅人類。

根據上帝為包括不信基督者在內的全人類創造了世界的一般命題，針對猶太人是否具有某種人權這個問題，不同的思考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官方，教會承認猶太人有一些權利：猶太人不應在未受審判的情況下被定罪，他們的會堂和墓地不應遭到褻瀆，他們的財產不應在免罰的情況下遭到剝奪。但實際上這毫無意義，因為，作為遍地都是基督徒的國家中的非公民，猶太人不得控告基督徒，猶太人的證言也不得壓過基督徒的證言。他們的合法地位就是國王的農奴，盡管在最高君主那里不存在對等的責任。教皇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于1205年宣布的教義稱，作為謀害基督者，猶太人注定要永受奴役，這導致了托馬斯·阿奎納得出的無情邏輯：“既然猶太人是教會的奴隸，教會便可剝奪他們的財產。”在法律上、政治上和實際上，猶太人都完全不堪一擊。

他們之所以在社會上仍保有一席之地，是因為國王對金錢有持續的需求，而他們作為放貸者擔任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被行會排除在手工業和貿易之外，他們被迫從事次要的商業活動和金錢借貸，盡管在理論上他們被禁止與基督徒打交道。然而，理論會屈從于便利，基督教強加于自身禁止以錢謀錢的禁令，猶太人為他們提供了一條變通出路。

既然無論如何都會遭到譴責，他們便被允許以20％甚至更高的利息來進行借貸，利息中的大部分都為王室財政所獲取。給王室的增額實際上是種間接的稅收；作為王室的工具，猶太人招致了民眾的額外仇恨。他們完全依靠國王的保護才得以生存，王室可隨心所欲地對他們采取沒收、驅逐和傷害之舉。貴族和高級教士也學著王室的樣子，將錢委托給猶太人用以借貸，并收取大部分的利潤，同時使民眾的不滿轉向這個中介。對于普通人而言，猶太人不僅是謀害基督的人，而且是貪婪而無情的怪物，是新興的金錢力量的象征，而金錢正在改變舊有的方式，消解舊有的紐帶。

《放貸人和他的妻子》（1514年）

商業在12世紀和13世紀得到飛速發展，金錢的流動增加了，猶太人的地位也相應地隨之惡化，因為他們越來越不被人需要。他們無法像佛羅倫薩巴爾迪銀行之類的基督徒銀行一樣，掌控大宗交易。永遠需要更大數額金錢的國王和親王們現在轉而向倫巴第家族和富商們去貸款，因而放松了他們對猶太人的保護，在需要現金時，便頒布驅逐令，從而沒收他們的財產和別人欠他們的債務。與此同時，宗教裁判所在13世紀出現了，宗教排異性增大，這引發人們指控猶太人進行儀式性謀殺，猶太人還被迫戴上了以示區別的徽章。

人們認為，猶太人會對基督徒受害人進行儀式性謀殺，它可能源于想要重新將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烈沖動，這種觀念始于12世紀，而后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他們會舉辦秘密儀式以侮辱圣體。在受人歡迎的傳教士促動下，一則有關血的神話在飲救世主鮮血的基督教儀式的鏡像中得以發展。人們相信，猶太人會綁架并折磨信仰基督的兒童，他們會出于各種各樣的邪惡目的去喝兒童的鮮血，有的是為了虐待和巫術，有的則是（作為非自然的存在）需要基督徒的鮮血來給他們以人的面孔。盡管遭到猶太法學博士的痛斥，也為皇帝和教皇所譴責，但飲血誹謗還是在德國以最快的速度在大眾頭腦里占據了一席之地，水井投毒的指控也起源于12世紀的德國。飲血誹謗成了喬叟筆下由女修道院院長講述的一個兒童殉道者的故事的主題，也是基于這種誹謗，猶太人遭到指控、審判并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圣路易的人生目標是使基督教教義發揚光大和臻于圓滿，在他的狂熱之下，法國猶太人的生活因日益增加的限制而變得舉步維艱和苦不堪言。在他統治期內，巴黎于1240年發生了對《猶太法典》（Talmud）的著名審判，指控它是異端邪說和對神明的褻瀆。審判終于早已事先定好的罪名，燒毀了24車的《猶太法典》論著。此案的論爭者之一是庫西的猶太法學博士摩西·本·雅各布（Moses ben Jacob），他是昂蓋朗三世時代的北方猶太人社團的知識領袖。

在整個14世紀，教會都在翻著倍地頒布旨在將猶太人與基督教社會隔離開來的法令，其理論根據是，與猶太人的接觸會敗壞基督教信仰的名聲。猶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為仆，不得充當基督徒的醫生，不得與基督徒通婚，不得向基督徒出售面粉、面包、葡萄酒、油、鞋子或任何衣物，不得傳送或收取商品，不得修建新的猶太人會堂，不得擁有或聲稱擁有充當抵押物的土地。行會法規禁止他們從事的行業包括紡織、金屬加工、采礦、裁縫、制鞋、金匠、烘焙、磨坊、木工。為了對他們的隔離加以標識，英諾森三世于1215年頒布法令，要求他們佩戴徽章，徽章的樣子通常是輪形或圓形的黃色氈塊，據說這代表著一張錢。有時，徽章是紅色的或紅白相間的，無論男女，在7歲至14歲之間都要開始佩戴。13世紀的教會在與所有異端和異議進行斗爭的過程中，還強迫穆斯林、被證明有罪的異端分子佩戴同樣的徽章，并且出于教義中的某種怪癖，還要求妓女也佩戴它。后來，又加上了一頂頗像觸角的尖帽（據說代表著魔鬼），以用以進一步區別猶太人。

中世紀法國猶太人形象 圖源：Jewish Encyclopedia (1901-1906)

驅逐和迫害的標志是一個持續的因素——沒收猶太人的財產。正如編年史作者紐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對1190年約克大屠殺的記述那樣，這場屠殺絕非宗教狂熱的杰作，而是些大膽而貪婪之人的作為，這些人精心錘煉著“由自己的貪婪構成的生意”。由城鎮或國王進行的公開驅逐的動機也如出一轍。當猶太人幾經漂泊后回到故鄉，在村莊、集鎮尤其是城市重新安頓下來時，會繼續從事金錢借貸和零售貿易，開當鋪，找一個如挖墓人這樣的工作，并為了互相保護而在一個狹窄的猶太人片區比鄰而居。在普羅旺斯，他們利用與西班牙和北非阿拉伯人的接觸，成了學者和廣受歡迎的內科醫生。但他們早期社區那種朝氣蓬勃的內部生活已逐漸消失。在一個敏感易怒的階段，他們生活在總是在隨時降臨的攻擊的邊緣。人們明白，作為基督教王國的敵人，教會可以“理由充分地發起對他們的戰爭”。

在瘟疫帶來的痛苦之中，人們輕而易舉地將給水井投毒的惡名加在猶太人身上。1348年，克雷芒六世發出了一條敕令，禁止在未加審判的情況下殺害、掠奪猶太人，或強迫他們皈依基督教，這終止了在阿維尼翁和教皇國對猶太人的攻擊，但隨著瘟疫向北方的蔓延，這條敕令遭到了忽視。大多數地方的當局最初都試圖保護猶太人，但后來都向民眾的壓力屈服了，而且它們也并非不曾覬覦有可能被沒收的猶太人的財產。

對猶太人的第一次正式審判于1348年9月在薩伏伊舉行，在那里，當猶太人尚在監獄中接受指控調查時，他們的財產已被沒收。憑借著依照中世紀的慣用手段——刑訊逼供——而羅織出的自供狀，指控方描繪了一幅起源于西班牙的猶太人國際陰謀的畫面：從托萊多出發的信使攜帶小包毒藥或裝在一只“縫合起來的狹窄皮口袋”中的毒藥到來。據傳，信使們帶來了猶太法學博士的指令，要將毒藥拋灑在井里和泉水里，并在與他們有共同信仰的人進行的秘密會議上，向這些人求教。被告當然被判有罪，他們被判處了死刑。11個猶太人被活活燒死，其余的要在接下來的6年時間里每月繳納160弗羅林的稅錢，以換取繼續留在薩伏伊的許可。

在薩伏伊獲得的招供通過書信從一個城鎮傳到另一個城鎮，構成了在阿爾薩斯、瑞士和德國掀起的一波控告和攻擊的基礎。在阿爾薩斯城鎮代表的一次會議上，斯特拉斯堡的寡頭集團試圖反駁這一指控，但還是被要求報復和驅逐的大多數人所壓倒。黑死病的殘害并非完全出于自發的爆發，而是事先經過認真討論的行動。

教皇克雷芒在1348年9月的一份敕令中再次試圖控制人們的歇斯底里。在敕令中，他說，將瘟疫歸咎于猶太人的基督徒一直“受到那個說謊者，即魔鬼的誘導”，向井水投毒的指控和接著發生的大屠殺是“可怕的事情”。他指出，“借助上帝的一份神秘法令”，瘟疫正在折磨所有人，包括猶太人在內；它在沒有猶太人居住的地方肆虐，而在其他地方，猶太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是受害者，因此，說他們帶來了瘟疫的指控是“沒有道理的”。他頻催神職人員像他本人在阿維尼翁所做的那樣，將猶太人納入自己的保護之下，可他的聲音在與當地的主導精神的對立中，幾乎無人能夠聽到。

彼得·勃魯蓋爾的《死亡的勝利》反映了瘟疫之后的社會動蕩和恐怖，瘟疫摧毀了中世紀的歐洲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1349年1月9日，在巴塞爾（Basle），一個社群中的數百個猶太人被燒死在一座木屋中，這座木屋位于萊茵河的一座小島上，專門為此目的而建。隨后，一道法令得以通過，禁止猶太人在200年內于巴塞爾定居。在斯特拉斯堡，反對迫害的市議會因為行會投票而被罷免，另一個議會被選出，它隨時準備順從民眾的意愿。1349年2月，在瘟疫尚未抵達城市之前，斯特拉斯堡的2000名猶太人即被帶至墳場；在那里，除了接受皈依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燒死在成排地豎在那里迎接他們的火刑柱上。

本文作者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作家，1963年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獎。她偏愛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歷史，她的文字充滿戲劇性和畫面感，在充分發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隨著意味深長的議論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眾讀者和費正清等歷史學家的推崇。

奧利弗·B.波拉克曾這樣寫道：“作為歷史學家，塔奇曼不是在為其他歷史學家們而寫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間，千百萬大眾讀者通過她的文字感受到了歷史的精彩之處。”

原標題：《身處悲痛境地的人們仍舊在尋找人類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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