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陳揚波 復旦商業知識

公元1532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薩羅率領著一支168人的小隊伍，在南美洲高原上的印加城市卡哈馬卡面對著率軍數萬人的印加皇帝。在場的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人類歷史上兩個分道揚鑣的文明之間特別而又典型的一場碰撞——最終，168人的西班牙殖民者輕易擊潰了數萬的印第安人并俘虜了印加皇帝。皮薩羅和他的繼任者在隨后數十年間殺戮了絕大多數的印第安人，來自歐洲的白種人替代了原住民成為美洲大陸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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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紀的今天，全球化已經覆蓋了地球的每個角落，科技正在將全球范圍內近79億人連接在一起。這很容易形成一種巨大的錯覺：人類社會是共同勻速發展至今天的。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一萬年前，人類開始發展出社會和文明的初始，只有不到2%的人類種群實現了技術和社會突飛猛進的發展，而超過90%的人類種群在最近幾十年進入現代社會之前，和一萬年前的發展水平相差不大。當兩個不同發展速度的人類種群相遇的時候，皮薩羅和印第安人之間的案例便一再上演。人類社會之間巨大而又殘酷的命運差異，是怎么產生的？

印第安人陷于被擊敗和征服的命運，顯然直接來自鋼鐵和槍炮等技術的差距。而中國的近代史發展也難逃這一拷問。英國學者李約瑟在1976年提出的“李約瑟難題”提到：“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中國為什么在古代一度領先于世界，又為何在近代落后？中國社會如何才能實現科學技術對世界的趕超？這個難題也關系到中國今天及未來的發展疑問和前景。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作者：[美] 賈雷德·戴蒙德

譯者：王道還 / 廖月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生物學教授賈雷德·戴蒙德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便是嘗試對人類命運分叉進行解答的著作之一。

和自然科學不同，對人類社會的研究無法通過復制和實驗來獲得。戴蒙德從自身的生物學和地理學專業領域出發，運用了案例觀察的研究方法，在宏大的空間和時間跨度背景下，對比研究了地球上一萬年前至今的多個人類種群的發展路徑。根據作者的分析，人類社會命運分道揚鑣的起源，可能就隱藏在歷史幾個不起眼的細節中：

農業和動植物稟賦

在大約一萬年前，小部分人類同絕大多數人類種群開始出現分道揚鑣，即是從原始社會的狩獵轉向糧食種植的農業。只有從狩獵采集轉向糧食種植，人類社會才能告別游居分散的原始部落，開始實現定居聚集和人口增長。是什么促進了狩獵向種植的轉變？作者在書中總結了兩個關鍵因素：生存壓力和資源稟賦。在當時，對于從事狩獵采集的人類來說，試圖嘗試種植作物來獲取穩定的食物是個極其高風險的嘗試。只有一小部分人在饑餓的生存壓力下，通過多次試驗失敗而僥幸成功種植作物，從而發現種植的收益風險比要優于原有的狩獵采集。而另一個關鍵因素在于，當地是否有合適馴化成為農作物的植物和動物——和常識不同，馴化一種動植物的難度異乎尋常地巨大?？v貫整個歷史，人類總共在數千萬種動植物中，也僅篩選出不超過十種主要農作動植物——小麥、大麥、水稻、牛、羊、豬等。如果當地沒有這些稀少的可馴化的動植物品種，農業種植即永遠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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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人類歷史中農業種植起源的地區，可以發現一個違反常識的規律，即這些起源地都不是今天自然條件最好、最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是否有足夠的壓力及合適的資源稟賦——如果你起步資源就不好，那后續發展就和你無緣了。

大陸軸線和交流

如果你僥幸生活在一個充滿壓力的自然環境下，又恰好擁有足夠可馴化的動植物，從而走上了農業種植之路，是否就意味著后續就持續發展了呢？作者認為，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因素：你的族群是否生活在一個足夠大的，且是東西軸向延伸的大陸上？如果不是，那么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定會遇到后續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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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只有在東西軸向延伸的大陸上的人類才能獲得后續的持續發展？作者總結了以下幾點原因：

從地理上來看，地球的氣候是隨著緯度變化而呈現不同東西橫向的氣候帶；

同一緯度的同一氣候帶能產生類似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

足夠大的大陸，才能容納下更多的、多樣化的人類種群，為大規模遷移和交流打下基礎；

位于東西軸線大陸上的人類以橫向移動和交流為主，這和氣候帶和環境地理帶保持一致，之間的遷移和交流不會被自然環境阻礙；

同一氣候帶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類似，其不同人群之間交換經驗、知識和技術更容易，從而獲得更多借鑒和創新發展。

因此，觀察人類發展歷史，只有唯一東西軸向的大陸——亞歐大陸實現了后農業時代不同人類種族的大規模遷移、溝通和交流，從而實現技術和社會的快速競爭與發展。在縱向的美洲和非洲大陸上，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天然隔斷了不同人類種群的交流和遷移。

位于東西軸向大陸更為關鍵的意義在于，即使某部分人類在起步階段因為缺乏動植物資源而落后于其他人群，但后續大規模的遷移、溝通和交流能夠幫助其快速學習和獲得同一大陸上其他人類的資源和經驗技術，從而實現后發趕超。

“飛輪效應”

為什么在具備資源稟賦和交流條件而跨入農業社會的人類種群，會在后續的發展中一日千里，快速拉開同其他人類之間如天塹般巨大的差距？根據作者的觀察，人類社會進入合適的軌道之后的螺旋式發展，可以借用今天互聯網行業的新詞——“飛輪效應”來概括。

當人類開始種植作物而進入農業社會，人群開始聚集和定居，人口開始增長，人類不得不需要面對管理一個人口眾多而復雜的群體。組織復雜，等級森嚴的社會組織開始誕生。農業生產帶來的剩余和儲備，也產生了脫離農業生產而從事手工業、管理和軍事的新社會階層。隨著社會組織和管理需要的增加，政府誕生了，而用于記錄和傳播信息的文字也隨之發明。新的技術也開始誕生、積累和傳播。有組織的政府和文字進一步推進了技術創新的發明和傳承，更重要的是也促進了技術對外的交流、學習和傳播借鑒。技術的進步進一步提升了社會生產力，反過來再次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和社會規模的擴大，這又繼續推進了社會組織、政府和技術的進步，從而進入一個自我循環。這就是所謂的“飛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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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社會和技術的自我循環發展中，最關鍵的決定因素是對外交流和傳播。創新是難度極高的一項活動，對于單個人類種群來說，能夠實現創新和技術進步是個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只有多個人類種群在足夠長的時間里保持高頻率的交流和傳播，不同的技術創新才能得到更多的學習、應用和改進——這反過來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更多的技術創新。這就是社會發展中的“技術爆炸”。

正是依賴先天資源稟賦和利于傳播交流的地理環境，先進民族才能在社會組織和技術上一日千里，將其他大陸上的落后民族遠遠地甩在身后，然后在下次見面的時候——如同西班牙人在美洲一樣，用手中先進的技術打造的槍炮、鋼鐵和病菌，將印第安人徹底消滅。

反思：技術和中國的未來

此書一經面世便引起極大反響和爭議。很多人質疑：人類社會之間殘酷的、巨大的命運差異，真的只是由地理先天因素決定的嗎？或者說僅僅是因為是否身處東西大陸軸線以及是否有足夠馴化的動植物？

戴蒙德在書中提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地理決定論”并非作者首創。本書傳遞的最有意義之處在于，作者利用人類社會的案例觀察和對照，通過歸納法將影響人類社會發展路徑的幾個重要先天因素和驅動方式提煉了出來，并嘗試從唯物主義科學的角度來解釋不同社會發展的分歧所在。而這一系列論斷也在其他領域學者的著作和觀點中有著類似印證。

中國歷史學者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嘗試回答了戴蒙德在書中提到的部分內容：中國是怎么從技術領先到落后的？作為歷史學家，黃仁宇更多的是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闡述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組織的形成緣由，他和戴蒙德異曲同工之處是發現地理因素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中的可能影響。

《中國大歷史》

作者：黃仁宇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方面，中國所處東亞大陸的季風性氣候以及東西向的河流流向，都造成了中國的自然環境相較于其他地區有著更多的自然災害。更頻繁的天災結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使中國比其他地區更早需要并形成中央集權的大政府。雖然同樣位于歐亞大陸，中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也導致古代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交流相對較少。受環境影響，中國過早形成了早熟的中央集權政府，但缺乏內部的創新激勵和外部的競爭交流壓力，使得古代中國掉入了以“均質”、“穩定”為目標的發展陷阱，技術創新則停滯不前。

美國作家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著作《國家是怎么失敗的》則涉及了近代中國的后續問題：中國又是怎么重新恢復技術增長的？在這本書中，作者認為成功的國家政府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是否具有足夠的集權；是否容納了多元化的主體。如果缺少任何一個條件，則會成為失敗的國家。而影響一個地區政府是否具備兩個必要條件的諸多影響因素中，地理條件也是其中之一。中國由于過于早熟的政治形態，過于集權的中央政府抑制了內部激勵，無法吸納足夠多元化的主體參與，從而導致商業和技術創新停滯。當解決了多元化主體的限制，中國即開始恢復技術增長。

德蒙德和其他相關作者的結論觀點也許或存爭議，但其通過歷史觀察和案例對照的研究方法或許幫助我們提煉了技術和社會組織增長的內在邏輯。雖然跨越了人類一萬年的漫長歷史，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僅不會改變，反而仍在決定著今天國家和社會的命運。是什么決定了技術發展的速度和趨勢？是什么決定了未來中國的發展空間？在今天中國仍在攀登世界技術巔峰的時間節點，作者的問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資源和空間

從戴蒙德的書中可歸納出，決定技術進步速度的先決條件即是所處的環境，而技術創新的起點，一為資源，二為空間。資源要素是技術發展的基礎?？臻g則決定了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根本動力來源——需求，只有足夠大的空間和足夠多的需求，才能讓社會主體有動力，有意愿去參與技術改造創新。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需求乃發明之母”，只有在具有起步資源和足夠開闊多元的土壤環境中，創新之苗才能萌發。

交流和競爭

僅有足夠的資源和空間還不夠，技術創新的火花要想成為持續不熄的火焰，還需要具備大量的、高頻次的交流和競爭。正如作者在書中舉的案例，為什么太平洋諸多島嶼上的民族有足夠的資源和人口空間，卻無法產生持續的技術進步？根本原因在于海洋天然隔絕了太平洋諸島各人類種群之間的交流和競爭，導致少量的偶然技術創新很快湮滅。閉門造車無法產生持續的壓力和需求來驅動高風險、高挑戰的持續技術創新。只有參與到頻繁的對外交流、溝通和學習競爭，思想才會傳播，經驗才會被借鑒，知識才會被積累，改進才會被保持，這是技術爆炸和“飛輪效應”所產生的必要條件。

作為人類歷史發展多樣化路徑中的重要一環，中國社會和技術的發展戲劇性地經過了“領先—停滯—復興”的過程。其中背后的緣由和抗爭，在近百年中已有無數人為之努力。在今天的時間節點，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復興道路的關鍵選擇。中國后續應該如何才能繼續保持社會發展和技術創新的勢頭？如上所述，基礎空間資源和交流競爭兩個必要條件缺一不可。資源要素和市場空間，決定了中國技術進步的基礎；對外交流和競爭則決定了中國技術創新能否繼續保持“飛輪效應”的根本。良好的的基礎空間、秩序和環境，多元化參與的激勵和競爭機制，持續的對外輸出和交流，決定了中國下一個百年應對技術挑戰和發展的命題。李約瑟、黃仁宇和德蒙德等諸多學者關注的問題，在今天依然尤為重要。

□ 作者、制圖/陳揚波

原標題：《槍炮、病菌、鋼鐵與其他，是什么決定了技術和國家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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