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產婦在待產室跳樓自殺事件，已經在輿論場里發酵了兩天。但是，當事雙方卻各執一詞，醫院方面堅稱是家屬不肯簽字，才導致不能實施剖宮產手術；家屬方面表示醫院不同意手術。甚至對于監控視頻，雙方也是各說各話，醫院說，產婦下跪，多次“與家屬溝通（剖宮產）被拒絕”。隨后，家屬方說：所謂“下跪”畫面系因產婦疼痛難忍“下蹲”。事件正在滑入“討伐渣男”之類的口水中。

我們今天應該討論的是，如何避免悲劇的重演。

事實上，早在十年前就發生過類似的悲劇。2007年，孕婦李麗云在“丈夫”（事后查明為同居男友）陪同下去醫院就診，院方建議做剖腹產手術，“丈夫”一再拒絕簽字，導致手術沒有進行，最終孕婦死亡。事件曾引發全社會對“手術必須家屬簽名”的反思。之后《侵權責任法》立法時，明確：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醫療機構可以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當時很多人認為法律徹底解決了“李麗云悲劇”。

但是，現實并不是這樣的。就這次事件來說，醫院還是在堅持家屬簽字的效力高于病患的選擇。醫院稱：之前產婦“授權”其丈夫全權負責簽署一切相關文書，所以在她本人未撤回授權時，醫院無權改變生產方式。但是，按《民法通則》等民事法律，委托人可以隨時撤回委托。簡而言之，哪怕簽了委托書，是否剖宮也可由當事人自己說了算，而不是由產房外的家屬。這種“誤解”是很可怕的。

“緊急醫療”措施不需要家屬簽字，已經被10年前的悲劇所揭示，已經被寫入了法律，為什么還沒得到執行？為什么醫院沒有依產婦的要求做手術，而是執著于家屬簽名？這才是問題所在。

其實，也不難理解，在目前的醫療環境中，院方傾向于“規避風險”。設身處地地為醫生想一想：如果沒取得家屬簽字，就按產婦的意志做了手術，萬一發生意外的話，家屬會不會借機鬧事？醫生還敢不敢理直氣壯地按法律實施“緊急醫療”措施？

2015年上海的長海醫院一位青年醫生為搶救危重病人，在找不到家屬的情況下，毅然代替病人家屬簽字手術，一時傳為“正能量”美談。但是，醫生同行里“說酸話”，替當事醫生捏一把汗、覺得“這是年少輕狂”的也不少。

“緊急醫療”措施明明是法律規定的內容，現實中各方卻有另一套博弈機制，結果法律走了形，醫生的專業判斷不能發揮作用，大家躲著可能的風險行事，最后倒霉的還是病人。醫院要從冰冷的授權書、同意書中走出來，從“風險規避導向”轉向患者利益最大化導向，回歸“醫者，生死相托”的初衷。但是，社會要給足夠的支撐，包括輿論、衛生部門以及司法機關的全面支持，這樣醫生在危急關頭才敢下決心。

醫療活動的目的是積極挽救生命，而不是消極回避風險。病患及家屬要對醫生有足夠的信任，法律規定不能被“打折扣”，醫生同樣要拿出擔當。10年前的“李麗云悲劇”還在重演，必須徹底解決“手術簽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