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7年8月23日，美國紐約，一座76英尺高的哥倫布雕像矗立在哥倫布廣場上。近期的夏洛茨維爾事件之后，許多政客、激進人士和公民呼吁將紀念南部邦聯時期和其他有爭議的人物的紀念碑拆除，其中包括哥倫布雕像。視覺中國 圖

西方自由主義陷入了麻煩。他們終于回過神來，開始嚴肅對待左翼激進派和右翼反動派發起的新浪潮對其意識形態的挑戰，但也許為時已晚。屋漏偏逢連夜雨，他們陷入了雙重困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喪失對西方世界政治想象的控制力，卻不知道為什么。

許多美國自由主義者害怕進步激進主義，尤其是身份認同問題，它曾在2016年大選中引發右翼的反彈，最終導致民主黨的敗選。這些自由主義者批判道，激進分子放棄了自由主義對多元與和諧的普遍信仰，而將重點放在了以沖突為導向的報復性正義議程上。然而，他們忙著把責任一股腦兒推給激進分子，卻毫不關心自由主義應當對當前危機負有何種責任。比如，現代自由主義哲學權威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堅持認為，正義要求我們將最少受惠者的利益（the least well-off，也可譯為最不富裕人群）放在首位。這一主張將自由主義暴露在“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中，人們爭先恐后地“比慘”，讓自己看起來像是最少受惠者，從而獲得最大的關注——直接導致了自由主義者反對的、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激進主義。然而，拒絕正義論意味著將挑戰如下觀念：自由主義具有抽象的哲學基礎，而非依靠美國的傳統、習俗和其他更深厚的基礎——后者正是保守主義者一直以來的主張。一些自由主義者非但沒有重新檢討羅爾斯的第一原則，反而緊鑼密鼓地謀劃從激進分子手中奪回第一原則的解釋權。他們爭辯道，這一原則最適用于關乎所有人的政治實踐——公民身份，而不是部分人的特殊吁求。

自由主義碎裂

許多人為自由主義的萎靡不振開出了藥方，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政治論證之一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思想史學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他的最新著作《曾經與未來的自由主義者》（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中，里拉用“自由主義碎裂”（the liberal crackup）描述美國的情況——左翼內部自由主義者與新的身份認同政治分子之間的決裂。這一論點首先在唐納德·特朗普勝選后不久提出，里拉將當前西方自由主義的危機歸因于身份認同政治的崛起導致道德忠誠的破碎，身份認同政治的特征是，正義意味著將權力和聲望重新分配給被壓迫群體，直到他們認為自己獲得足夠的補償為止。

思想史學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和他的最新著作《曾經與未來的自由主義者》（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在里拉的論述中，身份認同政治的路徑已經失敗了，因為它侵蝕了左翼對共同公民身份的理解。不斷聚焦種族、性和性別的身份認同，嚴重削弱了自由主義者言說政治集體語言的能力，也讓他們無法參與霍布斯稱之為“國家”（commonwealth）的現實——在1993年寫給莎倫·勞埃德（Sharon Lloyd）的信中，羅爾斯推斷霍布斯是第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作為一名教授，里拉對他的學生感到沮喪，他們“對與自己的身份無關或不影響他們的議題漠不關心”，而“公民身份、社會團結和公共利益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觀念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為了“重新抓住美國人的想象，成為全國性的主導力量”，里拉認為，自由主義左翼“必須提供共同命運的圖景，而這建立在任何背景的所有美國人都共有的東西之上。而這就是公民身份。”

然而，里拉試圖超越身份認同政治，走向更高更牢固的公民身份原則，卻并未提供一條前進的路徑，反而揭示了自由主義的困窘之深。它表明，他所譴責的政治分裂，并不是意見分歧，而是不可調和的沖突——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之間的僵局：文化上的人文主義（或稱之為西方的藝術與科學遺產，包括世俗與宗教的傳統）和政治上投身于最受壓迫、處境最差和被邊緣化的群體。后者非但沒有支持前一個原則，反而煽動起一場反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革命，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這場革命在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和米歇爾·福柯等激進分子的影響下首次奪取了左翼的控制地位。這些思想家及其后繼者認為，人文主義不過掩護了歧視壓迫的制度化結構，自由主義本身就是腐敗。隨著對這些革命的正義要求表示懷疑變得越來越難，自由人文主義者放棄了他們自己珍貴的文化權威，退縮至政治和經濟領域。在那里他們相信，一個大資本、大政府的折中方案，可以為他們與革命者之間的和諧提供基礎——這一希望被一個事實所確證：2016年民主黨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頓試圖同時向華爾街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團體獻殷勤；又被另一個事實所削弱：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權主義者之間激烈爭論，希拉里是否扭曲了女權主義。這是具有充分的啟發意義的。

當里拉說明公民政治的假定力量時，自由主義的僵局是顯而易見的。為了進一步說明他的反左傾要點，里拉重申了一個問題，即美國白人正面臨黑人曾經歷的連鎖不公。“我不是一個黑人男性駕駛員，”他說，“也永遠不會知道那是種什么樣的體驗。”在身份認同政治的鋒芒之下，里拉耐人尋味地屈從于戰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印度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斯皮瓦克在80年代提出一個后殖民理論概念，指少數群體根據共同的性別、文化或政治身份動員起來代表自己的政治手段，雖然這些團體成員之間可能存在強烈的分歧和激烈的爭論，但他們有時會暫時“本質化”，并以簡化的方式提出他們的團體認同，以實現某些平等權利或反對全球文化的影響，譯者注）。

根據這一邏輯，為了斷言不容置疑的訴求，一個身份團體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宣稱外部沒有人能真正理解其經驗，所以也就沒有一個外部人士可以合法地裁定該團體的訴求。但是，里拉想要說明的是，激進分子漏掉了一環。“如果我會受他經驗的影響，”里拉說的是那個黑人駕駛員，“我就需要在某種程度上與他有相同的認同。”換而言之，即便一個外部人士無法理解一個團體身份的本質，憤憤不平的團體成員仍然需要尋找一些與他們的看客共同的基礎，從而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自由人文主義曾經堅信，這一共同基礎就是我們共享的人文主義，由幾個世紀的藝術、歷史、文學和宗教構成。但對里拉而言，那艘船已經遠去。“公民身份，”他宣稱，“據我所知，是我們唯一共有的東西。”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公民身份并不是擁有不同身份認同的人們重建政治團結的最好基礎，但現在卻是唯一可能的基礎。

事實上，里拉接受了自己的經驗與那些“他者”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他承認了重要的一點，即自由主義者必須與身份認同政治左翼激進分子之間展開極其痛苦的競爭，對于后者而言，宗教是滿嘴空話，友愛只限于部落，甚至世俗的人文主義最終也受到種族、階級和性別壓迫結構合流的毒害。為了反駁身份認同政治分子對自由主義文化概念的攻擊，他堅持共有的人文主義本身就是社會團結堅實的道德基礎，他徒勞地搖晃公民身份的護身符。那么進一步地，可以在意識形態真空中斷言，政治才是人類與其同類發生關系的唯一可能基礎，然而這是錯誤的。

這種公民身份的構想采納了反人文主義的主張，這些主張是身份認同政治分子的武器，他們試圖用民主的霍布斯主義解除人文主義的武裝。對于霍布斯而言，國家的和平和團結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主權者，融合了世俗與精神權威。他推論，如果將權力轉移給人民，整個大廈將崩潰。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令人畏懼的利維坦，讓我們對我們之間瑣碎的差別感到驕傲，那么公意將在無休止的不可調和的道德與政治解釋的沖擊下崩潰，最終導致內戰乃至全面戰爭。里拉及類似的自由主義者認為，政治是國家唯一可能的基礎，在這點上霍布斯是正確的；國家必須為人們的身份認同提供一個主流的解釋，以便維系這個政治基礎的統一，在這點上霍布斯是錯誤的。我們的人民不僅可以通過公民身份的實踐發揮主權的統一作用，國家的公民身份也可以馴服我們不同的身份驕傲。

然而，民主化利維坦的企圖正是美國自由主義危機的根源。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公民社會的實踐已經逐漸完善，人們把票投給更加廣泛又更加個人維度的平等醫療權利和安全保障——同時擴大了福利國家和安全國家（security state）。但是，自由主義者為了參與國家擴張而裁減政治機構，為身份認同政治分子召回群體的狂怒大開方便之門，霍布斯認識到這是民主政治內在的危險。平等的健康權利和安全保障沒能解決這樣的一種主張：如果要避免社會不公，就應該把最少受惠者放在首位——不僅是金錢和救濟等物質和服務要素，還有關注、聲譽和權力等社會和心理要素。如果公民的正義觀念永遠圍繞著“誰是最少受惠者”這一問題，那么一個團體的政治財富就與它真實或想象的社會地位呈負相關。所以，各種自傲的互相沖突的解釋開始了無休止的戰爭，受害者與優先權的概念只能成為話語和物質的力量。疊床架屋的派系比他們的不滿增長得還快。正如霍布斯曾警告的，隨著我們對共同人性的承認受到了侵蝕，我們也被剝奪了所有的精神權威、自然哲學和真實友愛的基礎。共同的團體會員資格并不足以維系國家。

需要什么樣的公民身份？

因此，現代自由主義者可能會試圖超越霍布斯，來論證他們尋求復興的公民身份。比如，在《人的狀況》中，漢娜·阿倫特以英雄主義的形式提出了公民實踐，這種勇氣造就了友愛，因而也可能造就團結，而政治是它的最后一個實踐場所。然而，阿倫特的英雄政治共和理論強調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尖銳分歧，與美國政治文化不相容。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揭示的，美國的民主始于新英格蘭地區的小城鎮，從那時起普通老百姓的認識就進入了美國政治，也就是說，為了應對當前共同的挑戰，應該把他們的個人利益放到一起。里拉這些自由主義者放棄了人文主義文化，而公民民族主義者拋下了他們，獨自對抗身份認同政治左翼激進分子。

因此，無論處在西方自由主義光譜的哪個位置，這都是西方的一個悲劇性時刻。正如自由主義專欄作家戴蒙·林克（Damon Linker）最近說的：“不被誤解的政治應該是，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搞清楚我們是誰。”這意味著要去搞清楚“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么，作為一個公民，作為集體的成員，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從事一項共同事業，我們應該感謝彼此些什么”。然而，林克認為，自由主義政治共同體意味著，公民身份可能“不僅從強調個人權利和自我主張的次級政治身份中產生，更植根于我們對彼此的責任和義務，從政治團結中涌現”。事實上，這種假定的自由主義團結愿景危險地相似于交叉社會主義者（intersectional socialists，交叉意味著他們認同，性別歧視、種族主義、階級壓迫、恐同癥等政治壓迫的受害者擁有共同的事業，可以通過合作獲益，推翻壓迫人民的帝國和政治經濟精英，譯者注）提出的烏托邦政權，后者相信身份政治革命能和公民民族主義相兼容。他們相信，國家能夠而且必須成功地裁決和協調所有處境不佳的團體的要求，無論是以種族、階級、性別或者其他的形式提出。對于交叉社會主義而言，這很簡單：身份政治革命說社會欠他們什么，就是什么；公民身份意味著落實他們所說的，這永遠正確。剩下的就是一些細節，可以委派給政府正式批準的專家。

頭腦清醒的結論是，自由主義者認為它們能夠安全地放棄人文主義文化，走向更高層次的公民政治，最終會被身份認同左翼分子及其交叉社會主義盟友所超越。政治并不能拯救我們脫離身份認同政治，因為政治從來不會拯救我們，雖然它也許不可避免，而且不可或缺。為了追求真正的共同正義觀，人類需要更深層次的共同基礎。然而，即便對于自由主義的敵對批評者——尤其是基督徒或世俗的右翼人文主義者——也還沒到幸災樂禍的時候。今天深刻的危機也許是不可避免的。這可能會刺激出一些健康的或鼓舞人心的變化。但是，如果自由主義者崩潰或者枯萎，歷史強有力地表明，在一個不同的基礎上重建西方社會秩序，需要有另一個偉大的戰爭輪回。 

本文原載于2017年8月29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