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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應盡快全面完善人口戰略

姚美雄/福建省高校智庫區域特色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2017-09-05 14:48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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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早步入了少子化社會,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目前只有16.6%,而正常水平為20%~23%。圖為2017年2月14日上午,河北省石家莊市婦產醫院,一對順產二胎女兒的夫婦。 視覺中國 圖
少子老齡化是人類面臨的新挑戰,也是21世紀中國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已進入新階段,人口已經出現新的歷史性變化趨勢,已步入少子化社會、老齡化社會,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數量轉向人口結構,少子化、老齡化已成為最重要的新基本國情,危及人口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安全,將嚴重制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并將給實現現代化帶來重大挑戰。

在我國人口發展進入了關鍵的歷史節點,黨中央審時度勢、敢于擔當,對人口戰略和政策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先后實施了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生育觀念改變、育兒成本提升及缺乏相應鼓勵措施等因素的影響,二孩效果未達預期,人口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理論創新永無止境。鑒于控制生育的基本國策已實現其目標,完成其歷史使命,而基本國情已出現新變化,有必要盡快進一步全面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

少子老齡化已成基本國情,國家安全面臨重大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既要看到成績和機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難和挑戰,看到形勢發展變化給我們帶來的風險,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目前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達8000多美元,尤其是近五年來,砥礪前行,轉型發展開啟新歷史篇章。同時,也要清醒看到,當前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進現代化進程中面臨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

無疑,人口結構嚴重失調已是中國發展最大的短板。人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人口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是民族復興的基石。人口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大國,其合理的人口結構水平應該是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處于20%~23%的正常水平。然而,0~14歲人口占比,中國目前只有16.6%。顯然,中國過早步入了少子化社會,造成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進程中先天不足,將給實現現代化帶來重大挑戰。

受長時間實施控制生育政策及現代化快速推進雙重疊加的影響,中國每年的出生人口已大幅下降。每年出生人口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2600萬人左右下降到21世紀的1600萬人左右,致使0~14歲人口所占的比重直線下降。中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1964年為40.7%,1982年為33.6%,2016年為16.6% ,2016年比1982年下降了17 個百分點。這大大低于世界的26%的平均水平,遠低于印度的34%,比美國的19%還低;同時0~14歲人口總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為3.4億人,2016年只有2.3億人,比1982年減少了1.1億人。

按照人口統計標準,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20%~23%,為正常;18%~20%,為少子化;15%~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下,為超少子化;23%~30%,為多子化;30%~40%,為嚴重多子化。經過幾十年變遷,中國人口結構由嚴重多子化快速向嚴重少子化演變,并有由嚴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變趨勢,預計到2030年,中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跌破15%。

中國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目前發達國家人均GDP普遍在2.2萬美元之上,而中國只有8000多美元。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2010年中國已經下降到16.6%,已經低于日本1990年18.3%的水平,而1990年日本人均GDP為2.47萬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DP只有0.46萬美元。中國的富裕程度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而少子化程度已達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經濟發展階段,嚴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安全

與此同時,老齡化快速推進。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016年已達 1.5 億,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達23%左右,占全國人口比重從1982年的4.9%增至2016年的10.8%,上升了5.9個百分點,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5個百分點。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與美國的12.5%左右僅相差1.7個百分點。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比重將超過30%

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演變既受現代化推進影響,更主要是由于過嚴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致青少兒人口比重下降造成的。老齡化大大超前于經濟發展,即“未富先老”。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而發達國家則用了幾十年到上百年時間。

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造成中國人口結構呈現高齡少子特征十分明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之一,老年人口數量最多,老齡化速度最快,應對人口老齡化任務最重。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新挑戰,當前世界經濟低迷與全球老齡化加深密切相關。近年來,不少國家民粹主義泛起、新保守主義抬頭、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逆全球化思潮更彌漫全球,癥結在于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而全球經濟復蘇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經濟體老齡化在加深。目前大部分歐洲國家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齡化較嚴重,造成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需不振、養老負擔重及財政供給壓力大,進而導致經濟低迷,拖累了全球經濟復蘇步伐。

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的發展也帶來了重大挑戰。自2010年,伴隨15~59歲的勞動力達到峰值后,中國經濟就告別兩位數增長,一直處于下行之中。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從短期看,是由于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徹底難以為繼,發展遇到出口導向經濟難以持續、資源環境難以為繼、人口紅利衰減、創新能力不強、投資消費失衡、產能過剩嚴重、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地方債務過大、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難和問題所導致的。從長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結構出現失衡,未富先少、未富先老,而致經濟增長放緩。

當前,中國勞動力供給不足已拉開序幕。少子化造成新生勞動力供給減少,使勞動力老化且供給不足,特別是青年人口供給不足。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峰值后開始持續減少,2012年至2016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5年內減少了1900萬人。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6.7%,減少了3.1個百分點。2015年,流動人口三十多年來首次減少,2016年流動人口繼續減少171萬人。

如果僅用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進行觀察,到2025年,中國勞動力規模基本與現在相當,還有9.9億人左右,似乎看不到勞動力危機現象。但在中國,15~19歲人口基本在學,女職工50歲、女干部55歲退休,60~64歲人口除了在農業領域外,幾乎都退出勞動領域。因此,對中國而言,有效勞動力應是20~59歲勞動年齡人口。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推算,20~59歲勞動年齡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億人,將比2010年減少6900萬人,降幅達8.3%;作為活躍經濟人口的20~44歲青壯年勞動力數量2010年達到峰值,到2030年將只有4.49億人,比2010年減少1.20億人,下降幅度達21%。

隨著0~14歲人口大幅減少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的勞動力陸續退出,勞動力供給將急劇下降,中國將面臨嚴重勞動力尤其是青年勞動力短缺問題。2020年之后,中國勞動力供需失衡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將爆發勞動力危機

但與此同時,基于良好的投資環境及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國的全球工業品生產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廠地位不會動搖,未來對勞動力需求依然強勁。此外,中國的發展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演變,大力發展信息、文化、醫療等服務業也需要大批勞動力。第三,老齡化提速,養老產業需要相當多勞動力。人類發展歷史也表明,每一次科技進步會節約傳統產業、行業中的勞動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經濟、新產業、新行業對勞動力的新需求。

勞動力供給持續下降已經帶來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給實體經濟發展帶來重大困難,引發了脫實向虛,孕育著金融危機風險。2012~2015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年均上漲10%左右,農民工工資年均漲幅在15%左右,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速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當前,我國企業投資缺乏動力,不少外資企業近年來撤離中國轉向東南亞,與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關系。近年來中國勞動成本的剛性上漲,原因固然有多種因素,關鍵因素是勞動力供不應求,反映了勞動力短缺的不爭事實。

但這只是人口危機爆發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驗將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發。特別是2030年后,由于后備勞動力大幅度減少,中國將遇到極其嚴重的人口危機,這將深刻影響中國發展。

與此同時,社會養老面臨巨大壓力。2020年后,隨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相繼進入老年,社會養老壓力將浮出水面,薄弱的經濟基礎和失調的人口結構完全不具備供養老年人口的能力,養老危機將爆發,屆時既缺乏養老所需財力也缺乏養老所需人力,養老的財政供給壓力將相當大,家庭和社會都面臨著養老風險的沖擊,中青年將不堪重負。

尤其是2030年后,屆時,供養一個老年人所用的勞動力將由目前的近5個演變成2個。未來社會保障體系將面臨空前挑戰,特別是農村養老更是十分薄弱。目前,每月80元的農村養老金對農民養老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016年已達 1.5 億,占人口比重為10.8%。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比重將超過30%。視覺中國 圖
人口危機將弱化社會創新能力,降低社會勞動生產率。創新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是實現經濟新常態的根本動力。青年是社會創新的主力軍,由于青年勞動人口急劇減少,將減少創新人才總量,嚴重弱化社會創新能力。勞動力老化也將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降低。

青壯年人口減少降低消費能力與影響內需。青壯年是社會消費的主體,老年人消費欲望和需求、消費能力相對較弱,一旦青壯年人口比重下降,就會降低整個社會消費能力,導致內需不足進一步加劇,很多產業就會萎縮,極大影響社會經濟轉型。當前,產能過剩除了與投資失衡外,也與20~44歲的青壯年人口見頂和減少密切相關。另外,青壯年人口減少及養老負擔增加,將導致社會總儲蓄減少,使社會總投資下降,弱化經濟增長動力。

此外,“娶妻難”危機拉開序幕,社會穩定面臨新挑戰。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即每出生100名女嬰所對應的男嬰數長期失衡,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個數值開始高出正常值,2008年甚至達到120.56的最高值。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別比為為118.06。2010年,0~19歲人口男孩有1.72億人,比女孩多了2210萬。2020年之后,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的危害將爆發,作為人口危機之一的“娶妻難”危機將率先拉開序幕。屆時,一成以上年輕男性將找不到配偶,社會將形成一個特殊的單身男性社會群體,這個問題易與其他社會矛盾相交織而引發社會動蕩。

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將嚴重削弱人口再生產能力。2010年,0~9歲女孩只有6600萬人,比20~29歲婦女的11300萬人少了近一半。后備育齡婦女大幅減少,將削弱未來人口再生產能力,威脅人口生態安全,嚴重影響人口可持續發展。

控制生育也給國防安全帶來隱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心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我們需要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但控制生育政策長期執行,造成了適齡兵員急劇減少,參軍意愿減弱,并且影響戰斗力。一旦有子女犧牲,其家庭難以為繼,勢必影響士氣,并帶來社會問題,這將影響國家戰爭意志。

未來面臨掉入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風險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門檻,是世界性難題,是一道坎。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50多年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13個國家和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產業無法有效升級、創新能力不足以及貧富差距大等。而房地產泡沫則放大了這些短板,疊加人口結構失衡之后,將加劇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難。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出現跨越之后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局面。

作為發展中大國,大量增加勞動力投入依然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人口結構嚴重失調,未富先少、未富先老,造成中國在現代化進程推進中,特別是在跨過中等收入之后由高收入邁向發達國家上先天不足,過早喪失了勞動力比較優勢,屆時既無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和資本優勢,又無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將呈現高端擠壓、低端擠出的發展困局。

從發達經濟體經濟成長來看,長期高增長不可持續。人是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勞動力的減少,就意味著財富創造者減少,因人口的劇變將導致中國潛在生產率大幅下降。中國經濟已進入下行通道。2012年起,中國經濟進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長周期,“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將繼續維持中高速。2023年至2025年間,中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至今,全球人口進入負增長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經濟增長能維持中高速增長

如果人口結構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處階段,比照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進程,無疑,2020年之后,中國經濟仍將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長期。但由于未能及時調整生育政策,中國在低收入階段就已出現高收入階段才會出現的人口結構嚴重失衡,2020年之后,中國經濟增長可能痛失中高速增長期,而直接進入中低速增長周期。“十四五”(2021至2025年)將再下一個臺階,進入5%左右的中速增長,2030年后將進入3%左右的低增長期。

雖然中國經濟增速在放緩,但目前6.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發展中依然十分亮麗,中國經濟仍然是全球發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始終穩定在25%以上。由于中國經濟體量已經較大了,中國經濟增長應從速度趕超型轉為質量效益型。

盡管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程中面臨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但是,中國擁有體制優勢,另外,經濟的韌性好、回旋余地大,又高度重視創新,實施了創新驅動戰略,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上具備未來進一步市場化、服務業化、城鎮化等潛力,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將在2024年左右跨過12000美元,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值得警惕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由高收入邁向中等發達國家進程中,也就是2024年后,由于勞動力尤其青年勞動力供給急劇下降、老齡化進一步加深造成經濟失速,進而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風險,即掉入后中等收入陷阱。

20~34歲的青年勞動力是中國勞動人口的主力軍、生力軍,也是創新主體和社會消費的主體,這一人群在2020年后將呈懸崖式減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間,每年將凈減1100萬人以上,到2030年只有2.21億人,將比2010年減少1.04億人,下降幅度達32%。

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第二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即在2050年實現人均GDP達30000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經濟需要在2024年跨過人均GDP12000美元之后長期保持3.7%年平均增長速度。但是,目前全球經濟年增長速度是3%左右,發達國家經濟年增長速度在1%-2%左右。2023年至2025年間中國總人口將出現負增長。至今,全球人口進入負增長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經濟年增長速度能較長時間維持2.6%以上。因而,中國要成功實現現代化發展目標的戰略任務將十分艱巨。

至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人口結構處于少子化即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變成發達經濟體。當前中國發展水平離現代化目標距離還甚遠,然而人口就已進入少子化,并且有由嚴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變趨勢。從人口角度上看,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將面臨著巨大挑戰

由于潛在生產率下降,疊加全球需求萎縮,造成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為了維持較高增長速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實施了比發達國家更寬松的貨幣政策。廣義貨幣量M2的余額由2007年末的40.34萬億元增加到2016年底155萬億元 ,增長了2.84倍,M2與GDP之比由2007年的1.57提高到2016年的2.08,高得離譜,是歐美國家的兩倍多,貨幣超發十分嚴重。依靠貨幣超發固然穩住了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產能過剩和脫實向虛問題,孕育了較大金融危機風險,弊遠大于利。

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較優解是嚴防像一些國家那樣經濟高增長后出現懸崖式急跌,追求經濟臺階下行幅度小一些、臺階周期維持長一些的務實戰略目標。如果無視人口結構的差異,盲目比照日本、韓國等國家地區經濟發展進程經驗,必然會造成對經濟發展形勢誤判,盲目樂觀,甚至為維持超越經濟增長潛力的經濟增速,透支未來發展潛力。這必然給未來發展帶來更大困難。

基本國情出現新變化,基本國策亟需同步調整

新形勢下,要與時俱進辯證地看待三個“不會根本改變”,即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 即使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也還存在這種狀況,但今后人口眾多,多的是老年人,少的是青年和少兒

甚至對未來而言,用人口眾多來描述中國人口已不合適了。目前,中國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國總和生育率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除2016年有所回升外,近10多來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4左右,這遠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發達國家水平1.7還低。中國人口負增長已難以逆轉。

當前,中國育齡婦女總量開始持續減少,特別是20~29歲活躍育齡婦女懸崖式急劇下降,2025年,20~29歲活躍育齡婦女比2015年減少40%,出生人口將回落至1000萬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將超過1100萬人。2023年至2025年間中國總人口將出現負增長。據預測,即使立即全面鼓勵生育,2100年中國總人口也將是在8億人以下。伴隨未來人口急劇減少,人口結構并不會得到優化,少子老齡化反而會更加嚴重。

少子化和老齡化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中國人口基本國情,使中國勞動力年齡結構、人口撫養比例、代際關系發生重大變化。

當前,中國正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并向服務經濟轉變,已步入少子化、老齡化社會。目前中國人口結構狀況的變化已經大大超越了生產力水平。基本國情也出現新變化,呈現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失衡新特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發達階段、中等收入階段就已出現在高收入階段、發達國家階段才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問題。

人口少子老齡化、人口增長率下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也超越了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

增加人口會多消耗資源能源,會給環境帶來一定壓力,但假若人口數量不有效增加,老齡化將加深,資源環境壓力將加劇。鼓勵生育將改善人口結構,增強社會活力和動力,提升經濟增長總量和質量,有效緩解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我們認為,基本國情呈現新特征,基本國策也要隨之跟著調整

當前中國資源環境的主要壓力來自于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不是人口增長。人口多是歷史形成的,已無法改變,但決不能矯枉過正。

傳統理論更多把人口當作社會負擔。但是,近幾十年來人類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全球發展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對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具有第一位的、決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產力、第一資源,而人才來源的基礎是人口。隨著出生率的持續走低和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負債也即將來臨,人口已經成為支撐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資源。

因而,要有效應對少子化、老齡化和“娶妻難”危機,確保實現中國夢,就要全面鼓勵生育,千方百計增加少兒數量,大幅度提高少兒比重,這就要增加人口數量。對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而言,當務之急是提高人口增長率,切實增加人口數量。現在和未來,中國都是人口太少而不是不缺。

全面鼓勵生育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實行控制生育的基本國策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早已實現其目標,完成其歷史使命在中國已步入少子老齡化社會,人口負增長日益逼近的態勢下,繼續實施控制生育的戰略與政策既不符合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又無益于百姓切身利益

當前,中國的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人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鍵在人。站在中國發展的新歷史方位上,我們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重新審視中國的人口問題,客觀分析新情況、新問題、新趨勢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視野和戰略眼光,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及時對人口戰略和政策作出戰略性抉擇,進一步完善人口與經濟社會政策,維護人口安全,確保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人口老齡化是人類面臨的新挑戰,緩解老齡化的根本途徑是鼓勵生育,提高少兒人口比重。進入21世紀,老齡化的國家紛紛大力鼓勵生育,甚至同為發展中國家的泰國,其人均GDP不到6000美元,比中國低得多,其少子化、老齡化程度比中國輕,近年也已在鼓勵生育,呼吁“生育救國”。但國際上鼓勵生育收效甚微,至今尚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2.1上。

過去二十多年,日本出現了“失落的20年”,其GDP總值目前的數據與20年前一樣,GDP占世界比重由1994年的峰值17.7%降到2014年的6.3%。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少子老齡化嚴重,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內需不振及財政供給壓力大。當前日本40%的財力花在養老上。而美國之所以能從金融危機中快速復蘇,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口結構健全。當前中國人口發展態勢已呈現低生育、少子老齡化加快的特征,生育政策如不盡快由控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極有可能步日本后塵。由于中國是在不發達階段就出現嚴重老齡化問題,將來面臨的問題,會比日本更嚴重。

全面鼓勵生育是最大的供給側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側改革。目前,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未來將呈現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曾經引以為傲的人口優勢正逐漸喪失,并成為今后發展的最大戰略軟肋。

為確保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中國人口結構改善目標的底限應是0~14歲人口所占比重由現在的16.6%調到18%,這是一條人口安全紅線,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萬人少兒。但全面二孩補償性生育量難以達到1600萬人。

為應對少子老齡化挑戰,中央先后實施了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目前二孩政策也已遇冷,2015年出生人口1655萬人,沒有如相關部門所預期的那樣增加200萬人左右,反而減少了32萬人。2016年出生人口僅1786萬人,只比2015年增加131萬人。即使根據衛生計生統計數據,2016年住院分娩活產數也只有1846萬人。都大大低于此前判斷。

由于活躍育齡婦女急劇下降,二孩的增加難以抵消一孩的減少,全面二孩效應2016年、2017年釋放后將遞減,2017年后出生人口將大幅回落。全面兩孩政策帶來的出生增長可能是曇花一現,出生堆積將快速釋放。從全國而言,全面二孩帶來的人口增量將難以超過1000萬人,這與有關部門預判的3000萬人相差甚遠。

無疑,全面二孩較獨生子女政策而言是個大的進步,但依據目前的態勢,或仍難以實現促進人口結構優化的人口發展戰略目標,難以改變高齡少子與低生育的人口格局。

此外,全面二孩仍然屬于控制生育,是社會發展舊階段的戰略政策。當前,社會發展已進入新階段,呈現高齡少子與低生育的新特征,發展戰略與政策也要相應調整。人口政策應與時俱進,要從控制生育走向鼓勵生育,鼓勵生育應成為新的基本國策。因而,全面二孩政策也只是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個臨時過渡,如果拉長實施時間,將耽誤時機,使人口矛盾積重難返。

當前,中國人口負增長已日益逼近。傳統的傳宗接代、多子多福觀念已蕩然無存,少生、優生已經成為主流價值觀。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日益增長,也讓許多家庭無力生育培養更多的孩子,尤其高房價、娶妻難等也使得許多家庭缺乏生育二孩動力,主動、被動只生一個,并且目前不孕不育的平均發病率為12.5%~15%,都造成低生育愈演愈烈,實現中國夢面臨后繼乏人的風險。在這種態勢下,如果不廣泛開展社會動員,深挖生育潛力,缺乏多孩進行補充,則中國的生育率將更加低下,少子化、老齡化將更加嚴重。

目前育齡婦女總量開始持續減少,特別是20~29歲活躍育齡婦女急劇下降,2020年、2025年將分別比2015年減少25.8%和40%,僅2020年將減少出生人口430萬人左右,屆時凈增人口將低于300萬人。如不盡快鼓勵生育,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20年、2030年目標及構建相對健全人口結構的戰略目標恐都將難以實現。

依《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我國內地總人口2020年設定的目標是14.2億人左右,2030年是14.5億人左右,總和生育率2020年和2030年均為1.8左右。

2020年設定的總人口目標是14.2億人左右,而2016年中國人口為13.83億人,這意味著從2017年到2020年這四年間,中國人口凈增長要達到3729萬人,平均每年凈增長至少要達到932萬人 。

全面二孩效應2017年釋放后,2017年后將遞減。與此同時,作為生育主力軍的20到29歲活躍育齡婦女數量會較快減少,對出生人口的影響將凸顯,因90%的新生兒是這個年齡段婦女生產的。2018、2019、2020年20~29歲育齡婦女將分別比2015年減少1480萬人、2158萬人和2938萬人,將分別造成出生人口減少220萬人、320萬人和430萬人左右。2018、2019、2020年凈增人口將分別低于500萬人、400萬人和300萬人,這大大低于2016年809萬人的凈增人口數量,也低于“十二五”期間凈增人口平均數674萬人。而2017年1至5月,全國住院分娩活產數為740.7萬人,較去年同期僅增加7.8%,則2017年凈增人口最大值也難以超過850萬人。這意味著2020年達14.2億人左右的目標將難以實現。

要實現2030年達14.5億人左右的目標會更困難。僅2025年,20~29歲活躍育齡婦女就將比2015年減少4400萬人,減少幅度為40%,這將減少出生人口660萬人左右,出生人口將回落至1000萬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將超過1100萬人。2023至2025年間,中國總人口將出現負增長,人口峰值在此期間產生,而不是2030年左右。

按二孩政策生育政策,即使鼓勵生育,將生育二孩夫婦的比重提升到三分之二,總和生育率也難以超過1.6。至今,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即便是大力鼓勵生育,都無法把總和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顯然,在中國,在二孩框架內,依靠全面二孩政策也將難以把總和生育率提升到1.8左右。

14.5億人規劃目標并不高,比十六大規劃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20年人口目標(15億人左右)已經低了很多。人口多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同樣,人口少了也難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僅放開二孩,或即使立即全面放開,自主生育,不推出鼓勵措施的話,也難以實現這些戰略目標。

由于生育觀念轉變及育兒成本提升,立即鼓勵生育,屆時出生主體還是二孩,人口峰值也難以突破14.5億人。鼓勵生育不會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數量的劇烈反彈,是因為中國育齡婦女已老化、后備育齡婦女急劇減少以及社會轉型對生育起較大制約影響。

人口已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短板,現在新增人口是未來的創新創業者、納稅人、養老金的供給者,現在多生孩子將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是在為社會做貢獻,社會要相應分擔養育成本,而不是懲罰

現在三孩及以上出生數只占年出生量的5%左右,全面鼓勵后,預計也難以超過12%。新形勢下,如果對這極少數群體繼續實施歧視和懲罰,將南轅北轍。全面鼓勵二孩已正在部署,把多孩也納入鼓勵范圍,將使鼓勵生育戰略政策更加完善,將開啟人口發展新時代,開創中國發展新格局。

特別是,由于多年來中國處于嚴重少子化,2030年之后,中國勞動力缺口在6000萬人以上,屆時中國的發展將面臨兩難選擇。如果拒絕引進外來勞動力,經濟將失去活力,陷入長期低迷;如果大規模引進非洲和穆斯林等地區勞動力,則又將造成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沖突,社會或將陷入動蕩。

與其屆時面臨兩難選擇,不如當前早作擇斷,擼起袖子加油干,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勵生育,進一步釋放生育潛力,提升人口增長率,構建相對健全的人口結構,以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必要的人口和人才支撐,并有效擴大內需,為發展提供新動力,維護人口安全。這是當前中國人口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全面推進深化改革的頭等大事。這是當代人的重大歷史使命,既是對子孫后代和全球發展負責,也體現負責任大國的情懷與擔當。

幾點建議

人口和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兩大基石,擺脫當前及今后發展困境必須標本兼治,必須抓緊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勵生育并舉。現建議如下:

一是將全面鼓勵生育盡快擺上議事日程進行研究部署。構建相對健全人口結構正與時間賽跑,現在每年有幾百萬育齡婦女喪失生育能力,如果等2020年左右,水落石出后才啟動鼓勵生育,則為時已晚,覆水難收,少子化、老齡化將更加嚴重。鼓勵生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建議中央盡早將鼓勵生育確定為新的基本國策。

二是構建新人口發展政策體系,劃定人口安全紅線。現有國家發展規劃遺漏了少子化水平這一人口核心指標,應予及時修正補充。要將0~14歲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18%劃為人口安全紅線,將該比重由目前的16.6%提升到18%列為發展規劃核心戰略目標。“娶妻難”危機已拉開序幕,社會治理要有應對預案,要有序引進海外年輕未婚女性緩解“娶妻難”危機。

三是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為《人口發展法》,廢止社會撫養費,立法保護胎兒生命權,保護婦女就業權益。

四是抓緊構建家庭養孩與國家養孩相結合的新人口再生產機制體制。把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提高對托幼扶持。對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由國家發放養育補貼,對家庭育兒等支出的稅收減免抵扣。把產假統一擴至10個月,并給男方1個月陪護假,對于用人企業增加的負擔給以相應減稅。對高齡產婦難產及畸形兒家庭,財政給以資助補助。住房回歸居住品屬性、民生屬性,購租同權,教育與房地產脫鉤。

五是開展少子老齡化和低生育國情教育,做好鼓勵生育的輿論引導。樹立新的人口發展戰略理念,樹立人口是最寶貴資源的觀念。

六是抓緊全面加快深化改革,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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