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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上百個退房申請,我看盡業主的心酸苦澀
原創 覃月 我們是有故事的人

- 職 業 故 事 -
而我反復體會到那些真正等錢救命的業主們的心酸苦澀。無數人窮其一生,背上貸款,掏空父母的積蓄,才能給把姓名印在房產局發的紅本本上。檔案柜里厚厚一疊的退房申請表,包裹著無數家庭背后的無奈和心酸。
”
21年年底,我主動離開了工作3年多的某龍頭房企,并未爭取一分錢賠付。
三年來,作為項目內控,我一直在負責回款督辦、退房流程處理、業績數據統籌工作,享受著行業一貫的高薪,也承擔著壓力、焦躁和不安。人資詢問我離職原因的時候,我無奈回復:“其實和公司無關,就是做這一行以后,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人生,想換個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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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項目內控,我大概處理了上百件退房流程。申請人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背后的無奈和不幸都大同小異。
20年,大部分房企還保持著熱銷的態勢,公司全年銷售目標也早早在11月底完成,處于“比較有錢”的狀態,并沒有把退房這件事卡得太嚴。
面對理由各不相同的退房者,處理機制是堅持勸服對方盡量不做清退,但很多客戶決心堅定,帶著全家姑婆孩子輪番來鬧,在網上發黑帖、去政府問政平臺投訴,等等。當時,房企在資本市場上游刃有余,房子退出來還能立馬賣出去,對于鬧個不停的客戶,一般都會妥協。
到了21年,情況就大有不同了。
限購、限價政策頻頻出臺,加上疫情的反復,售樓部時不時需要關停。好幾家龍頭房企舉步維艱,對退房手續的辦理也加倍嚴苛起來。不但要經歷漫長而瑣碎的流程,一級級領導審批,還要等財務的層層劃撥,往往一轉眼,幾個月就過去了。
退房大軍里,事業上需要資金周轉的生意人居多,因家人和個人感情放棄新家的購房者,也大有人在。
他們當中有人彬彬有禮,做好了請律師介入處理的準備,有人歇斯底里,堵門、打砸、投訴,抱著“大鬧幾次百事成”的心態,有人卑微到塵埃里,哭泣、下跪、哀求……
買房的時候有多雀躍,退房的時候就有多苦澀。
見識了形形色色的“退房”面孔,50歲的燕子姐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在兒子小濤剛滿三歲那年,老公車禍逝世。那時沒有遍布角角落落的攝像頭,肇事者逃逸,她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除了單位發了點微薄的治喪金外,再無其他。
燕子姐一人把兒子拉扯大,好在小濤爭氣,大學畢業后就考編成功,進了事業單位,雖然工資不高,但貴在穩定。后來在小濤的支持下,她嫁給了開鹵味店的老趙。老趙沒有孩子,對燕子姐溫柔體貼,做事也吃苦耐勞,三人就這么和和美美地過了幾年好日子。
她的朋友圈充斥著小濤的生活照和鹵味店的廣告,很少有自己的自拍。
轉眼小濤戀愛一年多,到了結婚的年齡,有了買房安家的渴望。燕子姐賣掉了自己的老房子,搬入老趙家,舊房子的房款加上小濤的存款,剛好有五十多萬,一家人一起張羅著,買了我們公司一套120平的四室新房。
簽約時,我第一次見到他們一家。小濤瘦瘦高高,眉目清秀,燕子姐雖然很瘦,眼角早都爬滿了魚尾紋,但精神頭很好,講話鏗鏘有力,老趙微胖,慈眉善目,全程聽著半路妻兒的話,只會溫和地笑著附和。
小濤搖號的手氣很好,優先選到了自己喜歡的戶型和樓層,算起來再等一年多,新房就會交付。
變故是突然出現的。
燕子姐在開盤后的第三個月,就匆匆跑來售樓部,聲淚俱下地懇求我們幫她辦理退房。小濤在一年一度的體檢中,查出了身患肝癌晚期。
燕子姐懇求我們盡快退房:“我和老趙都是快50的人了,小濤是我們唯一的兒子,我們等著這筆錢給他續命。”
同事們感嘆,小濤這么年輕,怎么會一查出來就是晚期?大家打開手機百度,才了解到肝癌早期一般沒有什么不舒服的癥狀,即使有癥狀也就是腹脹、消化不良、乏力、食欲不振,很容易和普通胃病、勞累、熬夜太多等表現混淆。小濤工作繁忙,大概也沒有過多留意自己身體的變化。
我們把辦理退房手續的各種資料清單拿給燕子姐,讓她回去先準備齊全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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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業慣例,業主患癌退房可以申請減免違約金,但需要準備一套完整的退房申請資料——三甲醫院開具的病歷證明、業主銀行卡、身份證、戶口本、首付款收據、定購協議、特殊退房申請表,等等。
燕子姐和老趙很快帶著全套資料再次出現。
我和財務同事安安心疼她的遭遇,指引她簽字、按手印,填寫好各種表格,這次她沒有哭,只是反復握著我們的手說:“拜托你們,幫忙快點退款,小濤還在ICU里,這是他的保命錢。”
一向話不多的老趙也紅了眼睛,趁燕子姐去洗手間的時候,才無奈地說道:“我們孩子就剩八九個月,現在做消融治療,配上中藥和靶向治療,不知道還有多久。他媽媽想給他做肝移植,還要檢查評估,都要花錢,求求你們給行個方便了。”
有了資料,我和安安加班啟動退房流程,錄入各類信息,等著一層層的領導審批。
退房流程要經過總部領導的確認,批復完畢大概要3-5天。一般情況下,領導們不會拒絕因癌退房的申請。公司之前有過因退房不及時,業主人沒了,家里人就找了一堆親戚來鬧,說是因為房款沒有及時退還到賬,耽誤了治病,張口就要求公司賠償幾十萬的案例。
這個期間,燕子姐和老趙每天都來找我們問進度,時不時還帶著自家的鹵味,雞爪咸香入味,牛肉鮮嫩可口。如果沒有這場意外,憑著老趙的手藝,一家人肯定會越過越好。
安安不忍心拒絕他們,甚至偷偷用手機把內部流程點開給他們看,到了哪位領導,還剩幾位,一個個給他們解釋。
好不容易等到所有領導批完,我們把單據打包給財務,公司每個月月底才開賬付款,我們和燕子姐解釋還需耐心等一陣子,她點頭答應,但依舊隔兩天就來售樓部和我們打聽是不是月底錢就一定能到賬。
終于熬到開賬日,燕子姐早上9點準時等在售樓部門口,但我知道,大概下午四五點后,平臺財務才會把錢劃撥到項目賬號上,我們勸她去照顧小濤,下午再來。可她笑了笑,拒絕了,一個人就這么孤零零地坐在大廳里,午餐買了兩個包子,快速吃完,又一動不動地坐著,守著這筆還在路上的救命錢。
下午5點多,五十多萬的首付款終于到了項目賬戶上。我們把在大廳坐著的燕子姐請進辦公室,安安對她說,只要過了5點,大額款項沒辦法一次性退出去,我們只能5萬一筆的退,要退個十多次,請她注意手機短信提示。
燕子姐聽完,什么都沒說,卻突然給我們跪下了,呢喃著:“謝謝,我替我兒子謝謝你們。”我和安安趕緊拉她起來,安排她坐在我們身邊,開始操作系統給她退款。
每當手機響一下,她的表情就柔和一分,半個小時過去,50多萬全部退完,天色漸晚,燕子姐內疚又小心地和我們告別:“謝謝你們,真的對不住害你們加班,飯都沒吃。”
她匆匆離開,大概是要去醫院續交ICU的費用。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她,我沒有她的微信,也不知道小濤后續的治療是否順利,只偶爾聽到當初接待她的置業顧問說,燕子姐的朋友圈已經徹底停止了更新。
我常常想起她在絮叨的懇求中說過:“有人說肝癌治不好,不如把房子保住,我們老兩口還有個窩,但你們沒有做過母親,你們不懂,孩子不在了我要這個房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我和安安在一次午餐中,又想起燕子姐,不禁感嘆:“母親為了兒子果然是愿意付出一切的。”
后來,我們越發慶幸,在21年第四季度來臨之前,把幾戶因病需要退房的業主全部做了及時的清退流程。
21年10月,公司宣布當年銷售業績指標還遠未達成,各個項目暫停辦理所有原因引發的退房申請,除非銷售已經找到了“下家”,退完立馬找客戶買入,才能特事特辦。
我從各種新下發的政策內,感受到了行業寒冬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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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林是在21年感恩節那天匆匆從杭州趕回長沙的。
記得8月最熱的那段時間,公司熱銷樓盤最后一棟開售,老林在眾多搖號者中手氣爆棚,選中了心儀樓層里最好的一套房,門牌606特別喜慶。很少有客戶一次性付清房款,所以我和安安對他的印象格外深刻。
老林大概45歲左右,已經開始微微謝頂,卻還是用發蠟梳著大背頭,拿一只當下流行的男款奢侈品手包,和大多數湖南中年男士一樣,喜歡抽煙、嚼檳榔,和我們吹他在杭州的餐飲業務有多紅火,兒子馬上要去國外讀書,一幅中年成功人士的做派。
沒想到,我們眼中的“暴發戶”卻突然從杭州飛過來申請退房。
老林的退房原因和我們過往所有的案例都有所不同,他在杭州買房,被騙了500多萬,妻子已經有了重度抑郁的表現,餐廳周轉需要現金,兒子馬上出國也要用錢,杭州現在的房子不能動,老林只能放棄長沙的房子,把原本這套給自己的“養老房”退掉。
我和安安給老林泡好茶,備好退房申請系列資料,請他說明詳細原因,好去和領導申請加速處理。
老林原來是體制內的公務員,妻子在朋友開的餐廳打工,兩人原本的生活并不寬裕,兒子出生后,夫妻二人就過的更加節省。
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來自一筆遺產。
老林唯一的姑姑膝下無子,在癌癥的折磨中過世,把名下的房產留給了老林。姑姑的這處房產屬于“老破小”,老林和妻子商量后,決定賣掉它,然后置換一套新的房子。
2018年初,他們就是在這場售賣中,認識了魏姐。
魏姐出生于70年代,是杭州本地人,唯一的兒子早就被送去了加拿大讀書、生活。老林回憶起第一次見面,她全身上下穿著各種名牌,保養得當,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好幾歲。講起話來非常自信,有氣場。
大概是被魏姐“杭州富婆”的外表和氣質征服,老林很快就把賣房這件事委托給了她。魏姐利用手上的資源,沒多久就把房子成功轉手,雖然略低于市場價,老林還是通過這筆本身就不屬于他的“遺產”大賺了一筆。
手續辦完后,老林夫妻和魏姐并沒有其他交集,僅僅是朋友圈互相點贊的關系。
直到有天,妻子突然和老林說,她從一個老板那里得知,魏姐手里有很多開發商的內部員工房,可以先買下來,等一兩個月漲價了,再更名賣出去,一次能賺100多萬。
老林當下挺懷疑:“賺錢哪有這么容易?”妻子卻說:“你想想,姑姑的房子賣出去了,咱們本來就是要給兒子買套新房,為什么不試試?如果賣不出去,咱們就自己住也不虧。賣出去了,就說明魏姐值得信任,咱們就可以再跟她合作的呀。”
老林想了下,這么操作也沒什么漏洞,就和妻子隔天拜訪了魏姐。很快在她手里選購了一套三房,交足了房款,魏姐承諾,兩個月內,絕對可以找到下一任買家,到時候房價漲起來,他們穩賺,而她只收幾個點的中介費就行。老林想著,真賣不出去,他就自己住,誰知不到1個月,魏姐就通知老林來辦手續。當初4萬元/㎡的房子,現在賣到了快5萬元/㎡,扣掉魏姐20多萬的服務費,老林賺了60多萬。
夫妻二人開心極了,剛好恰逢妻子工作的餐廳老板要撤店回老家,兩人一商量,就把店面盤了下來,繼續做餐飲。
雖然受疫情影響,老林的店停了大半年,但杭州疫情好轉后二人把業務放在外賣上,也算起死回生,每日有穩穩的進賬。后來,妻子還通過魏姐購買過一次公寓,同樣也是屬于“員工內部更名房”。
21年6月的時候,老林和妻子手上有了500萬的現金,他們想著再找魏姐投資一把。見面的那天,魏姐開的是勞斯萊斯,比去年還要顯得貴氣逼人。
夫妻兩人把錢打給魏姐指定的交易賬號,魏姐說時間太緊,合同后補,就洋洋灑灑的手寫了一張收據。照舊承諾,大概2個月內把房子轉手出去,但如果老林他們愿意放的久一點,收益也會更多一些。老林當時沒有意識到,這種方式賺錢的前提是——杭州的房價持續漲,哪怕漲幅不大也會穩賺。
沒想到在他們交錢不久后,杭州出臺了“8·5”新政,傳遞出三重信號:提高落戶和社保門檻,精準打擊投資、投機購房需求;持續參與杭州發展建設的人群,可以得到優待,共享城市紅利;弄虛作假的購房者,將被嚴厲處罰。
外地人購房的資格被卡了,房價應聲而落。魏姐此前購買的大量房源,全部“死”在手里,來不及按以往模式——用更高的價格出售。等老林得到風聲跑去魏姐店里的時候,發現店面已被查封。
老林從其他投資客處得知,21年這一年,在魏姐的操持下,某個樓盤一共有1348戶,去年10月底才開始交付,卻有高達171套成交,換手率12.7%,諸如此類的樓盤還有好幾個。而目前板塊內二手房掛牌價已出現每平方米比原來跌了快2萬元的大幅降價。魏姐還用一部分投資客的錢去做了其他的生意,并沒有實打實的買房進來。有人說她還在澳門投了賭場,有人說她在放高利貸,大家都無從分辨真假,只知道自己的錢估計是拿不回來了。
老林說著也不禁紅了眼:“我們不是貪得無厭的人,只是想著炒最后一次,給兒子賺點學費就不搞了。”
后來,網上關于魏姐的各種報道和小道消息鋪天蓋地,而魏姐本人已被刑事拘留。那個時候,諸多投資客已經意識到,整個房地產行業的凜冬已至,就算是在房價一直穩步增長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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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魏姐“進去了”,但老林的日子還得繼續過。
妻子因為這件事,變得郁郁寡歡,餐廳也無心經營,兒子馬上出國也需要錢,老林只好馬不停蹄的找我們申請退房。
我們告知他流程的步驟和審批的時效,老林表示理解,先飛回杭州安撫妻兒。
年底公司銷售、回款壓力很大,老林的這筆款項,雖然流程完結,財務卻一直遲遲沒有劃賬到項目賬戶。轉眼半個月過去,期間老林雖然沒有來項目現場鬧事,卻在家里人的指點下,投訴了市場監督局和住建局,也請了律師發函。
又過了一周,老林匆匆從杭州飛回長沙,找到我們的項目負責人說:“真的不騙你們,我老婆情緒已經不正常了。”他給我們出示了杭州某醫院開具的精神鑒定書,老林的妻子已經確診重度抑郁。
我和安安把具體情況再次匯報區域財務總,財務總回復:“目前我們的現金流已經收緊了,所有款項會優先支付工程款,保證項目正常的運轉、交付。本來就是違約退房,這事兒要報總部特批,雖然,我也為他們家的情況感到遺憾。”
12月下旬,老林再次來到售樓部找到了我們,他新增很多白發,聲線嘶啞地告訴我們:“我妻子已經有幾次自殺傾向了,她昨天和我說,如果要不回錢,她就去跳樓。”老林給我們播放了他偷偷錄制的視頻,他的妻子在病房內哭得歇斯底里,一邊叫罵,一邊捶打著自己的身體,看得出,她已經完全奔潰了。
我和安安只好再去求財務總,大約是牽扯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生死問題,最終領導暫緩了另外一筆款項的支付,這才把老林的購房款打到了林太太的賬戶里。
從這件事里,我察覺到公司每況日下,各類款項的支付都在受限,但在資本和道義面前,領導們還是做出了有“人情味”的抉擇。
隨著行業寒冬的徹底到來,從22年1月起,公司叫停了所有退房申請,無論背后有什么理由。同時,很多業主也不再敢退房,傳言某些房企,清退了業主的房子再次售賣出去,可遲遲故意不打款給業主,等業主耗盡全力打贏官司強制執行,快的也要大半年,大家都怕“房財兩空”。
而我反復體會到那些真正等錢救命的業主們的心酸苦澀。無數人窮其一生,背上貸款,掏空父母的積蓄,才能給把姓名印在房產局發的紅本本上。檔案柜里厚厚一疊的退房申請表,包裹著無數家庭背后的無奈和心酸。
這一年來,不止房地產行業經歷寒冬,疫情席卷各地,但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棄任何渺小的希望。
只要人好好活著,總有安家的那一天。
原標題:《處理上百個退房申請,我看盡業主的心酸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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